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民族关系的一些概念问题

一个学术概念的产生，往往是某个领域内研究理念的提升，或是新理论框架的再构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展开研究，提出了一批鲜明的概念，诸如，“汉化”、“华化”、“胡化”、“同化”、“异化”、“融合”、“融化”、“涵化”、“文明化”等。这些各异的提法是学者们长期深思熟虑所得，代表着一个时期民族关系理论与方法的新探索。兹择其要者数例，略评如次。

早在20世纪前期，当“中国最被人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陈垣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阐述元代西域诸族人来华研习汉文化，在文学、建筑、医药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并撰写了不少著述，论证了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率先提出“华化”与“同化”的概念。所谓“华化”，一般是指“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元代西域人大批东来，在中土定居，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于是，不少西域人用汉文字从事创作，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造诣颇高，涌现出高克恭、马九皋、萨都剌、廼贤、丁鹤年……这样一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景观。该文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布后，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匡正学术趋势。此文也奠定了作者成为国际学者的地位。

陈寅恪运用欧洲近代史学家“民族（种族）—文化”的研究视角，探讨我国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民族关系，提出因受周边环境变迁，民族关系发生转化，产生双向“同化”的现象，并对历史演进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并举史例为证，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为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为轻。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明，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他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此又作了系统的阐述，指明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后，存在“严重的胡化现象”。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胡化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民族和文化视角切入，“胡化”和“汉化”的相互转变，这是陈寅恪打开中古政治史研究之门的一把钥匙。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以史事为例，认为华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促成了他族融化于华族之中，“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他以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斗争“同化”的三种情况，一是各个民族在没有进到国家时代部落间的斗争与同化，“为争夺适合生存的自然条件，引起原始战斗。结局不是战败者被迫退出其原在地区，便是参加战胜者的部落联盟”。二为已经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没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结果是“与汉族斗争的各落后民族，每每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模仿汉族，但他们也每每把汉人同化和在文化上影响汉族”。三系彼此都进入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斗争，由于汉族力量的总和常常大过某族，结局是“汉族常占优势，侵略汉族而取得其支配权地位民族，反而其大部甚至全部同化于汉族，自然也有不少汉人同化于他们”。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民族史的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力著。

翁独健在《论中国民族史》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中一部分失去原来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同化有两种，一种是强制同化，是民族压迫的表现；另一种为自然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民族融合”一词，往往被用来指两种情况，一是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者某些民族的各一部分，互相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二是指民族关系发展的最高形式，即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全世界所有民族形成一个整体。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必须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分析、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应当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与评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讨论民族“同化”、“融合”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学术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锺翰先后结集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二书，对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汉化”等问题多有论述。其中《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满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合并了不少他族成员，彼此相互吸收，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扩大了满洲这个共同体”，从而“血亲关系已不再是决定满族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了”。论及汉军旗人的民族属性，他提出了“划法标准”，即“只能按当时是否出旗为民作为一条杠杠：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如曾一度入旗著名的方苞，即是一例），就应该算作汉族的成员了，否则就应当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并指出，与一贯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习俗、服饰和民族感情的八旗蒙古有所不同，汉军旗人在出旗为民之前，“语言、服饰、信仰、习俗各方面，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满化影响”，由于满汉长期共居杂处，“满人受到了更多的汉化影响”。《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一文，就编旗与佐领，汉人投充满洲，通婚与过继为嗣，入旗、改旗和抬旗，冠汉字姓与改汉姓，入旗与出旗为民六个问题，叙述了满汉诸多方面的融合，结论是“有清一代三百年间，满汉两民族长期杂居共处，交相融合，进进出出，你我难分，与任何民族一样，是历史自然同化交融的必然结果”。所论颇有见地。

20世纪70年代，一场关于女真和汉族之间的“汉化”、“同化”、“涵化”的论争率先在美国汉学界展开。1976年，美籍华人陶晋生教授发表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A Study ofSinicization（《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1981年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更名《女真史论》），该书以人类学的“同化”（assimilation）、“涵化”（acculturation），以及由两个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汉化”（sinicization）理论观点，探讨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问题。他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多认为，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单一的文化系统，即边疆少数民族逐渐融合于中华文明之中。女真征服者一方面积极采取中国官僚制度，利用汉官巩固其新政权；另一方面对待儒家文化，择善而从，同时推行以恢复固有文化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此论一出，立即引起美国汉学界的一场大争论。

约翰逊（Constance A.Johnson）认为该著史实证据不足，指明陶氏在此“同化”概念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小族群，而被整合（integrated）到大民族之中。这个“同化”概念所蕴涵的不只是语言和社会行为上的涵化，而是一种“结构性同化”（structure assimilation），即族群间界限的消失。杜奈尔（Ruth W.Dunnell）则认为，该书过于简单地套用了华莱士等人的“同化”概念，而没有分析此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同意将处于征服者地位的女真人视为汉民族的“从属”族群。他指出，陶氏并没有构建足够清晰的标准，以便能够从范围、特点以及重要性上，来考察女真民族是否发生“同化”，或是“汉化”。而该书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作者给出女真民族“汉化”的理论和概念。包弼德（Peter K.Bol）通过对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提出了用“文明化（civilization）”来解释女真族在12世纪的政治文化改变比“汉化”更加贴切。他认为，理解金史的关键是女真人是少数民族征服者，可以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可以使用汉民族的生活习俗，但是，在民族认同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女真人，而不是汉人。因此，“汉化”这一概念在金史上并不适用。

关于“汉化”问题的争论，时隔20年后，伴随“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异军突起，美国汉学界再掀波澜，不同的是讨论对象由女真族改为满洲。1996年，在全美亚洲研究年会上，时任会长的伊芙林·罗斯基（Evelyn S.Rawski，又译名罗友枝）发表了题为《重新审视清史：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tory”）的主席致辞，该文发表在当年《亚洲研究》11月刊上，针对美籍华人何炳棣（Ping-ti Ho）1967年发表在同刊物上的《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中“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是因为采用汉化政策”论点提出系统批驳。她反对将“清”和中国完全看作是一回事，强调“满洲中心论”，以此评价清帝国具有重要意义；认为清朝成功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利用了亚洲内陆非汉族的文化联系。从这一点，她认为满洲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以中国传统王朝皇帝身份出现的，主张满洲利用了儒家的许多东西，而本身还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

何炳棣又撰《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一文，反驳了她“似是而非”的论点，认为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大势所趋，对清朝来说，汉化的标志就是“儒化”，而“儒化”与中国化则是一回事。他强调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并不能说明就没有中国化。1998年，罗斯基又出版新作《最后的皇朝：清皇家机构的社会史》，将满洲并非汉化，而只是“利用”儒学的主张，又加以展开论证。她的论点在美国学界颇有影响力，致使一些中青年学人仍循此路思索探讨满洲史。

此一时段，美国相继出版了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和清朝世界的灭亡》（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the Qing World）、《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民族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欧立德（Mark C.Elliott）的《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濮德培（Peter C.Perdue）的《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Central Eurasia），张勉治（Michael G..Chang）的《马背上的朝廷：1680—1785年清帝南巡与清朝统治的构建》（A Court on Horseback：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1785）等。这些美国“新清史”代表作的基调是割裂清朝与中原历代王朝的内在联系，强调满洲的独立性，否认该民族的“汉化”问题，同时主张研究满洲史必须利用满文、蒙古文等北方民族的文献资料。美国“新清史”的崛起，将以往内陆亚洲、满洲种族性、主体性等清史边缘问题，又重新提升到“国家认同”的高度加以考察，似乎开拓了清史研究的视野，其实并非如此。

千禧之年以来，美国“新清史”逐渐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介绍与述评的文章相继见诸学刊，但少有回应之声。然而，美国“新清史”的基本观点是值得注意：他们否认满洲的“汉化”，更强调满洲的“独立性”；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者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皇帝”；把满文档案当作清史研究的“唯一”资料。这在清朝与中国之间人为地画了一条线，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满洲从中国历史上分裂出去。这种偏执的学术论点引起了我国清史学界对满洲问题的再思索，并回应他们的学术主张。

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海峡两岸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与地区的60名专家学者，第一次围绕清朝国家与民族认同，满洲“汉化”等问题，对话美国“新清史”学者。欧立德在《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再一次阐述他的“核心内容”：“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符号”，它的地理、人口组成和文化都在变动。满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因为适应文化（或说涵化）”，尤其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一个 ‘统治族群’与被统治的汉人之间的区别”。换言之，清朝统治的卓有成效，“不仅是因为满洲人以中原人身份来进行统治（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作为内陆亚洲人来实行统治的”。“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满洲人是谁”？他提出“大清皇帝的多面性”，要“重新以清朝为中心”的主张。黄兴涛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驳斥了“新清史”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符号”论点，从满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论述有清一代的“中国认同”，以一种持续的满族意识自觉地再造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性”。满人的“中国认同”不仅有一个形成和强化的过程，尤其在部分具有新知的满族官员和留日旗人当中，还出现过从认同“专制中国”，到追求一体性民族国家的“立宪中国”之转变。并认定“中国不能为某一族人所独占”，构成当时中国“主权”拥有者的满汉蒙回藏各族人，已经成为“异种族、同民族”的共同体。

还有常建华的《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祁美琴的《对从民族到国家历程的理论反思——兼论“满洲”的意义》，夏明方、吴密的《多重变奏中的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黄爱平的《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张永江的《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清朝覆亡后升允的政治抉择》等文章，均从不同角度辩驳了“新清史”的满洲国家认同、“汉化”等核心论点。当然，中美两国学者在文化背景、学术环境、研究视角，特别是在文献史料的解读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产生各自看法是正常的。中美学者应加强交流，求同存异，这对发展国际清代学术研究是有益处的。

近百年来，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所用的“同化”、“华化”、“涵化”、“文明化”、“融合”、“整合”等中西的概念，从多学科视角阐述了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不是从种族、血缘、体质等特征出发，而是突出民族与文化的变异，即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汉族农耕文明对周边民族游牧文明的吸引，所谓的“汉化”和“胡化”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互相转化的。王赓武指出：“‘华化’的背后是一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它不是真的要了解中国，也不是真的要被划入原来的中国，或者是现在的中国，它是要在它生活的社会里面保留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概念。”尽管作者论述的是当代海外华侨与中国、所在国的“华化”、“同化”、“异化”关系问题，但是，其观点对解析满洲与汉人等民族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弱势民族转化为强势民族和一般民族之间的关系，各个历史阶段的“同化”和“异化”是同时进行的，或以激烈的战争方式强迫推行，或以主动吸纳的平和方式演变，相对后进民族既吸纳他族的先进文明，又保持本民族的特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则分化到若干个他族之中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