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布鲁纳的生平及著述（1）

第一节 布鲁纳生平

一、童年时光

布鲁纳于1915年10月1日出生于纽约，之后不久全家人迁至纽约的郊区——法罗卡威，当时这是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区。在这个被布鲁纳形容为“有名无实地遵守教规的犹太人”的家庭里，他过着愉快的童年生活。布鲁纳在少年时代，曾先后就读六所公立中学，但是没有一所学校的教育能挑战他的智力水平。

布鲁纳的父亲出生在波兰的一个穷苦家庭，家住克拉科夫[1]附近的一个工业小镇。布鲁纳的母亲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她在遇到布鲁纳的父亲之前，已经早早地结婚。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在去柏林做生意的路上意外去世，当时她怀着大儿子，也就是布鲁纳的哥哥阿道夫。阿道夫出生后不久，她与布鲁纳的父亲结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布鲁纳的父母和叔叔移民到美国纽约。

1933年布鲁纳中学毕业，那年秋天，他离开家乡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成了杜克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然而，那时的布鲁纳在学术研究、职业方向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看法，后来他在自传中把最终涉足心理学领域归因于一些不明确的原因：“一部分原因归之于地点；一部分原因归之于人；一部分原因归之于时间”[2]。

二、大学生涯

1937年，布鲁纳获得杜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随即注册该校心理学研究生，四年一晃而过，布鲁纳在杜克大学的快乐时光结束了。布鲁纳回忆说，在即将毕业的那年春天，他阅读了两本重要的心理学著作：一本是库尔特·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3]，另一本是高尔顿·奥尔波特的《人格心理学》[4]，这两本著作在心理学史上留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们向旧的传统进行挑战，给整个心理学以推动和促进，使欧洲逐渐形成一股现象学的心理学思潮，直至今天仍有广泛影响，布鲁纳认为这两本书曾经动摇了他在动物研究上的信念。

1938年，布鲁纳转学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毫无疑问，在这所大学，布鲁纳开始了他崭新的人生旅程。当时的哈佛大学云集了各学派的社会科学名家，其中包括：人格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1897—1967）和亨利·默里（1893—1988），完形心理学家勒温（1890—1947），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1904—1990）等。布鲁纳在著名实验心理学家拉什利的指导下，于1939年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这时的他主要从事动物知觉的实验研究。

1941年，布鲁纳取得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应召服兵役，在联邦电信委员会（FCC）新设立在华盛顿的外国广播监听处任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公众的态度和纳粹德国的宣传技术。1943年，布鲁纳任普林斯顿公共舆论研究所副所长，1943～1944年任《公共舆论季刊》编辑，继续分析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支持的程度，其中有一些调查结果发表在《人民的委托》一书中。为了“更直接”地为参战做出努力，布鲁纳曾试图入伍，但因视力差而未被录取，最后他终于在欧洲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的战争心理部中得到一个所谓同他专业相似的职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布鲁纳致力于报道被盟军军队刚刚解放的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三、重返哈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鲁纳渴望回到学术生涯中去。1945年他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心理学讲师，1947年发表了《论需要在影响知觉中的重要性》这篇有价值的论文，为美国的认知心理学派奠定了基础。1948年晋升为副教授，1951年在哈佛大学组织认知研究小组，开始从事认知机能的实验研究。1952年晋升为教授。1956年发表了《意见与人格》研究报告，后合作出版《思维的研究》一书。1945～1972年，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他的研究方向逐步从动物研究转入研究人的感知觉。自1946年起，他在心理学系以及它的姊妹学科——社会学系讲课。虽然布鲁纳的研究常常因原来系科的研究范围狭隘而受到阻碍，但是新系科也并未能令他完全感到满意，原因在于新系科仍把跨学科系科的研究重点放在宏观社会学问题上，而心理学系则集中研究心理物理学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正如他在自传《心灵的探索》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心理学的核心是研究心理能力及这种能力的实现，但这一点却在这两者之间被人们所忽视了。”[5]于是布鲁纳重新开始对人的知觉和感觉进行研究，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的主要研究课题。布鲁纳与他的哈佛大学同事们，尤其是和波斯特曼写了一系列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有关知觉的革命理论。布鲁纳紧接着还发表了《作为知觉中的组织因素的紧张和紧张解除》一文，指出人们能够用减少环境的惊奇性的方法来看待世界，从而使其心理的紧张有可能得到解除。

20世纪50年代早期，布鲁纳从对知觉的研究转向对认知的一般过程的研究。当时认知研究的名声不佳，原因在于这项研究往往超出正统的科学范围而卷入一些“心灵主义”的概念中去，但是布鲁纳设想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利用最低限度的概念手段，而且还考虑到有关知觉的一些早期研究结果。他认为他的目标不是想通过往行为主义中加入一点心灵主义使之成为更好的研究方法。因为，爱德华·托尔曼曾经做过对此研究，但收效甚微。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要站出来“改造”行为主义，而是要替换它。

由于对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论的局限性表示不满，在1956年布鲁纳访问时任瑞士日内瓦发生认识论研究中心主任的皮亚杰后，布鲁纳与心理学家乔治·米勒[6]一起萌发了为认知心理学研究创办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念头，不久后“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心”在两位心理学家的努力下得以成立，布鲁纳担任该中心主任。这在当时行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改变了心理学研究中忽视思维过程，终端心理过程探索并把这种认知研究说成是主观的或‘不科学的’传统”[7]。从此以后，该认知研究中心在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领导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潮流，为认知流派在心理学中的成长、壮大乃至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主流做出了卓越贡献。认知革命从本质上要求心理学和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甚至与法律形成合力。所以，毫不奇怪，也绝非偶然的是，认知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早期成员中有哲学家奎恩、历史学家斯图尔特·休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新结构主义倡导者纳尔逊·古德曼、法律学者鲍尔·弗莱德等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认知机能的实验研究。在创建认知心理研究中心的同时，布鲁纳又介入了美国教育改革的全国性大辩论中，这场辩论是由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冷战的逐步升级而引起的。1959年夏，布鲁纳受美国科学院的邀请，主持了著名的伍兹霍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中小学学科的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会议的研究成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教育过程》一书。

布鲁纳认为对他学术上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历，更多的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10年间，他深受克莱德·克拉克弘和戈登·奥尔波特、特尔科特·帕森斯和亨利·默瑞的启发。该系有每月都要组织一次研讨会的惯例，研讨会阐述围绕的目标：一类是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人的各种观点；另一类是那些作为文化和生物有机体的表达的观点，该系的目标是怎样协调这两类观点之间的关系。

四、访问牛津

1972～1980年，布鲁纳在英国牛津大学担任实验心理学瓦茨教席，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认知过程的发展情况，尤其是了解心理生活的开始，布鲁纳决定把研究重点放在有关早期婴儿技能发展的问题上。当时对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而占主导地位的一些理论，基本是推断婴儿的心理状态都是根据各种生理测量而来的，在此期间，他在《婴儿认识发展过程》（1969）一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婴儿技能活动的结构》（1974）、《超越所给的信息》（1973）等论著。

五、安享晚年

在瓦塞纳尔的荷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修学院度过休假年后，布鲁纳于1980年返回美国，回到哈佛大学，并在斯龙基金会的创意下，着手撰写学术性自传《心灵的探索》。自1984年年初，他任纽约大学的人文学科新学院院长一职，主要从事文化心理、民族心理、语言心理和法律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布鲁纳在众多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是一位在西方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都享有盛誉的学者，他1952年当选为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理事长；1959年任美国科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主持著名的伍兹霍尔中小学课程改革会议；1960年任总统教育顾问；1962年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以赞扬他“对人及其环境的信息处理的策略和方法具有丰富的见解和独创性的贡献，加深了我们对人是怎样拥有和转换他所运用的信息的理解”。1965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87年因“理解人类心灵的毕生贡献”而荣获国际巴尔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