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来到中国其他城市的犹太难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了欧洲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他们历经艰辛，从海路、陆路来到上海寻求庇护。同时，在前往上海的途中，一些难民因种种原因滞留并定居在中国其他城市。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中，也有一些因各种原因又去了中国其他城市。还有部分欧洲犹太难民利用各种关系逃离纳粹统治区域，直接来到了中国其他城市。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在那里同样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救助和善待，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从此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城市接待过犹太难民，也难以在这里一一介绍所有接纳过犹太难民的城市，本章只能选择几个接待犹太难民较多或者较有影响的城市做一个简要的综述。

一、哈尔滨和大连

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城市是犹太难民横跨西伯利亚前往上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有些难民的避难目的地。到达这些东北城市的犹太难民中，有去上海途中滞留下来的，有的是到上海后又离开上海来东北的，也有拿了“满洲国”驻德机构发的“签证”直接来东北的。

在此期间，哈尔滨犹太社团为接纳来到哈尔滨的德、奥犹太难民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奥地利维也纳著名钢琴家、指挥家维里莫施·津格尔带其乐队及家属一行19名犹太难民辗转来哈，就得到了当地犹太慈善组织的精心安排。赫尔穆特·斯特恩是德国犹太难民，后来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他在回忆录《弦裂》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经上海流亡哈尔滨的经历。

当年在哈尔滨避难的犹太难民鲁滨孙（W. Z. Rubinsohn）回忆道：“ 1939年，正是这座城市接受了当时逃难来华的我们。当时大约有150人从德国逃亡到这里——一个对我们来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城市。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哈尔滨成了我们的‘新家’，从此便一直在这里居住生活。”根据这一亲历者的回忆，如果1939年哈尔滨已有欧洲犹太难民150人，那么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数字估计要上升到200～250人。

大连的犹太社团在哈尔滨犹太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大连变为来自上海的犹太难民走进东北的入口。《以色列信使报》的一则报道显示，1939年1月乘意大利邮船到达上海的一批犹太难民中，有20人准备前往大连，共有近300名移民从大连港口当局获得了定居许可。1939年12月，出席第3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的大连犹太社团代表，无国籍商人考涅尔称，1939年夏天，犹太商人比尔布莱耶尔在大连发起建立犹太难民儿童收容所，收容了来自上海的贫穷的难民儿童50人，其中男孩34人，女孩16人，经费则由哈尔滨犹太社团和大连犹太社团共同资助。

美国学者赫尔曼·迪克在《远东的移居者和定居者》一书中也提到在大连的欧洲犹太难民。他指出：“1938—1939年，不少中欧犹太难民因在上海谋生不易，不经允许乘船来到大连，要求获得‘满洲国’护照。1941年，大连犹太人共259人，其中无国籍143人，苏联64人、德国5人、拉脱维亚3人、波兰12人、立陶宛20人、捷克3人。”从这一统计可看出，在1941年，来自德国及德国占领或即将占领的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捷克的犹太人肯定是难民，无国籍犹太人中大多数也是难民，还有一些人则是获得了苏联国籍的犹太难民。因此，当时在大连的欧洲犹太难民至少有150～200人。

二、青岛

虽然最早定居青岛的犹太人来自德国，但这个犹太人聚居地是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后大批俄国犹太人的来到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原来德国殖民地的青岛，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也吸引了部分德、奥犹太难民前往避难。随着纳粹反犹恶浪的升级，有65名说德语的无国籍中欧犹太难民在1940年来到青岛，使犹太社团的德国色彩有所增强。1941年，北平《中国公论》刊有《犹太人在东方》一文。据该文统计，到1940年10月，青岛有犹太人约221人，其中无国籍173人、德国48人、英国12人、美国7人、其他5人。可以肯定，无国籍或德籍犹太人中有不少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德国教授威尔·马扎特经研究发现，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有不少犹太裔教授和讲师。1933—1937年，至少有两名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教授和讲师是逃避纳粹德国来华的犹太难民。一位是乔·斯特恩博士，另一位是马丁·伊格尔博士，他是由斯特恩介绍而来。此外，库特·佩菲尔教授的妻子也是犹太难民。1938年，山东大学因日军占领而关闭，他们也被迫离开了青岛。

根据上述资料推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青岛至少有100余名犹太难民，绝大多数是1939年至1941年之间抵达，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医生。有一些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天津及周边城市烟台、德州等。1937年、1938年和1939年，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3届远东犹太人大会。1939年，青岛犹太社团主席托瓦宾斯基在会上宣读了青岛犹太社团报告，称社团已经过了初创时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社团接受的犹太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生活安定。

犹太难民费里德里希·格罗希回忆道：“1939年，经过30天的海上航行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上海……此时，一个住在青岛的名叫金斯伯格的法国犹太人建议我们移居到青岛，因为在那儿可以谋得一份工作，生活质量要比在上海好得多……我们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日本人签发的由上海到青岛的通行证。到了青岛后，我们在广西路42号搞到了一间公寓，位于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警察局对面，距离码头也不是很远。美国人到青岛之后，我们靠着把房间和公寓出租给美国海军人员获得一些收入。查尔斯学会了说中国话，成为一名初级接待员。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他供职于犹太人开设的艾吉瓦尔特酒店，该酒店被美国海军官员租用，1940年之后由日本人接管……那时，在青岛所有的外国人一律被要求佩戴显示其国籍的臂章，我已记不起我们臂章上写的是‘奥地利人’还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2000名欧洲人住在青岛，其中一半是德国人，只有一个很小的犹太社团定居在青岛，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哈尔滨，像我们家那样从上海来的很少。”从这段亲历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犹太难民家庭在战时青岛的真实生活写照。

三、天津

1901年，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大约有100人。1920年时，增加到200人。到了1930年，已有500多人。到1935年以后，犹太人的数量达到了1500人。特别是1938年以后，200多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来到了天津。这200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也先后参加了天津犹太人的主要组织——天津希伯来协会。不过，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名字叫欧洲犹太移民协会，这个协会吸收了所有为逃离纳粹迫害而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德奥犹太难民中大约有20名犹太人接受了天津希伯来协会的帮助，他们所接受到的来自天津希伯来协会的帮助每月大约130000元国币。

此后，在犹太难民直接进入上海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一些犹太难民获得了前往某些国家的临时签证或中转签证，然后持这样的签证经由苏联和“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中国北方，其中就包括天津。本来，持这些签证的犹太难民只被允许短期居住，但后来有些人设法获得签证延期，得以长期居住在此。二战期间出版的《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称：“1939年12月8日，已有169名欧洲犹太难民申请者获准来天津居住，还有128名未定，持许可证已经抵达的有56人。天津犹太人会尽力解决有关难民问题，如就业，财政支持等，但天津仅有犹太人1800人，至此经济恐慌时期，如过量流入难民，必然会对生活稳定造成冲击。作为解决之策，可考虑农业移民，如向内蒙古三河地区移民。”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当局对持证旅行控制更为严格，此后几乎再没有犹太难民进入天津。

1943年，人们获知大约有7个欧洲犹太难民家庭接受了德国驻天津领事馆的资金帮助，于是难民组织内部发生了矛盾。受援者声称，德国驻天津领事给犹太人援助是因为他是反纳粹人士，因此对犹太人表现出一些同情。不过，大多数欧洲犹太移民协会里的犹太难民认为德国领事的用意十分险恶，不应接受他给的钱。到底谁对谁错，确实很难判断。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那七个犹太家庭被开除出了协会，后来又被开除出了天津希伯来协会。直到1945年，在那七个犹太家庭保证不再接受德国官方的援助以后，他们才被协会重新接纳。其中两个家庭未能实现承诺，后来再一次被开除出去。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否继续接受德国领事的援助。在天津犹太社团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因政治问题将若干家庭开除出社团组织的事件。除了这次事以外，天津犹太人所经历的困难要比人们想象的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困难小一点，因为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北方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后就被日本人占领了，并没有经历淞沪战争那样的激烈战事。

伊莎贝尔·玛纳德在她的自传《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中记述了有关犹太难民的情节。位于小白楼的维多利亚咖啡店里有一个四重奏小乐队，其中的小提琴手、犹太人勃曼也来自德国。战前，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天津，与他的伙伴们组成小乐队，靠在餐馆里为食客表演乐曲来赚取部分生活费用。维多利亚咖啡店里的收入不足以弥补家用，勃曼还要另外再打两份工。他和伙伴们走遍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婚礼和有钱人家的宴会上演奏；他还开设了小提琴课程，收取授课费。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人们总能看到他流着汗演奏，看到他飞快地抹去脸上的汗水而不丢掉任何一个音符。他的琴弦上总是缭绕着多瑙河的波声和维也纳森林的气息。对故乡的思念让他的心经常隐隐作痛。

现居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卡布宁斯基回忆二战期间难民来津的情况时指出，天津犹太社区的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成为逃过大屠杀后的犹太人安全的避难所。难民们逃出纳粹德国，刚一踏上天津的土地，在社会、教育以及文化设施等方面的事情就已被安排妥当了。他们可以在犹太会堂里祷告，可以随时出入犹太俱乐部，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天津犹太学校里读书。这些难民中很多人都是某些领域的专家，他们对天津犹太社区起到了很多积极的影响。

四、香港

据1939年2月的一项统计，自德国大规模排犹以后，大约有2500名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香港，其中许多来自上海，也有直接从欧洲过来的。可以肯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

据《以色列信使报》报道，就在上海日本当局和租界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开始实施限制措施时，1939年8月28日，有数百名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的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在香港登陆。

但是，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英国开始在其控制区域驱赶德侨，竟然又将百余名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的德奥犹太人作为“敌侨”，从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赶到了上海。不过，就连英国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也不愿接收这些“敌侨”。

五、重庆

从最新出版的犹太人回忆录中，我们发现还有极少数欧洲犹太难民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沃尔夫岗·卡佛岗的回忆录《重庆往事》详细记述了他和父亲逃亡重庆的经历：

 

大多数到上海的移民都是从意大利乘船去，到达上海后，他们得到了庇护。也有一部分人乘火车从波兰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到达“满洲”的大连港。从那里再乘日本的海岸蒸汽船，花三天的时间到达上海。我们去问过船票，船票早就预订到了明年了。并且，我们的火车要经满洲再到上海，而满洲已经被日本占领，需要过境签证。日本领事馆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们的签证申请。

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里昂从中国来信，告诉我们他和现在的妻子弗莱德尔，还有儿子全家，住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伯父根据亲身经历和较为灵通的信息认定，跟中国的政府部门转移到大后方比较安全。那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旅行社已找不到任何一条水路或陆路让我们能够到达上海，到重庆也是战时的形势所迫。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放弃了利用在东北犹太人的方案，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处境就很困难了，而上海的犹太人被迫迁入小小的虹口区隔离地带，生存条件极其糟糕，毫无自由可言。因此，到重庆是英明、圆滑且有社交能力的伯父的明智选择。

父亲和伯父兄弟俩之间的通信很费时，几个星期才能收到一封信。伯父在信上说，他和中国的高层人士有关系，有办法签发一个到中国内地的入境签证。而到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坐船或者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去都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中国驻柏林的大使馆拿到去中国内地的签证，不是去上海，而是去中国的战时首都！每天，我和父亲一家家旅行社跑，想打听出一条去中国的通道。他们都说可以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经俄罗斯到满洲再转上海。但这样要先取得日本的过境签证，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最后得到的只是：“不行！下一个，请！”

总算有一家叫库克的旅行社让我们见到一线曙光。他们说，新开了一条俄中航线，在俄国境内离中国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有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有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再从乌鲁木齐飞往重庆，那就是我伯父里昂住的城市，只要我们取得俄罗斯过境签证就行。我们在苏联领事馆排长队递交了申请，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耐心等待莫斯科的批准。我父亲告诉苏联人，德国共产党的罗莎·卢森堡是我们的亲戚，希望这会有所帮助，但我们还是等了很长时间……

终于，在几个月的等待后，我们接到通知，可以拿护照到俄国领事馆盖章。我无法描述当时有多么激动兴奋，甚至梦想在沙漠里生活，住在帐篷里过夜。几天以后，我们和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姑妈夫妇告别。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出境课以越来越高的移民税，除了随身带5个马克出境外，所有存款予以冻结，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地侵占。接受国家的门槛也高，除了有配额限制以外，对申请人有财产、职业和技术等诸多选择，比如巴勒斯坦就需要2000英镑的入境费。这样高的移民费用对穷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能够逃脱厄运的犹太人到了异地几乎是身无分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出德国的。我的姑妈和姑父，他们就几乎没有丝毫希望离开德国。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没有听说毒气室，但我知道留在德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而几年以后，我们就听说他们“消失”在集中营里了。

 

怀着复杂的心情，卡佛岗父子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一路上，他们还时时担心会出什么事，毁了他们的“中国梦”。最后，他们总算到了阿拉木图。在那里住了五天，然后乘苏联飞机到了中国的乌鲁木齐，进入了中国。又经过在兰州转机，最后的航程终于把他们带到了目的地重庆。

就这样，卡佛岗父子在重庆度过了战争时期。卡佛岗的父亲战后在重庆去世，卡佛岗本人与中国姑娘刘素兰结婚，于1951年移居以色列。

六、几点结论

通过上面的简要综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不仅上海向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中国的其他许多城市也为犹太难民们提供了避难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将上海作为在华犹太难民研究的重点时，也应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到达中国其他地方的犹太难民。

（2）除上海外，犹太难民们主要来到了中国北方的城市，如前面提到的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等，以及前面无法一一提及的城市，如北京、沈阳、长春、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1937年后又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因此那里不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战火频频，比较有利于犹太难民暂时避居。

（3）重庆这个例子说明，也有少数犹太难民来到了仍在中国控制下的地区，如战时首都重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们对中国坚持抗战具有信心。以此推断，在当时中国的“后方”城市如西安、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也可能有犹太难民避居，对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收集线索、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