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书对“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全书内容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及框架建构；二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战略环境研究，包括澜湄区域合作的历史基础、动力机制、现实条件、推进障碍及他方行为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等内容；三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案

本书为《国际关系评论》2023年的第二辑，收录了特稿、情报史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书评、稿约启事五部分，包括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大国战略相持及其启示——以英美霸权转移和美苏争霸为例；华德事件与美国对中共外交政策选择（1948—1949）；“帝国铁路”与19世纪英国对印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初探等。

历史上黑龙江这条河从内河演变为界河，在中俄关系史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见证着中俄关系的曲折变化。界河黑龙江曾是中俄（苏）两国利益碰撞的前线阵地，边界的属性明显，是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界河黑龙江在中俄（苏）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为两国直接合作提供平台，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的河流属性得到重视，双边涉水合作不断扩大和提升，界河黑龙江逐渐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中俄关

本书为《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的续篇，在整体爬梳近三十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的基础之上，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采访各地文史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莱州府段），较为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本书从丝路地缘环境切入，对丝路绿洲地带、丝路草原地带、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等三个不同区域展开深入研究，旨在梳理丝路不同地带的商路或古道、驿站或古都等的地缘环境变迁的内涵、方式，分析丝路不同地带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的规律、特征，以及廓清中国西部周边地区间在辟路交往、靠路发展、借路繁荣的文明成长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等，为建设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近年来，中欧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无疑首先与欧洲自身的变化有关。欧洲还重要吗？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欧洲地位和影响力的持续讨论。其次，欧盟对华认知和定位发生变化，中国被看作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以及所谓制度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最后，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欧洲的对华政策是随美起舞还是与美国拉开距离成为世界关注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