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从出现到消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二元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必然伴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进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

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虽然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态势，但是，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定期发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人口预测报告。因此，一般读者通常不知道人口变动的趋势，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在2040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届时人口总量为16亿。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不了解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的现实，以致不愿意相信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对于人口转变格局与趋势的认识，将有助于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正确理解，更是旨在挖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潜力的相关政策的决策基础。本文将说明，人口转变具有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的时间重合，进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我们尝试从理论和国际经验角度论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利用统计结果描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经济增长的人口引擎

学术史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是英国人马尔萨斯，而他则以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关系而著称于世。他关于食物以自然级数增长而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人口增长最终导致贫困和饥荒的论断，是否认技术进步可能性的典型代表，既作为马尔萨斯式低收入均衡陷阱理论的基础流传至今，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自始至终被那些相信技术进步的经济观点当作永恒的对立面，遭到旷日持久的批评。

然而，即使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越来越遭到广泛的批评，马尔萨斯理论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马尔萨斯模型终究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概括，可以成为与解释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刘易斯模型，以及解释西方式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并列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其次，该理论可以说是开创了把人口作为与经济增长之间内生关系的先河，在方法论上是值得继承的。

不过，归根结底，马尔萨斯式的增长，即使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也较少能够找到对应的例子了。例如，在18世纪初即大约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分别是2095大卡和1657大卡。而在2007年，非洲国家平均每天的热量摄入量为2462大卡，而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也为2162大卡。因此，把马尔萨斯的结论用来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人口与经济关系，显然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当代主流学者并不把人口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并且，世界经济统计则显示两者之间甚至更多的是正向的互相促进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因素众多，绝非仅仅人口因素。例如，在捍卫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先后找出上百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尝试揭示经济增长之谜。对于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以及高收入国家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尤其需要避免以人口因素来进行解释。同时，这里我们也暂且撇开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反作用，而仅仅关注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做出以上假设的条件下，从人口红利的理论出发，不仅可以做出上述关于两者关系的假设，而且可以从经验上得到检验。

早在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文章发表之前，自然也是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之前，人口转变理论的成熟形式已经公开发表。汤普森最早区分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随后有人又划分了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但是，由于当时的文献都没有做出关于生育率下降的标准理论解释，所以，人口转变理论之父的称号被授予了诺特斯坦。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刘易斯注意到人口学在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但是，刘易斯本人在其文章中不乏类似的人口学假定。在定义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门农业时，他解释说：“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小或等于零”，因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里所隐含的就是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外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高出生率的惯性，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又由于农业是初级的生产部门，所以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被积淀在这个部门。

理解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逻辑关系的关键，是理解人口红利的产生和获得的机制。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因此，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换句话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变化之后，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因而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上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的）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上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的）稳态水平上。相应地，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各国在历史上GDP的年增长率起伏极大，幅度竟在-51%—106%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的复杂性，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只观察GDP增长率介于0%—10%之间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的曲线。因此，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的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关系，在图1中画出了GDP增长率的拟合值，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图1直观地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形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 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一旦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上都确认了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一般地认识人口学所认识到的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经济学所确立的人口红利获得过程，进而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的获得与消失。

二 中国特色人口转变

1957年，当马寅初教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时，他所依据的是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过快的人口增长率。马寅初正确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但是，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他尚未能够运用人口转变的规律预见未来的人口增长率趋势。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早期的人口变动经验，人口学家总结出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变化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相对应，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对应着一定的经济发展、健康和卫生条件改善，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高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则是在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达到的，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低自然增长率。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既完全遵循也充分印证了上述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转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剔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非正常波动后，主要表现为在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过快。相应地，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高达6的水平上（见图2）。

然而，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生育率下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倡以“晚、稀、少”（即提倡晚婚、生育间隔和少生优育）为目标的自愿性计划生育，直到80年代才形成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随后逐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得到越来越严格的执行。然而，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发生在1970—1980年期间，即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从5.8下降到2.3，共下降了3.5个孩子数。而以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4作为参照的话，1980年以后总共才下降了0.9个孩子数。

国内外普遍把中国的人口政策简略地称作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并不十分准确。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生育政策的具体规定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有所区别，总体上看，农村宽于城市，西部宽于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宽于汉族。近年来，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为1.4，而按照现行生育政策，从全国总体上看，政策允许的生育率为1.47左右，实际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大约为60%。

一项计量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都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三个变量在不同的时期，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生育率下降影响日益增强。

按照人口学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总和生育率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即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阶段。中国政府从国情出发，把1.8的生育水平作为判断生育率高低的基准，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坚持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这个水平。不过，在坚持认为总和生育率为1.8近20年之后，官方静悄悄地放弃了这个生育率的说法，也就是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多年已经低于1.5（见图2）。

相应地，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关于生育率水平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在人口转变进程上，已经超过了它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2010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剔除最不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而中国为1.4，无可争议地被列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官方和学术界也尝试探究人们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换句话说，在进行政策评估或者政策调整的决策时，人们希望知道，目前的低生育率究竟是政策约束的结果，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约是1.7个。具体来说，在1997年、2001年和2006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出的期望孩子数分别为1.74、1.70和1.73个。这个水平不仅大大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也显著低于1.8的官方期望水平。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这个事实验证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关于人口转变规律所取得的学术共识：三个主要人口转变阶段的依次更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中国人口转变也是颇具自身特色的，中国所面临的政策选择也与众不同。中国人口转变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人口转变的速度快，第二是国家政府对个人生育的强制性干预。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

例如，与几个主要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中国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少用了一半的时间。历史上西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以总和生育率为指标），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子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个左右，用了约75年的时间。与其相比，中国所花费的时间不到30年，仅为以上比较国家的1/3。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式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又并非独一无二的。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

生育率的下降及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相应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如图3显示，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倒U字形曲线处在长期下滑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倒U字形曲线，在一定时间内处在其上升阶段，其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收获人口红利。

三 分解中国经济增长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可以得到统计印证。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表现在经济增长源泉的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储蓄率即固定资产形成与GDP的比率就非常高，改革时期继续提高，近年来达到空前的水平。1995—2010年期间，该比率的名义值从32.9%提高到69.3%，提高了1倍多。而如果分别对GDP总量和固定资产形成额进行价格缩减的话，由于GDP的缩减指数大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则该比率的提高幅度会更大。因此，在分解经济增长源泉时，这个因素表现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之中。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了明显的同等素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优势不仅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和工资成本低，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素质较高。例如，200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印度高33%。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因此，劳动力的丰富与素质双重优势，使中国得以长期享受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的增长贡献。

再次，因农村在人口转变上滞后于城市，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改革时期大规模转移出来，创造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如果把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做进一步的分解，则可以把这个贡献部分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解出来。较早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1978—1998年期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而在这种分解后所余下的未被解释残差（可以被看作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仅为3%。

最后，其他因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红利贡献，即上述几种变量未能囊括却又与人口红利有关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变量，可以将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看作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来源于纯粹消费型人口（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与生产型人口（15—64岁）所占的相对比例，因此，在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关于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计量分析，大都选取人口抚养比作为代理变量。例如，威廉姆森借此估计了在1970—1995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3。此外，他还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大陆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旧大陆的部分，几乎全部可以由较低的抚养比来解释。

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我们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期间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这些因素分别以固定资产形成、全社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残差作为变量，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结果显示，在1982—2009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 71.0%，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在图4中，我们展示各种要素贡献率及其变化情况。为了显示一个连续性的趋势，我们在图中使用的数据是逐年累计的估计值，即1983年是用1年数据估计的结果，1984年是用2年数据估计的结果……依此类推，2009年是用27年数据估计的结果。因此，实际的变化趋势可能比图中显示的要更加鲜明，即资本投入贡献率逐年增大但不可持续；劳动投入和抚养比的贡献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日趋衰弱；人力资本贡献率相对稳定，但是目前作用尚微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但目前的表现不尽乐观。

四 人口红利消失

迄今为止人口转变的确对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为中国赢得了人口红利。但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将中国推进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经济增长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从人口抚养比这个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看，各种预测都显示，其长期下降趋势已经在减速，并在2013年前后降至最低点，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见图5）。

对此判断也存在相反的观点，即认为人口红利近期内不会消失。这种观点的方法是从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来观察。例如，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抚养比就算较低水平了，则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上升的一段时期内，直到大约2030年前后，抚养比都算得上较低。于是，依此观点，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继续保持大约20年甚至更久。如果进一步放宽条件，例如把1990年前后的抚养比看作是可以产生人口红利的水平，则后者可以延续到2030年之后。

由于在收获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增长，通常更加依赖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而后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更加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关于人口红利是否以及什么时候消失的判断，涉及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否必要且紧迫，故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和政策问题。

尽管人们给予人口红利以各种解释，并以一些指标将其定量化，但是，人口红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并且持续扩大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源泉，迄今为止尚未清晰地得到说明。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明显不属于人口学的范畴，所以，我们应该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认识这个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因此，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点的继续投入，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从而经济增长不能持续。从此逻辑出发，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贡献率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二是破除劳动力短缺这个制约因素，使资本投入不致遭遇报酬递减现象，从而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是可行的。而后一条件恰好是二元经济发展所天生具备的。一旦能够将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意味着实现了人口红利的利用。

可见，理解人口红利，要将其置于二元经济发展框架内，与这个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密切联系。刘易斯本人在阐述其二元经济理论时，就不厌其烦地表示，具有无限供给性质的劳动力的开发利用，要随时随地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例如，他在其著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部门对剩余的使用。正是因为剩余被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资本主义部门得以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因而（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持续下去，直至剩余劳动力消失。”

据此，我们通过图6来观察人口红利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我们用曲线D表示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1-抚养比），它所呈现的倒U字形变化轨迹，恰好反映其对应的具体定量指标——人口抚养比在图4中经历的U字形变化。接下来，我们用曲线K表示资本积累，可以看到一个不断累积性提高的趋势。如前所述，人口红利的核心是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而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劳动力短缺假设，从而保证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既然资本积累不是一个既定的量，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人口红利的动态（即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人口抚养比），恰好可以为动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使其不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要素条件。

因此，理解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关键在于，在人口红利变化并式微的同时，资本积累则是不断扩大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对劳动力短缺，作为投资者的企业和政府，最直接的反应是用更多的资本投入，以替代劳动的投入，导致在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资本劳动比上升。而资本投入强度越大，则面临着越加严重的报酬递减可能性。所以，图中的K是一个上升的曲线（斜率大于零）。不考虑这一点，就脱离了人口红利作为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实质。

在图6中，我们可以把曲线D与曲线K之间的距离看作是人口红利作用的力度。从中可以看到，假设在水平r上，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算是较高的，其发挥的抑制报酬递减的作用可以为ab。在到达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的最高点，即图中的c点（其为曲线D上面斜率等于K的斜率的一点）时，抚养比对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由于资本积累不断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此，c点之后人口红利作用明显减弱。例如，同样在r的水平上，人口抚养比就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发挥抑制报酬递减的作用了。从图中看，这个显示性指标，即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在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后，迅速递减至零即e点。

很显然，图中资本积累曲线K的斜率实际上是任意画出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越是在资本投入的更高水平上，越是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换句话说，假设斜率更大的K′是更加接近真实水平的资本积累曲线，则人口红利作用减弱的速度更快，早在h点上便会降为零。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开发人口红利始，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发生在2010—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见图4），具体来说，就是人口抚养比在降到37%—39%水平之前。从2010—2015年开始，人口结构变动对于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迅速减弱，直至人口红利消失。而且，资本积累越是迅速，经济增长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依赖投资，则人口红利丧失越快。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仍在提高，但是上升的速度逐渐减缓。例如，1980—1990年期间，该比重提高了6.14个百分点，在1995—2005年期间提高了4.05个百分点，在2005—2015年期间预计只能提高1.78个百分点。相应地，资本劳动比一直增长较快。总体来说，这都是产业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选择对人口红利式微所作出的反应。其间有两个重要的拐点：1993年是第一次加速提高的起点，2004年是第二次加速提高的起点（见图7）。

不过，在企业和投资者对资源禀赋变化做出反应的同时，资本劳动比的上升也有着人为的因素，即投资者特别是政府相关投资者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探索新的比较优势。应该说，在2004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在政府不恰当干预的情况下，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完全可能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表现，扭曲的色彩更重一些。正如吴敬琏等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所指出的，在旨在通过战略性重组改进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行政机关的资源配置权力大大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和对所谓“战略性产业”的控制。

总之，在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确看到了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如图7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资本劳动比长期没有实质性提高，但资本边际报酬却保持较高水平，表现出劳动力供给充足所产生的抑制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但是，1993年以后，资本劳动比的上升与资本边际报酬率的下降同时发生了。

五 结语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中国经济面临着传统增长源泉的消失，如果不能适时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则减速在所难免。而根据国际经验，这种不期而至的经济增长减速，也可能转变为长期的停滞。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到1970年人口抚养比达到谷底，在抚养比的最低点停顿了20余年之后，于90年代初开始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

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耗尽其人口红利的讨论十分激烈并引人注目。但是，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影响了讨论的质量。第一，虽然否定性的意见不绝于耳，但是这些意见大多没有付诸学术性论文，而是在报刊、网络、会议发言和新闻采访上表达，通常未提出什么可以与之争辩的论据。第二，一些争论的参加者干脆否认人口红利这个概念的必要性，甚至直接称之为“伪命题”。这种论战方法近年来成为一种时髦，即许多学者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动辄冠以“伪命题”。

由于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的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回应这些不同意见的方式，无疑是继续进行经验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此外，还有必要从更基础的问题上进行一些讨论，即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理论的意义在于抽象，即把千变万化的现象加以归纳、提炼，放置到一个框架中，以便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换句话说，这种抽象使我们可以使用地理理论和地图去把握世界，而不必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进一步，经济学家更看重借助理论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预测能力越强的理论就是越好的理论。我们退一步看，理论还是一种与一系列特征化事实或经验相关的概念，并且与特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联系，可以使我们透过表面和假象去认识事物的趋势或者本质，使我们不致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其价值，即帮助我们揭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区别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偶发性的判断。由于人口过程表现为一个相对缓慢、长期和稳定的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各种变量中最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抓住这个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利于我们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挑战和机会。事实上，当做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时，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顺应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规律，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和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及如何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更加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古典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