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史学
一 概述
埃里克·方纳说，20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历史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社会史学”的崛起。
如果要为美国新社会史学的产生找一个起点，那么可以归之于1966年杰西·莱米什（Jesse Lemisch）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发表的《走向民主的历史学》，该文章主张撰写“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此后，工人史、黑人史、妇女史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已蔚为大观，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什么是新社会史？它有三个特点：（1）不再将社会史视为历史研究中一个以对象划分的专题分支，而是当作从社会观点出发的历史，即“对社会的历史观”，是“以社会集团”为中心的历史写作方法，不排除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活动；（2）放弃过去那种用描述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人民”的作用的做法，转而用研究民众集体行为及其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方法来揭示社会变化的进程；（3）强调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是社会史的主要研究目标，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试图在个体经历的集合之中发掘出社会的结构和运动轨迹。也就是不再专注于个人，而是团体，所描述的社会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几十年来，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特别是在劳工史、黑人史和妇女史领域。就劳工史方面来说，旧劳工史着重研究工会、工会的结构、劳工组织的产生及重要的工会领袖。但实际上美国历史上工会并不太普及，工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只有1/3的工人是工会会员，所以只研究工会还不足以说明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新劳工史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较少关注官方劳工组织而较多地关注那些影响劳工的更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劳动”的定义也扩大了，除了工厂、作坊的工资劳动者以外，还包括奴隶们在种植园的生活和妇女们的家内生活。研究对象也把新的或相对未组织起来的团体包括进来，诸如百货公司雇员、护士和农场上的季节性工人。尽管劳动经历本身仍是重点关注对象，但一些劳工史学家至少对文化特征、政治和政府政策及劳工市场的结构等方面给予了同样的重视。由R．康芒斯奠定的“旧劳工史”集中于经济市场对工人的技能、生活标准和组织能力的影响，分析的主要对象工会本身，它主要被看成一个经济机构，而政治活动、竞争性的组织模式和劳工领袖们的传记是次要的。“新劳工史”虽然包含着许多不同倾向的论题，但总的来说都强调把普通工人作为研究对象。在不否定市场、外界的政治事件和其他力量影响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们试图重建的不仅是平民的行为，还有各种动机和见解。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新社会史，特别是对其中的新劳工史和黑人奴隶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在整个西方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研究影响最大”，美国也不例外。有人说，在美国，追随英国的汤普森的研究成果的人，“可能没有人再比已故的赫伯特·古特曼的那些著作影响更大的了”。像汤普森一样，古特曼也集中于工人们如何对不是由他们选择的形势和环境作出反应的问题上。“在赫伯特·古特曼、戴维·蒙哥马利、戴维·布罗迪（Brody）手中，还有在其他一些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版著作的人手中，劳工史离开了美国历史学的副业的小生境（niche）而进入了关于美国历史经历的本质的各个重大的讨论领域。”关于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赫伯特·古特曼、戴维·蒙哥马利、尤金·吉诺维斯等史学家，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加以讨论。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是美国整个新社会史学的左翼部分，但要注意的是绝不能把新左派史学与新社会史学等同起来，因为新左派史学主要是一种思想潮流，而新社会史学则主要代表一种新的方法。“新社会史学的主要实践者是那些一方面受到‘自下而上’的史观影响，同时又在努力尝试方法论突破的史学家。他们大多属于主流派自由主义学者，正在积极寻找能取代和谐史学显然站不住脚的‘利益一致’论的新解释。”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追求新社会史的新左派史学家才可被纳入新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学的范围中，本节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人的著作。
不过，由于在美国的史学传统中，社会史和新社会史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浓厚的血肉般的联系，所以即使那些自由主义的新社会史学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吉诺维斯夫妇曾动情地说到了这种联系：“社会史，特别是在其确立之前的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祖先，即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合作的著作。社会史概念中的‘社会的’这个词带有不言明的社会主义的或至少是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约定。”他们还说：早期的社会史“几乎完全等同于劳工史”，同时附带地还关注一下农民的情况；“社会”史的著作，仅从其名字、时期和大方地点缀着的大写的首字母“S”来看，就相当于在挑战一种君主的或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这样来解释社会史很有意思，至少反映了这对夫妇对社会史的看法，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社会史研究的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美国社会史在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论及美国新社会史的智力源头时说道：这一方面归之于美国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特别是法国《年鉴派》的主张；另一方面是“以新的方式复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我们习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来源并非互不相关，因为众所周知，年鉴派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以她强调说：“即使许多社会史学家拒绝承认与种种马克思主义标签的联系，特别是拒绝承认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固有的目的论的联系，然而他们也学习和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的某些范畴，这表现在某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研究社会和物质现实与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研究为社会史增加了一种新的维度；第二，辩证分析揭露出普通群众的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主要是通过语言、仪式、象征性的行为和宗教；第三，马克思主义者集中于社会现实和行为间的关系揭开了关于“文化”本质的某种持续不断的讨论，即关于如何对它进行定位、识别及关于它的政治影响的讨论。总之，马克思主义已经渗透到关于社会史的研究中，从某些方面看，或者从某些作品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太容易分清楚：到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创造性的成分已经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对已成为社会史前沿的劳动人民文化的研究。一种次要的方向则涉及试图解释文化是如何影响或不影响历史变化的进程的”。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对衰落的倾向。满云龙指出：“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社会批判的动机只在小数社会史家身上体现和保留。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从职业学术的角度出发运用和写作社会史，使得社会史学的特征愈来愈多地表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在史观上与其他史学不复有巨大差异。”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依然在发展，但持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学者减少了。1988年在一篇纪念古特曼的文章中，有人曾深情地说，与80年代后期相比，70年代前期“看起来就像是非裔美国人史的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正逐渐分手”的趋势。这与苏联的崩溃有关，也与新史学本身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有关。比如，在妇女史等领域，当年马克思没有发表过太多的意见，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向这个研究领域渗透时，反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身受到攻击。布赖恩·帕尔默就此说道：“目前的形势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接受挑战，对它所忽略的人类经历的重要成分进行研究与解释，不如说是正因为它自己无法阐述这些成分而备受攻击。这一攻击正在摧毁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盟，其结果是一切不受拘束，自由泛滥。在我看来这就像是知识领域的无政府状态。我们欢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创新，但却对我们为这小小成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忧虑。”这种趋势虽然是从法国开始的，但在美国也得到了坚实的追随者。比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一度颇受马克思的影响（受汤普森著作的影响），后来却对马克思主义抱敌视态度。此外，类似的情况还有林恩·亨特（Lynn Hunt）、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要求阐明新社会史在整个国家的历史学中的地位，即实现一种“新的综合”。这最初是戴维·布罗迪在1979年发表在《劳工史》上的《旧史学与新史学：美国工人阶级研究》一文中提出来的。戴维·蒙哥马利曾对此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这种“新的综合”，必然要涉及某种历史分期，以便“有效地确认美国资本主义演变的不同时刻的各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这种分期“还应该依赖一种阶级的概念”。他接着说：“综合的工作，是我们通过社会变迁的概念把关于生产关系、社会意识和工人阶级存在的知识整合在一起的一项工作。这使我们得以识别那些把工人在一个时期与在另一个时期的经历区分出来的特征。我们做这件工作的时间现在已经成熟了。”
1981年古特曼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道：“新史学未曾产生一种新的综合。”他又说，我们可以向历史学家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用什么方法（如果有的话），我们对黑人史、工人阶级史或妇女史（这只是一些例子）的新的理解会改变我们对美国史的理解？”但直到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果似乎不是很明显。顺便说一下，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可看成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
此外，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明，20世纪末社会史研究渐渐转向文化史（新文化史）研究，这是由整个欧美的历史学转向所决定的，在不同程度上能坚持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也不例外。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20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盛极一时的社会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缺陷，那就是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史研究是一种对群体的研究，在这种群体中个人不见了。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重新强调个人，那种强调研究集体的社会史也就必不可免地要走过自己的鼎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也是这样。
二 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学的某些特点和缺点是与整个新社会史相同的，比如它造成了“碎化”现象，一些人着重思考社会史的综合问题，即找出日常生活、普通百姓的价值观、行为不端与更大的变迁机制之间的某种联系的问题。另外，那些接受了汤普森的理论的美国学者也曾一度走向极端，“发展到只研究工会以外工人的历史而不研究有组织工人的历史，只研究工人的文化生活，而不研究政治斗争史”。但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着重于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研究社会史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有一段话，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她说道：“依照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享有年鉴学派的假定，即认为历史要受科学规则来支配。他们坚持一种生产在形成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中起关键作用的见解。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生产关系’在人们中产生了各种利益的冲突，通过阶级划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此类划分的固有性质是敌对的，所以它们孕育着异议，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威胁现存的政府。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释为什么阶级冲突总是并不削弱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尽管它有这种潜力。他们的答案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划分和必然产生的各种冲突被一整套维护平衡的思想体系所合法化了。凡帕森斯学派把社会平衡视为一种社会实体的功能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均视其为一种精心制作的合理化的产物，是各种社会控制的手段，目的是为经济不平等辩护。所以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只是叙述正在发生的普通人民创造令人满意的工作和家庭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是考察为人们提供理解其自身生活意义的构架的种种观念。马克思主义者论证说，社会实体和意识形态的辩护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为一种解释历史变化的辩证过程提供了不断变化的推动力。”可见，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否定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些基本原理，但他们想解决的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内互相对立的阶级是如何得以和平共处于一个社会中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未详细加以说明剥削阶级是如何让被剥削阶级听从自己的指挥的，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想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二）包罗万象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新社会史内容上包罗万象，包括劳工史、妇女史，家庭、休闲、性和种族划分等的历史，既包括各种制度又包括情感和观念。这固然也是新社会史共同的现象，但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下述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指出的一系列问题中，有的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考虑的问题：如何去思考这样一种历史，它把文化用作一种描述性的范畴，但其研究者又无法对所使用的各种分析方法达到一致；关于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力量问题，涉及什么是普通美国人的固有价值观；在什么程度上各种准则和行为是不同的阶级、人种和种族团体所特有的；它们是如何被转化成中产阶级的流动的、贪得无厌的价值观的。研究日常生活和劳动人民的文化结构让人明白：至少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同系列的假定和目标把美国人分裂开来。比如，19世纪初的共和主义的意义对妇女、工匠及对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来说显然是不一样的。对工匠来说，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向上流动的能力是一个中心宗旨；商人们把这些观念理解为摆脱政府的限制；中产阶级妇女把共和主义看成一种造就有教养的公民的号召。白人的工人阶级妇女坚持认为自由是把她们的赤贫与过度操劳的生活与奴隶制的种种恐怖区分开来的一种方法。为共和政体辩护的论点涉及广泛的范围，从主张个人自由的到直率地反对资本主义的都有。普通人民对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作出反应，这些价值体系是不是阶级、种族、性别、人种背景、特定地区的人们的产物或这些东西的某种结合的产物？在劳动人民拥有某种单独的文化的情况下，它是如何得到加强和得到维护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比如，吉诺维斯曾通过研究奴隶制作出这样的回答：通过把奴隶看成某种家长制文化的一部分能最好地解释奴隶的种种行为（包括他们反抗奴隶制的能力）。但赫伯特·古特曼等人反对这种解释，说牢固的非洲的和家族的根源连同残酷的强制说明了奴隶制中的黑人的价值观及其行为。这场辩论中的立场差异类似于关于劳动人民如何适应并抵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争论：文化是否源于那些被大多数人所吸收的起支配或起主导作用的观念，还是产生自每个个人对自己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体验。她还指出：所有对此类问题的答案都是难以捉摸的，但考察它们的努力却有令人兴奋的结果，那就是发现了普通人是如何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方法是，由于缺乏书信和日记之类的材料，历史学家转向考察行为，把它们作为原始资料；另一个考察动机和行为特别有用的方法，是采用某种单一的资料，一首歌曲、一条罢工口号或一幅抗议的标语，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它进行“解构”（deconstruct，考察它所包含着的相反的信息）。
（三）强调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
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夫妇一方面对布罗代尔予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尖锐地指出：“布罗代尔所描述的社会编年史的背景，极大地削弱了他的贡献。在他的著作中作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被描述得更像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像是某种生态的特征，而不是一个对自然界作出反应的人类的群体。然而如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严格意义上的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开始于人类意识到与自然界的分离。最早和最初步的农业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原始技术预示着这种分离。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也种下了人对人的（男人对女人的甚至女人对女人的）剥削的种子。”应该承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他们继续说道： “就是在这一点上，即资产阶级社会史在反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撰写全体下层阶级史，特别是撰写工人阶级史的传统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本质。马克思关注政治目标，从不错误地把正义看成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不会把对早先工人阶级种种生活模式的赞美看成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还说：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献身于改变这个世界并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他的主要计划之一无疑正好就是对所有的群众和各个阶级，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无情的批判，以便使这个阶级有能力投入战斗。所以他必须不仅把任何掩盖其种种缺点或夸大其美德的企图看成是罗曼蒂克的废话，而且看成是反革命的政治策略。”
这样一种认识，会造成他们对社会史的处理方法与自由派对社会史的处理方法不尽一致，尽管后者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影响。其最大的区别可以从他们以下见解中看出来。他们认为：自由派虽然也一致反对史学所主张的奴隶的意识反映了他们主人的意识，但自由派的认识依然缺乏说服力；因为自由派史学家认为，奴隶的意识实际上完全是由独立于主人的价值观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站不住脚。自由派史学家强调奴隶意识的非洲根源、家庭生活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习俗的根源等，这种观点的要害是：“它否定了主人—奴隶的辩证关系的决定性的重要性，也就是否定特定的、历史上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形式，‘激进地’强调黑人的成就和自律怎么也不能掩饰从阶级的解释退却到政治上使人麻痹的唯心论。”所以，如果否定统治阶级使奴隶深陷其中的社会权力，其结果只能是“专注于奴隶的私人的而不是共有的经历”，因而无法说明奴隶与奴隶主的真正关系。这里的意见可看成是自由派的新社会史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在奴隶制研究上的基本区别。虽然着重点都从奴隶主转向了奴隶，但后者强调阶级斗争。另外，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吉诺维斯夫妇所讲的阶级斗争，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理解的阶级斗争还是有所区别的，他们更强调文化方面的斗争形式。
这对夫妇还说：“对‘群众文化’或下层阶级的异议的象征性表达不论表面上怎么热情，更不用说那些伪装的新方法，都不能使我们对在政治领域明确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变得糊涂起来。阶级斗争在各种斗争着的社会力量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所以，“对下层阶级的关注必须提出政治权力问题，并证明文化，即那些符号，为统治阶级提供安全阀的程度或相反提出暗含着的挑战的程度。这种公认的暗含的挑战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它们不清楚地表达出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论述阶级斗争的过程并概括其种种政治含义。这意味着其中的东西远远要比说明‘人民’总是对受虐待而感到愤恨不平要多得多；它还意味着这些政治含义的力量和弱点要接受最严格的评论。”当然，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在新左派内部也会引起争论。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指出：在这对夫妻看来，阶级构成了核心权力关系，而种族和性别的运行则维持着社会的等级制度。“然而，把阶级看成一个永恒的要素，对那些把种族、民族和性别看成塑造美国过去的最重要力量的人提出了各种问题。比如，赫伯特·古特曼可能会同意那种抽象的形式但在某些时刻肯定不会同意关于阶级而不是种族或人种构成了塑造人民生活的架构。同样，许多妇女史学家曾坚持认为在重建妇女要求选举权的整个政治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性别身份比阶级更有用。”我们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阶级斗争到底在各种过程的历史中起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或者它是否在所有方面的历史过程中都起最主要作用的问题，肯定是会有争论的。
三 赫伯特·古特曼与新劳工史
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 Gutman,1928—1985）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老左派移民家庭。“他成了他那一代少数卓越的学院里的历史学家之一，这些人试图把某种美国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从与斯大林主义结合而被毁坏的境况中解救出来。这些人中的某些人，人们首先会想到吉诺维斯，承担了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复活并建立起它与美国历史学的联系的重任。而古特曼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公开后就中断了与他所说的“先锋左翼政治”（vanguard leftist politics）的联系，并“从未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恋”。他花了约30年的时间，“探索一种不同概念的语言”来研究美国劳工史。这种语言是适合他自己的平等主义的冲动的，适合他选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无限混乱的主题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决定离开纽约到威斯康星，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在那里，他不仅与一批与他思想相仿的老师和同学生活在一起，还使他接触了他很少了解的全新的现实，那是一个由农场、矿山和拥挤在一起的小工厂的城镇构成的美国。这使他很快走向20世纪70年代的劳工骚乱，对他后来的历史研究有重要影响。古特曼的主要著作有《清教与美国工人运动：镀金时代的基督教精神》（1966）、《奴隶制和数字游戏》（1975）、 《奴隶制和自由制度之下的黑人家庭（1750—1925）》（1976）、《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1976）和《力量和文化：美国工人阶级史论文集》（1987）等。
按蒙哥马利的说法，他在1975—1976年出版的三本书是他写得最好的书，其中《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1976）是论文集，所收集的都是他“最有名的文章”。他是新劳工史创始人之一，布赖恩·帕尔默称他的著作“孕育了整整一代北美学者”。通常认为他的学术思想深受英国汤普森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他的学术思想的根源像20世纪50—60年代许多觉醒的左翼分子一样，是在批判性地参与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又是在当时的历史著作的影响下成熟的。一般来说，影响他的历史著作的是某种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高度依赖经验的城市社会学）的折中的混合物。同时，在60年代，他也声称效忠于英国E. P．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应该注意到，早在他读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他已开始发明出他自己的关于大众行为和意识的观念”。
我国学者张友伦把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大体分为三大分支，其中一支就是“新劳工史学的正统学派汤普森—古特曼学派”。王立瑞相当全面地总结了他在历史学上的成就，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劳工史由工会史转变为工人大众的历史。旧劳工史注重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而古特曼着重关注工会运动之外的普通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和斗争。他强调普通工人的经历，强调工人群体为了自己的权利与雇主展开的斗争，证明工人阶级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
（2）注重地区和地方社区研究，把劳工史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区，包括社区、工人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娱乐场所。他对几个地方小城镇进行研究，发现许多重要现象都被传统劳工史所忽视了。比如传统劳工史认为镀金时代的工会运动，即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非常弱，而古特曼看到的却是长时间的罢工和企业停产；传统史学中流行的观点是企业家拥有社会和政治力量，工人是孤立无援的牺牲品，但他在研究帕特森中发现，工人占这里人口的多数，有值得骄傲的工人出版物，有大量活跃的工会组织，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堡垒。
（3）重视传统文化与工人的关系的研究，认为它在美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指出：大众信仰和共和主义政治传统是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的中心；不同族源的工人群体带着自己的原初文化进入急剧变化的美国社会，他们为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工作习惯不断同雇主展开斗争，抵制雇主为现代化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工作规程、劳动纪律和劳动时间；美国工人群体的亚文化就是在这种抵制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4）研究黑人家庭和黑人文化，得出了奴隶的血缘纽带比婚姻纽带更牢固的结论。同时他还指出，黑人文化也是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有力武器，在阶级斗争的历程中奴隶阶级是以共同的黑人文化为纽带逐渐形成的。
在对黑人奴隶的研究中，古特曼是从奴隶自身的经历——他们的行为、家庭生活、信仰和习俗、对奴隶主的抵制和反抗，来理解奴隶行为的变化的。与吉诺维斯从奴隶主的角度和主奴关系的互动看待奴隶阶级不同，他反对把奴隶的文化根植于主人的支配性文化环境中，认为奴隶没有接受主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研究奴隶制的史学家，不是从奴隶主对奴隶待遇的变化或其他外在因素来理解奴隶行为变化的。
（5）强调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方法。古特曼对工人阶级史和黑人奴隶史的研究包括劳工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移民史、黑人史、妇女史、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他把劳工史、移民史和家庭史结合起来，把处于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族源的美国工人群体放在一起研究，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准确地予以解读和评价。
古特曼拥有很大的名声，但他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一些人认为他对“文化”的过分看重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威伦茨等人在反驳一些攻击古特曼忽视政治的意见时这样为古特曼辩护：“更简单地说，古特曼没有提出把‘文化’作为政治的一种替代品（像他的这么多的批评者和并非少数的受到误导的他的赞扬者仍然坚持认为的那样）。对他来说，政治始终是某种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文化’在其深层次上具有政治的性质。”类似的争论在国内也存在。张友伦指出，古特曼的书的特点是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是“源泉”，社会是“舞台”，这两个因素是解释人的活动的依据，“人们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行为或是集体的行为，一律取决于这两个因素”。虽然古特曼所说的文化，内容广泛，包括权力制度、财产关系等，生活习惯、社会环境和宗教占有特殊位置，但这种把“工人文化”作为工人运动史的唯一研究领域，带有完全忽略经济因素和政治斗争的倾向。而且古特曼还认为，文化与经济制度不一样，其影响更为深远，即使在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后，原来的文化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由此，张友伦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来看，古特曼把‘文化’提到了不适当的地位，而把经济因素、阶级斗争排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结果走上了只研究文化不谈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只研究工人群众和非组织工人，而不研究工人组织、工人政党和工会的道路。”王立瑞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古特曼……强调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和奴隶阶级形成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原理。应该说，古特曼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里揭示工人阶级和奴隶阶级的不仅有为经济利益的斗争，更有为维护他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斗争，这样的分析并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他还指出，古特曼本人对评论者称他为“文化主义者”也明显表示反感。
由于古特曼对文化的理解富于个性，所以他的文化概念虽然（用佩因特的话来说）“在历史学上有重大影响”，但对它的各种批评意见首先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吉诺维斯夫妇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持批判态度，认为他集中于工人的文化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权力关系问题，和限制着穷人的文化并使其显得处于相对无力状态的方式。古特曼死后这种争论还在继续。
关于古特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虽然他深受英国汤普森的影响，但我们在第一节指出，汤普森认为他只是受马克思影响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汤普森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特殊情况和古特曼一生的事业。他始终持左派立场，始终认为自己是为了黑人的事业而奋斗，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总体上，后来的左翼学者对他的评价一般都很高。哈金斯指出：古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规模输入奴隶以后很久非洲继续对非裔美国人发生影响，而且一个奴隶的信仰体系是独立于主人而存在的；“古特曼认为正是这些观点是他的最重要的发现”，因为这提供了一个根据奴隶们自己的条件来思考他们的基础。同时这也给了人们一种奴隶们中间存在一种道德人格的感觉，尽管压迫他们的制度是没有道德性格的。古特曼的研究成果问世后，莫伊尼汉（Moynihan）等人所依赖的传统知识就变得不完整了。古特曼证明了研究黑人的经历和文化的一种新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标准”。哈金斯还说：“最重要的是古特曼在诠释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新的证据，所使用的材料中有许多在他以后尚未有人利用过。”他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古特曼，我们所了解的奴隶的历史、黑人的历史绝不可能这样多，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
古特曼在美国新劳工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去世的那一年，利昂·芬克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这样写道：“近年来在劳工史领域有多少著作和文章在自我介绍时不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约翰·R．康芒斯和赫伯特·G．古特曼的比较？前者是‘旧’劳工史的代表，而后者是‘新’劳工史的使徒。”
四 戴维·蒙哥马利关于“工人控制”问题的研究
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1927—2011）曾有10年时间在纽约等地做机械师，做过卡车司机，还做过很多年《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史》（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杂志的编辑。他于1962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14年在匹兹堡大学教书，有两年在英国帮助E. P．汤普森在沃里克（Warwick）大学建立社会史研究中心，后在耶鲁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超越平等：工人和激进共和党人（1862—1872）》（1967）、《城市工人：工人在19世纪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美国的经历》（1993）等。代表作是《美国的工人控制——劳动、技术和工人斗争史的研究》（1979）、《工房的减少：工作场所、国家和美国劳工激进主义（1865—1925）》（1988）。蒙哥马利是美国受到推崇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汤普森对他的评价很好，连布赖恩·帕尔默也对他评价很高。他说道：“今天，在美国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几乎是徒劳的，确实，像劳工史领域的戴维·蒙哥马利等人正在撰写精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但美语的马克思主义一词似乎往往是打折扣的，对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就这一点而言，我绝不打算批判蒙哥马利，他的著作比所有其他美国历史学家们都在更大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蒙哥马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人控制”。他认为在工人运动史上，雇主的特权与工人控制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雇主依靠加强“科学管理”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工人则要求加强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来抵消雇主的特权。他研究了19世纪机械工人工会，得出的结论是：“机械工人对‘科学管理’的回答是要求对整个社会实行以集体为基础的‘真正的科学’改组。”换言之，就是要求极大地扩大工人的控制权。蒙哥马利还提出，工人的控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斗争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控制形式。仅仅在19世纪后半期，就有过三种不同的控制形式：（1）手工工匠的职业自治；（2）工会劳动规章；（3）工会的相互支持。他还提出：同工人控制形式相对应的还有工人的精神风尚，这种风尚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工匠职业自治阶段，劳动秩序靠伦理观念来维持。当时存在着三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工人自己决定生产限额，任何人均不得超过，甚至在机器生产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还坚持这样做；对老板要有“骨气”，不能低声下气；对同行要讲“义气”，不能为了自己的生产单位和饭碗而挖别人的墙脚。这里，蒙哥马利所说的工人“控制”，不是说工人要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改造问题。
刘丽华着重研究过《美国的工人控制——劳动、技术和工人斗争史的研究》这本书的优缺点，指出该书是美国新劳工史学的代表作之一。
其优点是：（1）“改变了劳工史研究的方法、视角与对象。全书采用‘从下向上看’的视角，将普通工人而非劳工精英人物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重现他们在工业社会中的工作经历，考察他们对工业社会的切身观感，这种写作方法拓宽了劳工史的研究领域，将工人阶级史还原为工人人民史，使工人史更加真实、完整和丰满。”
（2）“重新塑造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工人的形象。本书对传统工人形象的描述提出质疑，指出工人虽然位卑权微，但他们凭借对生产的实际控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和想法，在工作和生活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时刻努力让雇主听到这种声音，他们的行为对雇主以及美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3）“展示了左派历史学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关注意识。新劳工史学兴起后，许多劳工史学家或者转而研究工人的前工业社会文化在工业社会中的适应和改变，或者将关注点放在工人选举行为与社区、族裔的关系上。蒙哥马利却将视线锁定在工作场所，不遗余力地重现普通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雇主之间不断变更的关系。他的研究仍然以阶级为基础，却更新了研究内容。在他笔下，工会与罢工仍然经常出现，却不再是为了证明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存在，它们仅仅是某些工人表达自我感受、改善自身境遇所采用的一种集体方式，或者说它们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弱势群体对自身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进行抗议的工具。”
至于该书不足的方面，主要是由于“作者在从事史学研究之前是工厂工人、工会组织者和共产主义者，这种经历使他的著作难免受到以今推古思维的影响。此外，作者在论述工人的职业自治时，没有在概念上对工人群体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容易使读者尤其是非劳工史专业的读者产生歧义，进而造成理解和认识上的失误”。
蒙哥马利对劳工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劳工史的确定的主题就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生计而依赖于工资收入的社会阶级的形成，及这个阶级中的男男女女对社会和政治变化所施加的影响。”他这样为他那一代人中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观点辩护：“毕竟，正是这一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在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第三国际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中发现了重新撰写各从属阶级的历史的关键。任何致力于参与这种重现过去时代社会意识的人都不会想象：一个人的身份是不经过某种中介的方式由生产关系直接造成的。”他还认为研究劳工史大大有助于对历史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他说道，对任何希望理解过去150年来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人来说，有三个主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工业生产所特有的社会关系；（2）人们为应付这些关系的努力而产生的社会意识和冲突形式的变化；（3）工人的意识和行为对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
对劳工史的深厚见识，使蒙哥马利对战后美国工人运动的衰退原因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列举一些人所说的原因后，强调“不认识国家在形成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决定性的权力，就不可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资本的策略。所以对劳工来说，如果不包括某种系统地反对国家机器的斗争，任何策略都将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进一步分析道：
今天的国家热心地支持资本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在相同的工业部门中，“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deregulation）的政策现在已经在组织在工会里的和未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之间的收入造成了巨大鸿沟，事实上这是劳资协商时作出让步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此外，国家决定性地促使工会官僚主义化，既通过立法也通过法庭的判决，这些判决都鼓励工人签署契约，但禁止其他各种阶级团结的形式；同时也通过拒绝制订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一些基本措施，如国民健康保险、适当的和普遍的退休金，及适合群众需要的住房计划（而不是那些房地产开发商的住房计划）。这些福利措施在欧洲是常识，但（20世纪）40年代后期，劳工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在这里决定性地失败了。额外福利（fringe benefits）和商业性开发计划（commercial schemes）与服务无关，所激发起来的不仅使公司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达到最大化，剧烈地把受保护的工人与不受保护的工人分离开来，而且还使工会官员培养起为他们自己的成员管理养老金和服务所需要的才能，而不是动员他们从事群众性的行动。
蒙哥马利对战后美国工人运动衰退原因的分析相当深刻。他对工人控制的研究，使得他对工人与资本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
五 尤金·吉诺维斯与黑人奴隶史研究
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1930—2010）出生于布鲁克林一个工人家庭，1953年在布鲁克林学院获学士学位，1955年和1959年分别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8—1963年在布鲁克林的工艺学校任教，1963—1986年先后在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和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任教期间，他是个十分有争议的教授。此后在佐治亚技术学院、佐治亚州立大学等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吉诺维斯是越共的支持者。他于1969年结婚，妻子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是个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曾积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但因不听从指挥而被开除。后来长期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做过《左派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编辑。任1978—1979年度美国历史家组织（OAH）主席，通常认为他是该组织第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席。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研究南方的保守主义，思想开始右倾，认为资本主义毁灭了南方的制度。以前他从激进的左派立场来谴责自由主义，现在他改为一种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1996年他加入天主教，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此前一年已改变思想，加入天主教。其主要著作有《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南方奴隶制的经济和社会研究》（1965）、《美国黑人奴隶制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968）、《红与黑：关于南方和非裔美国人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考察》（1969）、《奴隶主创造的世界》（1969）、《咆哮的约旦河：奴隶制造的世界》（1974）、《从反叛到革命：美国黑奴在创造现代世界中的起义》（1979）、《商人资本的果实：资本主义兴起和扩张过程中奴隶制与资产阶级的财产》（1983，与妻子合作）、《左右为难的奴隶主：南方保守思想中的自由和进步（1820—1860）》（1992）、《南方传统：一种美国保守主义的成就和局限》（1994）、《南方战线：文化战争中的历史与政治》（1995）、《支配者的思想：南方奴隶主的世界观的历史和信仰》（1995，与妻子合作）。他曾讲到，他是在苏联崩溃后，读到《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伊凡的那个问题而重新思考他的无神论立场转而皈依天主教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上帝，岂非什么事情都可做？”但美国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复杂性在于，皈依天主教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的学说。1996年，吉诺维斯在评论弗兰克·E．曼纽尔（Manuel）一本讨论马克思的书时又这样说道：“马克思关于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比甚至是公平的曼纽尔所意识到的更有价值。”
拉特格斯大学师生的时事宣讲会（teach-in）吸引了吉诺维斯的注意，他成了《左派研究》编辑中在政治上最直言不讳的人。1965年理查德·M．尼克松抨击他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他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或惋惜即将来临的越共在越南的胜利；我欢迎它。”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要求民主党的州长解除吉诺维斯的终身职务。尼克松来到这个州为共和党竞选，向大批向他欢呼的美国听众发问道：“一个受这个州雇佣的人有权使用他的地位在战时帮助和安慰美国的敌人吗？”这些听众大声回答说“不”！尼克松眉开眼笑。但州长和拉特格斯当局公开保护吉诺维斯教学的权利。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因拉特格斯没有解雇吉诺维斯而向这所大学颁发了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奖。但这并不说明他不受这件事的影响。此后，据他自己说，他在该大学中实际上在薪金和升迁的可能性上都变成了“二等公民”。他辞职来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任教。
他的《红与黑》一书，收入他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历史理论和方法，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奴隶制的研究。他的主要历史观点大体上见之于该书，而体现这些思想的则主要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咆哮的约旦河》。从书中可以看到他沿袭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他认为“葛兰西的思想代表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赞赏葛兰西的“文化统治”理论，并将这种理论用于对奴隶制的研究。
吉诺维斯对奴隶史感兴趣，有自身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使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对黑人文化和黑人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由主义和左倾观点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新左派的崛起、欧洲史学对社会下层的关注等都有助于进步历史学家走向新社会史。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黑人史，大部分院校都开设了关于黑人或黑人史的课程，相关的著作不断问世。这时期是吉诺维斯思想上最激进的时期，他坚信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决不可能消灭种族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首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宣称将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尤其是对南部史与黑人史的解释。作为一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他否定经济决定论，但主张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来研究历史。（第319—320页）
按赵世玲的分析，吉诺维斯的历史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辩证唯物论的本质之一是将历史过程视为一个整体，着重探讨形形色色的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说道：“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定包含众多的因素，而每一因素都会影响这一事件的发展。”由此出发，他把研究美国南方社会视为一种特殊的文明，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他反对经济决定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他是这样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存在取决于特定的基础（生产方式），但“上层建筑不仅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它也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基础的发展。从此出发，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运用葛兰西的文化统治理论，致力于研究黑人文化。（第320页）
（2）与英国的汤普森等人一样，他也修正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生产方式，而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物质状况对社会阶级的产生有首要的意义，但社会阶级的发展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所以“阶级的存在与经济利益相关，但其发展并不完完全全地从属于经济利益，也是文化演变与世界观的产物”。对决定某一特定阶级的特定行为方式来说，意识形态及心理与经济利益同等重要。所以对这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进行阶级分析不仅意味着研究经济状况，也要研究政治主张、思想意识与道德情操”，因为这些因素与经济因素一样重要。（第320—321页）
（3）反对历史为政治服务。他承认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观点的影响，但历史学家有责任尽可能做到客观。
（4）研究历史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即反对一味强调“自下而上”，认为下层民众与统治阶级互相依存。比如在美国南部，“主人与奴隶的命运始终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所以只有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进来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全貌。
（5）就研究奴隶制的方法而言，主张对奴隶制和种族关系进行宏观探讨，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比较，才能发现不同的奴隶制社会所共同具有的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老南部的特殊性。（第321页）
关于非裔美国人史，吉诺维斯的《咆哮的约旦河》（1974）提供了迄今为止“最连贯、最全面的论点”。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对吉诺维斯的这部书的理解：“吉诺维斯的著作的优点，是企图在这同一种制度内来理解主人和奴隶。这确实正是界定这种制度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斗争，当然这是一种不相等的斗争。但在吉诺维斯看来，在奴隶的世界中不仅主人的权力是支配性的，而且主人还决定着了解这个世界的条件。所以，奴隶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似乎只是像镜子那样反映着主人的看法。奴隶们并非简单地适应于那种家长式的社会习性；他们使这种习性内在化了。但尽管吉诺维斯的辩证的推理给人深刻的印象，他的这个论点仍然只是一种推论，而不是一种已确认的事实。因为他所使用的书信和日记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的是奴隶主的而不是奴隶的思想。”
《咆哮的约旦河》（Roll, Jordan, Roll）是吉诺维斯一系列理论主张的集中体现。他用心理学来分析奴隶制的历史。他关于美国奴隶制的主要思想是：内战前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社会是一种家长制，奴隶主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像封建社会的领主和农奴的关系一样。就奴隶主来说，他们所向往的是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讲是反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这种封建主阶级的心理状态，使他们怀有把奴隶制和文明等同起来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有时甚至比追求利润更重要。就奴隶来说，一直都有一种既安于现状又力图反抗的矛盾心理。这种奴隶制的性质是前资本主义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是封建家长制式的；而且非洲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在奴隶制结构中发展起来的奴隶世界观，它一方面使奴隶忍受逃避不了的压迫，另一方面在适应现状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既彼此仇恨又相依为命”的关系。（第324页）这种解释显然是受到葛兰西的理论影响的反映，因为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不仅依赖暴力，还凭借思想意识来控制被统治者。
对《咆哮的约旦河》一书，美国史学界虽然总的来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有的认为这本书达到了奴隶制著作的“新的高峰”，有的则认为这本书“既无理论，又无历史”。对吉诺维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也有人提出质疑。比如，关于内战的性质问题，吉诺维斯认为内战是“南部的独立战争”，显然与马克思的判断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者及左派史学家提出的批评非常尖锐。他们谴责吉诺维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吉诺维斯有关奴隶制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持有异议，甚至声称‘吉诺维斯将其研究标志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第327页）其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吉诺维斯与汤普森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从而主张上层建筑具有独立性，又将社会发展阶段视为整个文化的发展演变。有人指责他为了避免“经济决定论”，误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并企图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结果是，在他所构成的体系中，“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剩无几”。他们还认为，吉诺维斯在理论上的失误使他对奴隶制的研究走上歧途。还有的人指责吉诺维斯将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的定义简化为单纯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基础无关，等等。（第328页）这些批评是否都击中吉诺维斯的软肋？我们还是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在《咆哮的约旦河》一书的“前言”中就讲到，美国奴隶制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滔天大罪之一，但他不曾试图把奴隶主写成妖怪。他说：“我也曾试图表明，由于一种复杂的利己主义、共有的人性和基督教的情感的原因的综合，他们也不能不有助于他们的奴隶的创造性的生存（creative survival）；许多奴隶主甚至对他们的奴隶的技艺感到骄傲和欢乐；他们吸收了许多他们的奴隶的文化和情感，同时给予他们的奴隶许多他们自己的情感。”由此，他说明： “要理解奴隶必须对有助于形成一个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主人和其他人有某种理解；主人和奴隶互相塑造对方，不可能独立地加以讨论或分析。”
当然，在避免“经济决定论”时他可能走得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