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钦定”满洲谱系与其社会功能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清朝纂修本部族谱，亦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尊亲睦族。那么，由《通谱》派生出《皇朝通志·氏族略》《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三部典籍，既然有了民族认同的原典《通谱》，为什么还要再编纂三部满洲氏族谱系之作呢？一方面，三部谱书记述的满洲本部族世系，与《通谱》相比较，编修体例不同，内容相类，繁简有别，对《通谱》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匡正与补充。另一方面，满洲谱系的多次梳理与编修，适应了清前期满洲氏族的变化，从中可以折射出满洲谱系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

一 “敬宗收族”，勿忘旧部功德，增进本民族凝聚力

从明万历年间始，到清乾隆时期，在近200年的历史中，满洲崛起辽东，控制东北，入主中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统治全国的王朝。从康熙中期起，满洲将士由金戈铁马的颠沛生涯变为稳定安逸的生活，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逐渐消退，追求享乐，渐成风气。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圣祖玄烨指明，近见满洲“贫而负债者甚多，赌博虽禁，犹然未止”。满洲人“习于嬉戏，凡嫁娶丧祭，过于糜费，不可胜言”，又见以佐领争讼者甚多，“但知希图荣贵，而爱养所属之道，全然不知”。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玄烨指示杭州副都统洪尼喀说：“杭州驻防满兵，渐染陋俗，多不束带，靸履而行。既为满洲，则当遵满洲职业，勤于骑射。”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世宗胤禛指出：“满洲风俗，原以淳朴俭约为尚。今渐染汉人习俗，互相仿效，以致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识撙节之道。”这表明定鼎中原80余年，清朝统治者已觉察满洲将士贪图享乐之风渐盛。

从清中期始，上自宗室、世职、闲散，下至八旗子弟多沾染恶习，“耽玩丝竹，演戏观鱼，城内关厢放鹞”。一些宗室觉罗子弟不系红色带，私去官顶，游手好闲，混迹青楼酒肆，与人斗殴，滋事招侮。由此也影响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习俗不善”。满洲贵族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屡经降旨训诫”，但成效不显。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仁宗颙琰特令颁示《御制宗室训》，警告诸王及其子弟，并御笔一纸，悬挂尚书房，俾诸皇子触目儆心。可见八旗子弟蜕化、民心涣散的程度之深。如何实现“亲亲和睦，移风易俗为先务”的治族理念？这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八旗为国家根本”。满洲乃朝廷基石，这是满洲贵族的共识。如何凝聚本民族？《礼记注疏》卷第三十四《大传第十六》记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高宗下令编纂满洲氏族谱系，聚敛部族，增强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再祭“首崇满洲”旗帜，增进民族向心力。满洲人渐习汉姓之风，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六月，高宗明确指出：“八旗满洲、蒙古，各有姓氏，只因年久，竟有将本姓弃置，而习于汉字，如钮钴禄姓，竟呼为郎姓者。”他明令：“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嗣后八旗、各省，凡有引见人等，姓氏俱于绿头牌缮写，予限一年，如逾限经朕问及，不能回奏者，定将该管大臣，一并治罪。

弘历决心制止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他在《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中强调：“盖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有根而枝附焉，水有源而流出焉。牒谱者，所以联人情之涣，而维旧俗之漓，不可忽也。”并引《尚书》之语“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前之人既以忠实勤劳覆帱，其嗣后凡兹食旧德而服先畴者，其何以无隳厥绪”。高宗修谱不忘旧部功德，以此激励满洲官员与将士去掉汉俗，振奋民族精神，忠于君主，报效国家，“是则朕所厚望”。这就是清廷历时九年编纂《通谱》的宗旨。

二 甄别家世，以备选官、诉讼之据

《通谱》是清朝检验满洲氏族家世的总簿册，首列阀阅之家，其次按照氏族对国家功绩的大小，作出排序。《皇朝通志·氏族略》《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从体例、内容等对《通谱》作了调整，使满洲姓氏记载进一步完整。《通谱》编纂推动了满洲、蒙古、汉军等各氏族谱系的修纂，并上递奏章，“恭呈御览”。而私修谱系又补充了官修《通谱》《氏族志》的缺失。清廷在确定家族地位、备选官员，及解决诉讼，必以官私修谱系相互参证，以确保朝廷与各家族的切身利益。这就是上下编修满洲氏族谱系的目的，体现出满洲家谱特有的社会功能。

1. 氏族身份，凭据家谱

高宗批览八旗都统衙门议定进呈的家谱，查阅八旗佐领根源，区分勋旧佐领、优异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公中佐领、无根源佐领、包衣佐领等不同情况，作为认定该家族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享受待遇的一种凭据。为此清廷特设“办理八旗世职佐领根源事务王大臣”一职，编制《八旗佐领根源册》，形成办理佐领根源档案。这种作法很快就推广到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乃至绿营、察哈尔蒙古、东北民族，以示其家族门等的尊卑。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高宗允许蒙古多尔济绝嗣之世职承袭，查从前八旗绝嗣停袭世职，令将本族亲属过继立官之人为嗣，复予承袭者。其意“恐泯灭创立世职人之劳绩，轸念加恩之意”。五年（1740年）五月，理藩院进呈蒙古王等源流档册。高宗指示：“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源流档册家谱，嗣后著五年一次，详明缮写进呈，将旧档家谱换出。”同月，他命令理藩院，现今察哈尔八旗袭补世管佐领，俱造其家谱进呈。嗣后归化城土默特袭补世管佐领之时，亦著造具家谱，一并进呈。由此观之，在旗人社会中，各氏族编纂家谱的必要性。

2.世袭官职，进呈家谱

从前八旗袭补世职官员佐领时，无用家谱，皆由管旗大臣拣选奏放。其中亦有管旗大臣办理的偏私弊端。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高宗指示，“其八旗世袭官员，袭职家谱，亦著一并详查，定拟具奏”。要求将初管佐领人员之子孙，作为应得正分，续管佐领人员之子孙，视其佐领根源，分其支派之远近，量其管理次数之多寡，有定为正分应得者，有定为拟陪、拟备者。分别定为应拟正陪，拟备之分，其应入家谱，与不应入家谱，贴签何以分别明白等处，详为划一办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镶蓝旗满洲都统等奏，承袭永陵防御伊德纳员缺，以其子德棱额拟正，侄伊成额拟陪。高宗指明：“嗣后承袭此等防御，照世袭官例，进呈家谱。”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军机大臣等议奏，新设察哈尔都统、副都统等应办事宜，“承袭官爵，副都统按家谱拣选，送都统衙门阅看。年终咨赴该旗，带领引见”。高宗“从之”。三十年（1765年）四月，正白旗满洲办理世管佐领白格员缺承袭之分不均，因交该旗查覆。高宗指出，获重罪者之子孙，不应列名；在任病故者之子孙，仍应列名，“例有明文，而按其家谱，论其远近，办给拟正拟陪之序，亦殊不难”。同时，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等世袭官员，该旗请将伊之佐领，或委员署理，或另行补放等因具奏，“嗣后八旗有似此者，将承袭家谱进呈请旨”。满洲职官世袭，均要“节以其家谱，核其拟请承袭之人”。这足以证明家谱在满洲、蒙古、汉军等世袭选官中的作用之大。

3. 纷争诉讼，参酌家谱

旗人在选官等事务中出现纠纷诉讼之案，尤其是八旗承袭世职官员时，起初无家谱参照，加上管旗大臣办理不公，或有将不应挑之人挑选，将应挑之人，反而落选，且于佐领缘故，亦多不明晰，必至争讼不息。例如，在勋旧佐领中，系功臣等带来奴仆，或因奋勉，赏予奴仆，作为佐领，故惟将始立佐领人员之子孙挑选。无论曾否管过佐领，概予有分。其始立佐领人员之亲兄弟，虽曾管过佐领，而其子孙，亦作为无分。“八旗佐领根源，若不详查酌定，日后必至争讼不息”。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正蓝旗汉军佐领佟世锳，缘事参革，拣选应放人员。佟世瑛等控告，佟世琳并非管过佐领佟养敬之子孙，是旗叔佟国璨，将伊等造入家谱。而佟养敬之子佟熙年，现有孙佟世瑛等十余人，一人不录，实属冤抑。后查其族谱，不惟佟世琳非为佟养敬后裔，连原告佟世瑛，亦非佟养敬之子孙。高宗指示，“八旗佐领根源，未能清晰，每致互相控告”，令彻底清查，以期永息争端。十三年（1748年）六月，正红旗满洲奏，袭原任佐领和德所遗员缺。高宗详阅其族谱，有永泰亦在应袭之列，因永泰家仅承袭三次，故此次欲令其承袭，业将绿头签交与该大臣等。他指出：“永泰竟详陈履历首告，此风断不可长。”已将永泰斥革，仍令出缺之子和音布承袭。“八旗世仆，理当安分以俟，何得任意首告，此等恶习，殊属不堪，大失满洲纯谨之风”。这说明满洲氏族谱系也是平息旗人诉讼的一份司法凭证。

三 整齐本族姓氏，以防侵染汉俗

金元以来，女真人及附属的其他氏族，已有改易汉姓的现象。金世宗、章宗多次下令女真人不准改为汉姓，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犯者抵罪，“编为永制”。然而，这种强行阻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清前期，随着满汉融合的加深，又再现了满洲姓氏冠以汉字问题。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月，高宗校阅《金史》，认为所附《国语解》一篇，讹舛甚多。他指出，金源即满洲，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语译之，历历可见。大金全盛时，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尝校正画一”。元臣纂修，沿袭纪载旧文，无暇一一校正，以讹传讹。“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今既灼见其谬，岂可置之不论”。即命大学士讷亲、张廷玉等，“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尔后，高宗对满洲人改汉姓，渐习汉俗，非常反感，多次降旨予以禁止。三十二年（1767年）五月，吏部引见觉罗氏满保之子满吉善。高宗指问：“似竟以满为姓，何必学汉人，更立姓氏？”“当即改名吉善，并令交宗人府王公等，查宗室内有似此者，一律更改”。清朝统治者对宗室成员改易汉姓多次明令禁止。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高宗指示，今日览镶红旗满洲世袭佐领呈进家谱，将一支父子之名，其首一字，俱用齐字。又一支数人之名，首字俱用杜字。“齐、杜二字，见之汉姓”。以此命名，“必致数传而后，竟成伊家之姓，沾染汉习，莫此为甚”。嗣后满洲命名，断不可数代俱用一字起头。“我满洲原有满洲姓氏，岂可忘旧”。将此通行宣谕八旗、及各省城将军、副都统等遵行。七月，他又指明，翻译取中之举人第一名陶光、第十三名郭布亨，俱与汉姓相同。将“陶”字改为“弢”字，“郭”字改为“国”字。大学士傅恒将其诸子姓“傅”，经朕令改“福”字。大学士阿桂父阿克敦，其子名阿迪斯、阿弥达者，虽俱系清语，究属三代沿用，恐其家遂以“阿”为姓。令自其孙始，名字之首，不必再用“阿”字。盖满洲原有姓氏，而通行乃其名字。“今妄效汉姓，不特遗忘根本，观之亦甚不雅”。著交八旗、各省将军、都统、副都统等，通谕各官兵，令各遵奉。如有效尤者，定行治罪，该管大臣等一并议处。

仁宗秉承其父旨意，多次下禁令满洲姓名蹈袭汉俗。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他指出，原任宗人府府丞徐绩之孙达冲阿候选通判，虽系汉军，其名则系清语。奏折内截“冲阿”二字，似将“达”字作为姓氏，沾染汉人习气，殊属非是。嗣后凡以清语取名者，俱著全书。高宗、仁宗等决心阻止满洲人改汉姓，以违者治罪，予以警示。后三部官修谱书的编纂，皆遵照“上谕”所定基调，均批判改易汉姓之根源——陶宗仪所撰《辍耕录》，指责其说“妄以金源氏族，分配汉姓”，是凿空杜撰，无稽之谈，沿陶宗仪余波，尤为乖谬。清朝统治者如此煞费心机，提醒本族不得仿效汉姓，遗忘满洲姓氏根本，力图遏止满洲汉化趋向。

晚清阶段，满人姓氏冠汉字姓的趋势已难阻挡。此时满洲家谱中其姓氏明确冠汉字姓者，已大有人在。譬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编修的《索绰罗氏谱书》，原谱作者署名“曹氏延亭庆春”，即索绰罗氏，汉姓为“曹氏”。民国时期，旗人以冠汉字姓者更为普遍，从诸多旗人家谱记载中均可验证。譬如，民国四年（1915年）编纂的《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序》记载，瓜尔佳氏，满洲巨族，为清代“八大姓”之一。“尝考瓜尔佳之字义，译写为关”，遂以“关”为姓氏。应当地说，旗人以单体汉字为姓者，包括部分汉人《百家姓》，也有汉姓之无者，比如，图、德、恒、布、海等。即使有的单姓与汉姓重合者，是取满洲姓氏之字头，如宁古塔氏姓“宁”，富察氏姓“富”，温特赫氏姓“温”等，“只是原来姓氏的简化，不必叫作汉姓”。然而，旗人受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多种家谱皆拟出辈分名字次序，诸如，瓜尔佳氏辈次范字：“世家文英，继传毓溥；承祖维新，钟振延懋。”章佳氏排辈次范字：“文魁继世永，家运启麟祥；万代延承祚，德纯瑞润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纂修的《奉天通志》特辟《氏族志》两卷，专载满洲姓氏对译汉姓，或冠汉字姓。足知满洲汉化速度之快是满洲贵族所始料未及的。

四 校补匡正，缩编简本，以备稽览

《通谱》卷帙繁多，尚存阙如。《皇朝通志·氏族略》补充了《通谱》遗漏。该书据《八旗通志》内名臣、勋臣、忠烈各传，以及查阅《八旗档册》，有《通谱》所未见者，“仅令载一卷，以备稽览”，而“其原籍无考者，概不登载”。《氏族略》补录满洲姓洪罗氏等33姓，蒙古姓揆龙氏等125姓。因所载之人无多，不以官阶高低为别，悉照本传及原册录入。每姓氏之下，举一至三位代表人物，简注旗籍、世居地、事迹，或加案语说明姓氏由来。例如，满洲老沟氏：金泰，正黄旗人，世居老沟地方；雍正中，由前锋校，从征准噶尔，阵亡，赠云骑尉，祀昭忠祠。蒙古乌密氏：巴赖都尔莽鼐，正黄旗人，世居察哈尔地方；崇德中来归，从征锦州，阵亡，赠三等子，祀昭忠祠。其子哈岱袭职，以征浙江海寇功，加授一等子，任内大臣；阿喇纳袭职，康熙中叶，以征吐鲁番功，授都统，晋封三等伯，谥号僖恪。《氏族略·总论》参照《通谱》《金史国语解》《金史》《辽史国语解》《元史国语解》《国史列传》《八旗通志》，将满洲、蒙古姓氏名称由来分为赐姓、改姓、以部为氏、以地为氏等七类，订补了《通谱》记载的阙失。

《通谱》已刊布近50年，为何再修《辑要》？其因有三：1. 补充姓名含义。八旗满洲姓氏多系复姓，自二字，至三字、四字、五字不等，与汉人以单字姓不同。前编《通谱》时，只就各家先世口相传授，或有记载姓氏者，编入谱内。645姓中以山川、地名为姓者，仅有38姓，其余均未注明。校阅全书，类似地名者，竟居其半。也有直接用满洲、蒙古语为姓者。2. 订正满洲姓氏对译汉姓，防止以讹传讹。陶宗仪《辍耕录·金姓氏》载，完颜氏，汉姓曰王；富察氏，汉姓曰李。编纂者案语：此言“牵合附会，殊为荒谬”，不知满洲姓氏源流，凡姓氏误译为汉姓者，一一订正。3. 以《金史国语解》、《皇舆图》，详细校阅《通谱》满洲姓氏，“以昭划一，以垂永久”。《辑要》对《通谱》内容作了调整，更符合满洲氏族的历史与现状。

从总体上看，记录满洲部族姓氏的四部“钦定”典籍，《通谱》是部总册，其余三部由此派生而来，在编排体例和内容上有所不同，目的是尽使满洲姓氏记录在案，不致遗漏。诸书所记氏族数量稍有变化，除了《辑要》与《通谱》相同外，《氏族略》《氏族志》与《通谱》均有差异。满洲姓氏数量，《氏族略》与《通谱》相比，《氏族略》增补的满洲、蒙古姓氏，而《辑要》和《氏族志》并未载入；《氏族志》载满洲姓氏数616姓，同《通谱》相差29姓。蒙古姓氏数目，《氏族志》与《通谱》一样，《氏族略》则少17姓。高丽姓氏数，各书一致。三项尼堪数，《氏族略》亦差26姓，连同其补充的满洲、蒙古姓氏，《辑要》同《氏族志》均未补录。其因当有三点：1.《氏族略》补录的满洲、蒙古姓氏，他们的部族地位已得到确认，而其家族事迹平常，多与世袭官职无关，已载《氏族略》，故后出之书未录。2. 四部典籍是民族认同的依据，但因“叙其事迹官爵，略书梗概”，“凡查考各项世职根由，自有内阁、吏部、兵部档册可凭，不得执此为据”。3.《钦定八旗通志》修竣于嘉庆初年，距清朝定鼎中原已有150余年，满洲氏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家族或膝下无嗣，或以罪罚没，或家族衰败等。例如，《辑要》中的鲍佳、喀尔佳、方佳、富珠理、瑚图理、济拉喇、布希、留济理八个姓氏，《氏族志》中未录，似应出于上述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