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

本书清理了媒介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媒介的角度为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终极的“物质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媒介与符号、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尝试建构了新的文学史观，分别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重新进行了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得到了不同于以前的分期结果。本书对中国诗歌体裁的演进原因及路径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推动文体发展的本质力量，提出了“乐诗”、“文诗”的新文类。

本书通过运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克服中日学界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研究的作家论和作品论的“形而下学的缺陷”，以社会转型的视域作为研究切入点，将日本无赖派作家的叙事艺术内涵和文学批评建构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系统地对各个作家作品的文本进行解读，分析不同无赖派作家的叙事主题、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策略等叙事艺术内涵，解析其叙事特征和文学思想，进而论述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批评话

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古典白话小说中所谓的“无事之文”，即在整个故事的叙述框架中看似“赘余”的“闲笔”。这些“赘余”笔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以认定与主干的故事情节不发生因果联系的枝节性叙事，另一部分可以笼统的概括为一些琐屑的指涉、叙述者介入对叙述造成的干预。本书以《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为例，说明中国古典小说通过是如何将多重事件与人物活动错综并置以模拟真实生活的共时性（synchron

本书聚焦于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即古代文学中的文史互动，包括诗歌与历史的互读、历史与小说的互渗、历史与文化的互融等专题，涉及文史领域的重要体裁如咏史诗，经典作品如《三国演义》，重大事件如荆轲刺秦，并收录了与柯马丁、钱南秀、艾朗诺三位教授的对谈。在搜集英语世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大部分是新世纪以来、尚未被译成中文的论著）的基础上，结合海外汉学的发展，阐述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史互动的最新研究方法和视角。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本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照新世纪的拉美小说，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评述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其重要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全书分为：文学“爆炸”一代作家在新世纪取得新成就，文学“爆炸”后的一代作家做出的新贡献，爆裂派和麦康多派作家的创作，异军突起的新一代不可小视的文学造诣和其他作家的小说创作等章节。在体例上，本书类似一部新世纪的拉丁美洲小说史，所占材料丰富、翔实、新鲜，既

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是意识流小说家，又是卓有成就的散文随笔作家。知识贵族的出身、独特的经历、作家的禀赋、对阅读和写作超乎寻常的热爱和捍卫，成就了既是“普通读者”又是文学批评大家的伍尔夫。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既包括有关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又包括阐释文学理念及有关文学话题的随笔。本书以其“普通读者”的阅读立场为切入点，从“普通读者”的成长、不同视角中的“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文学世界、深度解读中的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元与中唐文学群体研究，主要侧重于元的文学活动与士风、贬谪生活以及与政治事件的关联。第二部分则是元文学交游考论，主要侧重于元文学交游空间的梳理，并考察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情况。最后一部分从文学接受史角度寻索元稍的文学家形象与士人形象的关联性。根据接受状况考察元稍乐府诗与元白并称、元白优劣的关系，而后集中于元形象的传播与接受的探讨。

吴芳吉（1896—1932）是20世纪初期的著名诗人，其所开创的“白屋诗”独树一帜备受瞩目。本书以中西文化交汇的变动时代为论述背景，以理学的现代传承为切入点，梳理了儒学对吴芳吉文化观念与诗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作者运用文化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还原了吴芳吉的“儒者”身份，呈现了文化重建过程中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复杂关联。本书既有专题人物研究的深度，又有折射文化转型的广度，为全面理解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