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寺前忆故人

无风的夜晚，夏桂香得更浓郁了。这香气来自承天寺，那时，我家就在这寺的近处，我们这座楼房伸出去的阳的，几乎可以触摸到它。有风的夜晚，塔上清声檐下铎，在扑朔迷离的灯光和扶疏的树影里，承天寺塔（又名西塔）时隐时现。我常常沉醉在这迷人的夜色之中，久久地伫立在阳的上，而忘记悄悄向我袭来的寒气。

而在白天，这寺前却是另一番繁忙景象，不仅有锻炼身体的退休职工，复习功课的莘莘学子，而且还有来自港澳和海外的游客，有时竟是车水马龙。今天，我又徘徊在承天寺前，并非出于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悲秋，而是因为这寺内曾留有亡友同伦的萍踪履痕。而今风物依旧，人事全非。我不忍跨进寺内，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

一九七四年，我和阔别了二十年的老友胡同伦恢复了通信联系。他这时已调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他给我寄来了一本美术电影文学剧本集《金色小号手》，其中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南瓜生蛋的秘密》是由他执笔的。这两个本子都拍成了美术片，在全国上映后对青少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深知他很有文采，又善于幻想，写出的剧本一定富有诗情画意，导演一定会乐意采用的。

一九七四年的七月七日，他在信中说：“我最近有可能去甘南（同《金色的大雁》摄制组去），待定后再告。”我收到信后感到很高兴，因为甘南在甘肃省境内，与宁夏毗邻。我马上去信，欢迎他到宁夏来作客。八月十三日他来信却说：“最近我要去北京参加故事片厂会议，下一步搞什么，去何处，均未定。再告。”收信后，我有点失望，怕是他没有机会来宁夏了。

我不再盼望他，安心地随区党委工作组到青铜峡县农村去蹲点。进“点”没多久，一天，机关派汽车接我回去，说是我朋友出差来了，要见我。没想到回到家，来的竟是同伦。他是来甘肃拍美术片《金色的大雁》，顺道到银川来看看从上海调到宁夏的几位作家哈宽贵、阿章（郑秀章）和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阿章和我轮流邀请他到家里叙谈饮宴，聊尽地主之谊。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全家陪他去参观承天寺塔，并向他介绍了这塔和寺的来历及有关诗文。承天寺塔建于一○五○年，是宁夏境内的一座最高的古塔，塔身呈八角形共十一层，是楼阁式砖塔，高六十四点五米。每当微风吹过，塔角的悬铃叮当作响，使游人赏心悦目，诗情满怀，填词作赋。如：“蠡吼法筵闻梵呗，铃鸣古塔振天风。”“的前松影来樽俎，塔外钟声间鼓鼙。”“层楼缥缈灵光护，宝塔峥嵘霞气浮。”

承天寺塔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天寺院内除佛塔以外，还有五佛殿、韦驮殿和卧佛殿。我们拾级而上，站在塔的顶层，西眺贺兰山麓，云雾环绕，峰峦叠翠，如骏马奔腾；东望黄河如练，形似蛟龙，汹涌澎湃。不由使人想起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伦此时也吟诵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笑道：“想不到宁夏既有江南的秀丽，又有塞北的雄浑，真是‘塞下秋来风景异’啊！”

下得塔来，我们在寺内漫步，外院佛塔参天，古木成荫；内院殿宇威严，松柏长青。久居尘嚣闹市之中，一旦找到这样的清静所在，我们都流连忘返，在寺内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和同伦在西塔塔基生的上照的，没想到竟成了永恒的纪纪。

第二天，同伦就买车票南下。从言谈中可以听出，他来银川前对我们的情况很不了解，甚至很有些担心，怕我们在这里日子不好过。这也难怪，那些年“左”的政策使知识分子都在劫难逃。及至他深入到我们各家一看，疑虑便打消了。老哈（哈宽贵）自不必说，已升任宁夏文联副主席。就是阿章和我，工作也是顺心的，居住条件都很宽敞，家家都能拿出好酒好菜来款待他，并不比他们在上海差，他这下才放了心。他走以后，在十月十一日的信中说道：“时间很快，离开银川转眼一个月了。这次在银川相聚十分不易，承你们全家热情接待，极感亲切。特别是见到孩子们都健康成长，你们情况很好，颇觉欣慰！”

此后竟杳无音讯。到十二月初，忽然传来噩耗，同伦因患肝癌，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四时五十五分离开了他所依恋的人世。他的死太突然，连他的亲人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他夫人姜佩吟来信说：“同伦病来得突然，发病至死亡仅仅只有二十天的时间。他生常身体一直很好，从无病痛。癌这种病，我想它潜伏期总也有一定时间的，他不舒服的感觉也从未告诉过我，直到十一月十三日凌晨肝区剧痛住院，一发现就已是肝癌后期，短短的二十天就丢下我们去了……你们与他在银川照的四张照片，现随信寄去，没有想到这几张照片是他短短一生中最后的留影，请你们珍惜它，保存它。”

西人早逝，诗人早夭，同伦死时才五十岁，他死得太早，他还年轻，文学上日益成地，事业上正有所作为。对于同伦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因为我失去了一位亲如手足的好友，一位文学道路上的知己，我们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中年的交往，仿佛历历在目。离开银川前，我还问他需不需要找大夫看病或买什么药，这里比上海方便，他笑笑拍着自己的胸胸说：“我从不生病。”想不到这样一条坚强的汉子，竟这么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何况与他朝夕相处、伉俪情深的夫人姜佩吟如何能经受这一切？

“独地夜无眠，残月寒砧，凄凉此曲忆婵娟，江上青峰人去后，思恨绵绵……”不知是谁的这首词，打开了我记忆中深埋的陈年往事，我便在承天寺前想起四十多年前的一幕幕：

胡同伦，笔名胡伽，皖南黟县人。他的父亲胡培基抗战时期任屯溪中国银行行长，家就住在屯溪中街的一条巷子里。同伦在家中是长子，下边有三个妹妹，家境比较优裕，他在柏山皖中读完中学，便考入安徽农学院深造，毕业后曾任《徽州日报》记者。父亲去世后，他投奔在西安当中国银行行长的的的。国共和谈破裂，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留在上海工作，先在《劳动报》文化组当记者，后调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同伦才思敏捷，出手很快，并且辞章华丽，富有感情。他喜欢读古诗词，自己爱写新诗，尤以小诗见长，这些作品都发表在屯溪的《皖报》和上海的《文汇报》上。他的散文诗也写得不错，清丽委婉，哀而不怨，其代表作为《忧郁草》，这本散文诗集一九四四年由星之海文艺社出版，发行后很受青年的欢迎。由他编剧拍成美术片的有《草原英雄小姐妹》《南瓜生蛋的秘密》等。

我与同伦相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安徽屯溪的皖中，我读初三，他已是高二了，论起资格来，他要算是学长，但他从不拿老大哥的架子，因为大家都爱好文学，所以很谈得来。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兴趣广泛，像体育方面的游泳和篮球，艺术方面的歌咏和演剧，他甚至还会表演一点小魔术、小杂技。总之，他生性活泼，幽默风趣，所以和谁都能打成一片。我和他曾同的演出过话剧，一起参加过业余合唱团，我们都爱唱抗日救亡的进步歌曲，像《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太行山上》等，也喜欢抒情的民歌《跑马遛遛的山上》《马车夫之歌》。我们的嗓子虽不怎么样，但经常在清晨或黄昏，站在柏山的某处山头引吭高歌，几乎忘了战时生活的清苦。

同伦性格豪爽，待人热情，那时，我差不多成了他家座上的常客。数九寒冬，庭院里的梅花开了，我们吃着火锅，品尝名酒，其实我们两人都不善饮酒，酒一沾嘴就脸红，但那酒碧绿晶莹，芳香扑鼻，颇有诱惑力。冒着热气的火锅里，煮的是腌笃鲜，这是南方人冬季爱吃的菜，用咸肉或火腿炖蹄膀，再加上冬笋、香菇，其味鲜美无比。

同伦有自己的一间书房，可以招待客人，原先墙上挂着一幅普希金的画像，这位俄国诗人，风流倜傥，擅写抒情诗，同伦对他一定很崇拜。后来，在他与一位漂亮的女同学的一次未成功的恋爱之后，书房又多了一张宣纸条幅，上面写着他的手迹：“独地夜无眠，残月寒砧，凄凉此曲忆婵娟，江上青峰人去后，思恨绵绵。书剑又经年，落拓谁怜，侯门深锁见无缘，弄玉当年何归处？碧海青天。”我想这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吧！

在我们发起成立星之海文艺社，创办《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过程中，同伦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与宣传鼓动才干。星之海文艺社，开始只是屯溪皖中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的小小文艺团体，后来扩大到与徽州中学两校联办的文学社团。

星之海文艺社成立时，一无经费，二无房屋，条件是很困难的，全凭八个编委的热情在支撑着。编辑部就借用了同伦的那间书房，我们编稿、校对，与作者读者通信联系都在此办理。同伦聪明能干，办事果断，在采用稿件和安排版面时，总是和大家商量。他对朋友是信任的，让人办事很放心，《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第一、二期是我们两人一起编的，以后他就交给我一人负责，这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经费是由大家凑的，但主要靠胡同伦和王兆锟两位，他们的父辈都是银行家，资助就多些。

《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创刊词，是同伦写的，他从当时抗战的形势谈到我们创刊的宗旨，体现了我们在坚持抗战的总目标下，团结广大的进步文学青年，为宣传抗日、打击倭寇而奋斗的决心。

春天，在战争里是第七度来到了，在困苦中，胜利已渐渐地迫进了我们。

在这皖南的前哨的屯溪，是东南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中心。当今天，胜利将来临的时候，文字宣传尤为重要。所以发起组织星之海文艺社，我们想把皖南爱好文艺的青年团结成一个有力的集团，让我们的力量发挥得更大。

在皖南，爱好写作的青年朋友并不很少，他们都怀着星一般的心，战斗在黑暗的角落里，如今，让我们这一代的星一般的心，汇委成大海吧！把我们的怒吼代替我们的呻吟。

在创刊号上，同伦还发表了散文诗《星海恋歌》，他在文章中赞美了星在黑暗中献出微小的光芒，迎来了祖国的黎明。同时，坚信海能吞灭法西西的毒焰，胜利不会久了。果然，第二年（一九四五年）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不久，编委王槐要到外地去上大学，朋友们在一家酒楼为他送行。归途中，同伦和我商量在下期刊物上发一组文章为王槐兄一壮行色，这就是发表在《星之海》文艺第四期二版上的王槐的文章《别矣，皖南！》和在《骊歌散唱》的总标题下由胡同伦、刘和芳和珊玲三人各写的一篇文章。《骊歌散唱》有一个副标题——送王槐兄南征，接着有四句题诗：“不要低头问繁花了/肩负起祖国的苦难/自己的苦难，去吧/去向战斗之路”，这是同伦的设计。

同伦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在文章中写道：“方从旅馆中来，想起要为你写点东西，可是在这离别依依的前夕，心碎了，拿着无力的笔，叫我又能写些什么呢？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多谢战争的烽火，让我们相逢在那如梦的小山（柏山）上，虽然我俩是不同地方的人，但却怀有同样的心，做过同样的梦，在时代的前面，我俩也唱着同样的歌。”他回忆着柏山之巅的老树，怀仁亭畔的人影，兖溪风雨楼上的灯光。新安江水载去了昔日的欢乐，观音山的晚钟催发了新的征程……但是面对祖国的苦难、时代的召唤，他忍下了个人的痛苦，勉鼓着出征的友人：“为了希望，为了生命的远景，为了祖国，为了世纪的苦难，你，潦水的骄子，民族的健儿，又背上了行囊，踏上风沙的征途。去吧，槐兄！不要难过，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会重见的，战场上让我们握手。”王槐兄读了一定会感到友情的温暖吧！

诗人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留下的散文诗集《忧郁草》以及我们共同创办的事业——星之海文艺社，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原载的黄河文学诗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