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〇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边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边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榻榻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啷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的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The 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霎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题“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来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红蚂蚁第一张专辑《红蚂蚁》（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一九八六）、黄韵玲《忧伤男孩》（一九八六）……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沉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

一九八八年“中广青春网”开播，翌年上大学之前的暑假，我应邀在蓝杰的“回到未来”节目担任固定来宾，逐周介绍The Beatles，这是我DJ生涯之始。同时，台湾渐渐有了“地下音乐”和“地下乐团”的聚落，这两个名词，就跟彼时同冠以“地下”两字的“地下电台”、“地下舞厅”一样，充满了八〇年代末落草结党的边缘气味。同人厂牌“水晶唱片”办的“台北新音乐节”史诗般聚集了林哲、李欣芸、吴俊霖（伍佰）、叶树茵、史辰兰这些名字。王明辉领军的“黑名单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一九八九），是台湾第一张福佬话发音、深具政治社会意识的摇滚专辑，他们巡回校园，在台大福利社前的院子开唱，同学们端着便当凝神倾听陈明章唱《庆端阳》，林哲唱《民主阿草》。陈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议的老兵，高声干骂，全场鼓掌：

 

透早出门天清清，归阵散步来到西门町

看到归路的警察和宪兵，全身武装又搁向头前

害阮感觉一阵心头冰

咱来借问矣警察先生：今嘛已经“民国七十八年”

是不是欲来“反攻大陆”准备战争？

 

还有拄着一副拐杖、个头瘦小的叶树茵，她唱了《伤心无话》（陈主惠是不是在她旁边拉大提琴？），还有Suzanne Vega的Marlene on the Wall。歌声凝练澄澈，足以镇住那个躁郁症的年代。

我这个“外省囝仔”是从《抓狂歌》才开始学福佬话的。专辑问世适逢解严后首次“大选”，本想紧扣沸腾的社会气氛，卖个一百万张，没想到全部歌曲被“新闻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为小众经典。所谓“台语摇滚”，还是得等一九九〇年林强推出《向前走》才真正蔚为风潮。MV里的林强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台北车站大厅群舞，高声唱着“啥咪拢无惊”，一无所惧，理直气壮，仿佛未来只能是一波持续涨潮的大浪，一条不断上升的长红曲线。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母语歌”的脉络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铺陈。听听潘越云一九八三年的《胭脂北投》，甘侬作曲、林边作词的《心情》，已为后来陈明瑜、路寒袖的“雅词”路线做了漂亮的示范：

 

心情亲像一只船，行到海中央

海涌浮浮又沉沉，就是阮的心情

每日想伊想不停，亲像风吹一阵又一阵

每夜做梦梦见伊，亲像伊在阮身边

 

为着要见伊，只有梦中去

为着梦中见，日时变半暝

心情亲像一片云，飞到天西边

日头落山的黄昏，就是阮的心情……

还有一九八七年陈扬作曲的《桂花巷》，吴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词：

 

想我一生的运命，亲像风吹打断线

随风浮沉没依偎，这山飘浪过彼山

一旦落土低头看，只存枝骨身已烂

啊，只存枝骨身已烂……

 

花朵较丑嘛开一次，偏偏春风等袂来

只要根头犹原在，不怕枝叶受风台

谁知花，等人采，已经霜降日落西

啊，已经霜降日落西……

 

阿潘这一路的探索与积累，到一九八八年《情字这条路》开花结果，用时新的国语唱片制作手法，做出了轰动市场的“新台语歌”专辑。这种兼容并蓄、熔铸新旧的路线，大约在一九九二年江蕙《酒后的心声》臻于极致，终于打破了“台语歌”与“国语歌”之间族群、阶级的藩篱，从农镇渔村的家用伴唱机到都会上班族聚集的KTV，人人歌之不辍。我自己是在多年后才回头补课，重新认识那些年少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免轻忽的歌，从而对彼时创作制作团队的才情与野心佩服不已。

一九九一年，仍以本名吴俊霖行世的伍佰在罗斯福路和平东路口地下室的“息壤”驻唱，我和好友吴清圣常常攒了钱一块儿去看。为伍佰暖场的是一对来自淡水的“那卡西”盲歌手，他们每周固定在“息壤”演唱，现场观众大多心不在焉吃喝聊笑，报以礼貌的掌声，谁都没想到金门王、李炳辉会在六年后以《流浪到淡水》红遍全岛，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伍佰那时玩的是蓝调味儿极重的摇滚乐，新创曲之外，他改编了几首古老的台湾歌谣，赋旧曲以新生，尤其令我惊奇。周添旺词、杨三郎曲的《秋风夜雨》（一九五四）原是哀婉的慢歌，在伍佰手中变成了快板的重摇滚，电吉他riff密如骤雨，伍佰在炽烈的灯光中挥汗唱道：

 

风雨声音扰乱秋夜静，时常听见蚯蚓哮悲情

引阮思乡不知雨水冷，自恨自叹幸福未完成

啊……前途茫茫，宛然失光明！

 

唱到这儿，伍佰总会倏地抬起弹琴的右手，遮住双眼。一个不能更简单的动作，却辐射出极其迫人的气势，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伍佰万夫莫敌的舞台魔力。他把一首悲情苦闷的“老台语歌”化成了澎湃激狂集体宣泄的仪式，台湾人几代的压抑，仿佛都在他粗犷的歌声和暴烈的电吉他中一夕释放。

尽管首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一九九二）销售惨淡，但伍佰的现场煽动力很快在台北艺文圈传播开来，“息壤”烟雾缭绕的地下室挤满了看客，大家猛力敲着啤酒瓶，跟着他一起大吼“思念亲像一条河”、“爱你一万年”。后来他转战光复北路的“The Gate”，门票也跟着涨价，伍佰演出当天总有长长的人龙，成为街头一景。一九九四年伍佰在“魔岩”推出《浪人情歌》，次年出版《枉费青春》实况专辑，靠着一场场演出累积的人气，专辑相继狂卖数十万张，把伍佰推上了巨星的舞台，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占领娱乐版面的吉他英雄。伍佰后来在《树枝孤鸟》（一九九八）、《双面人》（二〇〇五）继续探索母语摇滚，成果斐然。有人认为他在离开“地下音乐圈”之后的作品不若“波丽佳音”时期的少作，我是始终不同意的。

一九九二年，还在“青春网”当实习DJ的袁永兴在录音室放了一首歌给我听：第九届“大学城”比赛的冠军作品《问卜歌》，来自文化大学，竟是用客家话唱的！永兴说，比赛前夜，他看着他们在宿舍屋顶对着星空弹唱，感动得无话可说。衬着激切的刷弦和提琴，谢宇威高亢的嗓音扬起，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新生代创作的“新客语歌”：

 

今夜又是汪汪的月光，月光恁靓一切不如昨？

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

 

今夜又是炎炎的端阳，稼埕唱山歌的阿伯今何在？

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

 

今夜又是舒爽的中秋，公厅讲古的叔婆今何在？

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

 

今夜又是难得的上元，你屋下的人到哪去？

上班的上班，赌博的赌博，签牌的签牌

汤圆没得吃哪……

 

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那温度、那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截然不同，却都满溢着一股躁郁的时代气味。谢宇威能唱能画，为人慷慨善良，创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来屡为生计奔波，却从未放弃音乐理想。二〇〇三年独立制作的《一侪·花树下》细腻而大气，是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

九〇年代初，几个和我同龄的淡大学生组成“观子音乐坑”乐团，企图融合客家歌谣和摇滚，唱了不少带着草根实践意识的歌。后来“观子音乐坑”改组成“交工乐队”，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陈冠宇结为好友，才认真回头补听他们“观子”时期的歌。也是通过他们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一九八一年，搞乐团出身的吴盛智就已经做出了极为老辣的客语摇滚专辑《无缘》，实验的步伐踏得比罗大佑还远。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八三年吴盛智车祸骤逝，念兹在兹的原创客语专辑没能做完。这个任务得再搁上几年，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完成了。我想吴盛智在天之灵，若听到《我等就来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军》（二〇〇一）和“交工”解散后林生祥与“好客”乐队的作品，应该会很欣慰后继有人。

读台大那几年，校门口常有学生拉起布条示威，邀来刚出狱的党外前辈讲演。我的福佬话程度仍然太差，只能从声嘶力竭的长段演说勉强辨认若干单词。一位大气科学研究所的学长常在那些场合头绑布条背着吉他登台，弹唱火力旺盛的抗议歌曲，一口福佬话道地弹牙，行云流水，功力极是要得，连我这种听不懂歌词的都被打动了。他叫朱约信，后来在“水晶”出了DIY式的个人专辑，请来吴俊霖担任客席吉他手。专辑内页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园美女，和里面那些抗议歌曲的主题毫无关系，据说那是朱约信的女友，后来两人果真终成眷属。当年我们常常借台大对面巷里的长老教会视听室看“艺术电影”，那台大电视旁边摆了满满一柜录音带，都是朱约信的田野录音记录，记得其中有一整排陈明章的校园巡回实况。这么多年了，我仍偶尔痴想那些录音不知有无机会重见天日。

一九九四年朱约信以“猪头皮”之名进军主流市场，推出了极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水晶”则在亏损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将达时运不济，内外相煎，空有经世抱负，却总是功败垂成。在那个畅销唱片动辄几十万张的年代，“水晶”出版的专辑没有任何一张沾得上“畅销”两字的边，却着实启蒙了一代文艺青年。想来不少当年的热血知青，老家抽屉里还藏着一排“水晶”卡带舍不得扔呢。

一九八九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红特红，专辑狂卖八十万张，打破国语专辑销售纪录，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更是气势如虹，卖破一百万张。我忙着听老摇滚和台湾“地下音乐”，对它们反倒没太着意。股市、六合彩、房地产和街头运动一齐狂飙，“台湾钱淹脚目”再次成为流行语，许多暴发户开始牛饮XO、戴一只镶满钻石的“满天星”手表。系里一位学长也在号子开了户，赚了大钱买了车，都不大来上课了─当年一个文学院学生竟拥有自己的四轮轿车，看在苦哈哈的同学眼里，简直近乎“阶级敌人”。学长走闯江湖，人面甚广。一次他亲口跟我说，他的后车厢里，藏着一支黑星手枪。

回想起来，那恐怕是我这辈人经验中最接近“乱世”的时期了。一九八九年年底，滚石唱片邀集旗下几位顶尖创作歌手出版合辑《新乐园》，当时还是“小众歌手”的陈升录了一首长达六分半钟的《细汉仔》，描写庄脚囝仔到台北闯荡江湖，在黑金横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终于成为枪下亡魂：

 

阿妈带着媳妇哭哭啼啼找到了城里

酒店的老板四处回避，他正忙着竞选“立法委员”

带话的人说：“哭么我找无你尪”

在一个寒冷无风的夜里

有人静静地漂浮在新店溪

细汉仔这一次终于真正的不言也不语……

 

一九九二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百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上演。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精神导师。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的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忘了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屌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仿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

“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纽约还是水牛城对不对，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五〇、六〇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重新数位化，发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的《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屌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一九七五——一九九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象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一九七五——二〇〇五台湾流行音乐二〇〇最佳专辑》（二〇〇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的“民歌二十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二十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件差事，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几十年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工作内容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内页写下的那段话：

 

虽然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知道我进步在哪里。因为我清楚我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会塞一首不痛不痒的歌在你手里，你会了解的……开阔我们的心胸视野吧！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后来的人更好走。否则，三十年风水再转以后，我们可别再听到我们曾经抬头问的那一句话：“这一大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二〇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