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高点

先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即设立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军队，政府组织通常是最完善的了。政府很容易运用现有的组织模式（通常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另外设立负责管理投资和生产的部门。其实，列宁在1922年的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指出了这条道路，他宣布国家必须控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即他所说的“制高点”。不过，这是在为其新经济政策作辩护时提出的，而新经济政策主张给农民和商人更大的自由，有点讽刺意味。

有些经济体依靠国有企业的巨大贡献而变得富裕，比如法国，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且不说经营复杂的企业，政府修建学校、道路和大坝等项目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动机并不是高效利用资源，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上层建筑有效运转，从而为公共安全、市场运行以及履行合同等私人活动提供保障。这意味着政府要保持中立立场，要透明地使用权力，而不能出现权力寻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员的收入应该来自其长期的政绩、职位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知识，而不是来自滥用权力。换言之，他认为缺乏金钱激励符合官员工作的性质。

此外，由于很多政府活动的表现不好衡量，政府官员通常没有金钱激励，因此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将精力放在那些易于衡量的事情（比如，处理的文件数量），而不是有用的事情上（比如，决策的质量）。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有很多。如果组织内部补偿机制差异化过于明显，那么成员之间可能会出现摩擦和嫉妒，这将很难处理。所以，即使在执行可以衡量的任务时，比如进行一个任务明确、时间明确的项目时，政府官员也不会获得过多的金钱激励，这不足为奇。结果，政府项目往往耗时太久，负责人也缺乏灵活性。因为这种灵活性意味着政府官员要发挥主动性，而这可能有悖于某项规定。

激励不足导致了组织内部的低效，同时，由于政府是垄断组织，只要纳税人还可以纳税就不必担心资源不足。激励不足，加上缺少竞争，导致政府在进行本该属于私营部门的活动时，效果往往很差。比如，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国营的电话系统因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安装一部电话居然需要等待长达6年的时间！有的公司还专门聘请人负责拿着电话听筒几个小时，直到拨通为止。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有企业带来发展的例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发展很快，而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大萧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日本固然为韩国等东亚其他经济体树立了榜样，苏联也以其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尼赫鲁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树立了榜样。不幸的是，效仿苏联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苏联官员的动力来自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另外还有一种恐怖的氛围加强了他们的动力，即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就会遭到搞破坏的指控，甚至可能会被判死刑。在这种氛围下，官员的精力异常充足。然而，这种激励不会持久，热情变成了愤世嫉俗，恐怖也逐渐蔓延。

此外，即使国有企业的激励措施能够持续，长期来看，在国家经济实现基本的自给自足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增长最终不仅需要更多钢铁，还需要更多的详细信息，比如需要什么级别的钢铁，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以及哪里需要等。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认识到，这种信息分散在社会中，存在于全国的钢铁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这些信息可以被计划部门所获取，但是如果把个人的具体感受转化成冰冷的数字，就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且，报上来的数字可能因为人的不同动机而被扭曲，比如，消费者想隐瞒需求量，希望加大产量，进而降低价格，而生产者希望降低生产指标，进而减轻压力。

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市场价格可以在不受组织缺陷或偏好影响的情况下搜集信息。比如，不同级别钢铁的价格每天都在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有时也会根据有组织的交易来变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写报告，而是通过他们期望的买卖价格来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些价格反映了他们对市场前景的独立见解。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官方的要求，而纯粹是出于私利的动机。无论这些信息质量如何，无论是否对某些人有害，只要市场还在运作，价格变动就能帮助搜集这些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总之，确实有一些运转良好的国有企业。但运转最好的那些企业往往会远离政府那套规则、程序以及干预，除了所有权归国家之外，一切都遵循私营企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