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论文体式

现在人写论文大都采取夹叙夹议体，材料与论述联为一贯。翻开所有论著，几乎无不如此，一似为写论文必遵之固定体式。个人意见，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论文写作，不仅为作者表达意见，尤当考虑读者领受之便利。此种写作方式，就作者言，只就思路发展源源平铺的写出即可，诚然最为方便；但对于读者，却不尽然，加以还有其他条件限制，此种体式实非最理想，更非唯一的体式。

我认为写普通论文，一律采用此种体式固无不可；若写研究性论文，则当因题目内容而异，因材料情况而异，因自己研究与写作详略深度而异，以及因准备供给何人阅读而异。换言之，研究性论文写作体式，当因应各种情况之不同而有所变通，不能拘守一种固定方式。就我所已采用或准备采用以及看到他人应用的体式而言，可分为下列诸种：

（一）常行体

常行体就是上文所提到大家所惯用的体式。此种体式，一切内容，包括引用材料、曲折辩论，以及大小判结，皆在正文中进行；只有太枝蔓的问题作小注讨论，但小注通常都甚短。这种体式为现今一般人所通用，故姑名之曰常行体。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即用此体。此体既为一般人所习用，故不必详说。但用此体写论文，以论证简单，文章不长，最为合用；若文章太长，亦当以写得简要为上；尤当要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以便醒目，使读者易于把捉你的要点。有些人写文章，只管自己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不知读者易坠五里雾中，有时须读完全文始知作者要旨，最坏的情形，读完了还很茫然，不能得一系统观念，甚至于不知主旨何在。如果能注意简练，能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最后有总结论，对于读者就方便得多！

（二）纲目体

此为中国传统写作方法之一，即今所知，最早的纲目体可说是经传。经传中的史书《春秋》与《左氏传》尤可为纲目体最早期的代表，不过经与传的作者不是一人而已。后来正式予以纲目之名而成为名著的，是朱子的《通鉴纲目》。前文说过，常行体写起来最方便，不须在文章体式上作特别安排；但若文章太长太繁，读起来就不方便。就以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而论，无疑为一部文章写得好，且极精练的著作，但就阅读而言，仍有很多人感到疲困，不能终卷。所以朱子又就《通鉴》“增损隐括”，以为《通鉴纲目》，自云：“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自序》）“纲欲谨严而无脱略，目欲详备而不烦冗。”是谓用大字书写谨严的提要是“纲”，用小字分注详备的是“目”，故称纲目体。自此以后，纲目体成为通鉴编年体之一小宗，颇为盛行。不但编年体，即其他著述，亦多有此类，如马氏《文献通考》，引用材料与自己说明往往低正文一格书写，亦略寓纲目之意，但不严格遵守纲目体之常规。近代学人应用此体颇见成功者，如柳翼谋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即为一例；宾四师《国史大纲》亦颇应用，惟亦不严格。故此体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可谓绝不陌生。但在西方，或许少用此体，近人一切模仿西方，遂绝少复用此体者。

其实此体大有长处，若写得好，纲文前后脉络通贯，为一篇极简练扼要的论文，而材料出处与作者说明以及冗长的反复论辩，皆可在低格目文中进行。读者如不欲详读，则只费短暂时间，先看纲文，已能了解全部内容与作者意旨。如承认作者之立论，即不看低格之目文亦可；若对于作者意见有所怀疑，或欲了解作者得此纲文之本末，始有看目文的必要；若只对于纲文中某几点有怀疑，欲审核其正确性，即只看纲文该几条下的目文。如此则读者对于全部论著内容易于掌握，且省时间。近代论文动辄数万字，一部书动辄数十万字，读来非常吃力，正当用此体式，以救繁芜之弊。盖此种体式，纲文实等于小结论或较详之小标题，而目文则说明得此结论、有此标题之原委，所以最能发挥以简驳繁的作用。我写《唐代交通图考》诸文，为其太繁，故即用此体，免使读者茫无头绪。

不过此体亦有弊病：其一，纲文甚简，往往只一两句，而为此一两句作解之目文往往极长，或即一篇较短论文，占数页篇幅，使此一两句纲文与下一两句纲文之间隔离太远，读起来可能使人有文思断续之感。我的《唐代交通图考》诸论文就极多此类情形。故就“纲”言，可谓极简练扼要，但就全文全书言，则不免有松懈之病。其二，目文与纲文不免往往重复。如纲文即是目文的小结论，目文可能如一篇较短论文，目文主旨既在说明纲文，就不免有与纲文同样文句出现，显得重复。此正如《春秋经》中文句时时重见于《左氏传》中一般。经传为两人著作，自不为病；同一人述作而有重复，总不太好。其三，纲目体本以纲文为主，目文为辅；但一切材料与辩论皆在目文中进行，纲文只是简单的小结论，不免显得太枯燥，而精采反见于目文中。一般学力不深的读者，若只读纲文，极易轻忽而过，此亦是一病。

此外再仅就作者而言，用此体式有方便处，亦有麻烦处。其方便处之一，如纲文只用一条或数条材料即可证明，不须辩论，则材料逐条低格列于纲文之后即可，不费联络功夫；若用常行体，如不加意经营，则有生吞活剥之病，读来非常累赘，甚至显得文理不通。其二，若论题写作所用材料非常繁琐，需要得到的小结论也极多，必须解决那些小问题，得到很多小结论，然后才能连贯起来成为大结论；则用纲目体，不但较方便，而且绝对必要。如我写唐代交通路线诸论文，每条路的沿线据点，州、县、城、镇、馆、驿、关、梁、峡谷之类，皆一一考明，而且所用材料每极繁琐，往往一个地名，耗费数百数千字。若用常行体，势必很难连贯，读者更会感到茫无头绪，无法卒读。我用纲目体，纲文只云由甲地到乙地若干里，地形景观如何，在历史上曾有何事发生，乙地到丙地，丙地到丁地皆然，而一切材料考证，甚至有很长辩论，皆纳入低三格的目文中。这样纲文虽然显得文笔枯燥，但决不会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不知所云。而我的辩论也能畅所欲言，供人仔细参证，知纲文所言之每一字句绝非凭空臆想。此为纲目体最大好处。至于麻烦处，即有些地方不好处理。写一篇论文，可视实际情形应采纲目体或常行体，自不成问题；但一部书，各章各节体式应前后一律，不能参差。若果全书采纲目体，但实际情形，有些全节甚至全章只是一篇辩论，无法割断，结论也只有一条，几句话，或一两句话，此时便会感到进退失据。为顾及全书体裁，只好也勉强写成纲目体，而全节全章只有少数几条。如我的《汉唐时代川滇东道考》（《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研院），这是计划中《唐代交通图考》的一章，其第三节《唐代昆川柘东城通南诏苴哶城道》，主要的只是讲由今昆明通大理一道在唐代的驿程。这条路的行程，《蛮书》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共凡六条材料，但颇有参差，且有脱误，要加以研究，只有将此诸条综合起来作一项比勘辩论，长达一万字，作为一目，而综合其结论为一条纲文，为这一节的主体，前后只能另配上一两条简短的纲文与目文，约两千字；这样很不相称。又如《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第一节实际上只有一条纲文。又《阴平道辨》（《新亚学报》第九卷二期），若作纲目体，各节亦只各为一条纲文。至于滇越道，我就汉晋道与唐道分别考证为《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与《唐代滇越通道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两文，辩论甚繁，各得万余字，然结论亦各只一条。故此三文，目前只作常行体发表，将来编入全书，势必要勉强改为纲目体，则阴平道纲文或只三四条，滇越道纲文更可能只有两条，各条目文即已发表之两文。如此处理，总觉不相称，然为牵合全书体例，亦莫可如何。所以用纲目体，亦有限制。我的学生谭宗义写《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新亚研究所专刊，1969），本欲仿我写唐代交通诸文，采用纲目体，我说唐代交通材料较丰富，我搜集得又极细密，可以考出各路的详细行程，故可用此体，也必须用此体。汉代材料太少，无法详考行程，每条路只能考得少数一两个据点，则每节往往只有一两条纲文，这样就不成体式，所以劝他仍只用一般常行体式。由此正见论文体式，也要看材料情形而灵活运用，虽然同样是考交通路线，但时代不同，材料情形不同，就不能采用同一种体式。从另一方面说，我写唐代交通，若只简单不细密不深入的研究，只写成一篇论文，那也只能用常行体，不必用纲目体。所以用何种体式又与如何做法有关，不能拘泥。大体说来，纲目体以用于材料繁富，工作细密，辩论较多的论著最为适宜；内容较简或规模不大的论著，就不必采用。

（三）纲目变体

我在中学读书时代，看到一部日本人所著《文化移动论》的中文译本，各章正文非常简单，而于每句或数句之下作一注号，注文说明极详赡，皆置于本章之末，篇幅逾正文数倍。后读桑原骘藏著《蒲寿庚事迹》，也用此体。今以冯攸译本（改名为《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一名《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为依据，略述其体例。该书共分为5章，14万余字。每章正文都极简要，而联贯书之，一句或数句下标一注号，其注文称为“考证”，置于章末，各条“考证”且标立题目，或不止一目，每一标目之下，则详为考论，多或数千字，少仅列举一两条原料以资证明。计第一章正文约1800余字，“考证”28条共45标题，约24000余字。第三章正文最长，约4200余字，“考证”33条共41标题，约42000余字。第五章正文最短，约1200余字，“考证”21条，35标题，约25000余字。总计五章正文不过一万一二千字，而注文考证乃为正文之十倍。此种体式，正文之每一句即后面“考证”之小结论。此与前述中国传统的纲目体实际相同，只将纲文联贯书之，而移目文于章末，称为“考证”，又加以小标题耳。所以此体可视为纲目变体，亦有以简驭繁的好处。桑原此书为国际学术界的名著，然他人似少模仿者，惟曹仕邦近年写中国佛教史诸文颇用此体，甚为便利。

除此变体之外，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其“辑考”诸卷，以每一官任为一单节，而以人名为标目，下面正文简述此人以某年月日由何官入迁此官，及中间加兼官阶，至何年月日又出迁何官。每一事句，如无问题须加讨论，即在此事句之下，以圆括弧识其出处；若须加讨论，则标注〔考证一〕〔考证二〕，而考证之文或百十字或数千字，皆置于本单节之后。兹就“辑考一”前页举出极简单一条如下：

 

李——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乙卯，由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左仆，仍开府、同三品，是为仆射带同中书门下之始（《旧纪》〔八月〕、《新纪》、《新表》、《通鉴》、两《传》），永徽元年十月三日戊辰，罢官，仍以开府同三品。〔考证〕

 

此为正文，下面另行附〔考证〕，今不录。此条即讲李入迁左仆射事，两《纪》、两《传》、《新表》与《通鉴》皆同，无异说，惟《旧纪》作“八月”，为小异。而其迁出，则材料所见有不同说法，当讨论，故另为“考证”。此法一方面运用中国旧式夹注体，一方面运用如桑原书之纲目变体，目的不但欲使正文简练，而且尽量节省篇幅。回忆此书初稿逾二百万字，各书所见官任，皆详为综录，为长编，然后删削为定稿。当时中研院迁台不久，全部经费据说只有新台币十余万元，此书规模既大，如欲出版，非极度浓缩不可；而当时局势尚未稳定，此书以早日出版为佳。所以我不遵守任何固有体式之常规，而变通运用，成此特殊新体式。而“辑考”之前有“通表”，为之总纲，又不啻即全书之正文，“辑考”即其考证。所以此书实亦可谓为双重纲目变体。自信此书深得以简驭繁之要义，体裁运用颇为成功，读者可因“引得”以检“通表”，因“通表”以寻“辑考”，极为方便；只是“辑考”中有不须考证者，只以圆括弧识其出处，读者若欲核实，须检查括弧中的书卷，较为费事耳。

（四）复合体

上文所述诸体各有优劣，一般常行体，容易繁芜，供专业学人阅读，固无不可，若供一般人阅读，往往病其冗长，尤其大书，使人难以卒读，温公《通鉴》文章精练，尚有此感，他人更不必论。纲目体诚为以简驭繁的良法，但亦有弊害，如前论。尤其第三项缺点，即纲文极简，或多作者精心缔造之小结论，但也只有专家一看即知为作者新创获，而感到兴趣。一般人若不看目文内容，只就纲文一瞥而过，以为平常，不知作者之艰苦与内容之价值。这样，就作者言，只要读者能接受其纲文，已是成功；但就读者言，虽已吸取了新的知识，但兴趣不会很浓厚，认识也不会能深刻，此仍是一大损失！所以我想，写作论著，贡献社会，若只供专家阅读，一般常行体或纲目体都无不可，虽然大著作用纲目体或许更为恰当。但若是一部下深刻功夫的大书，而欲兼供一般人阅读，就得另想办法，期能最满意地达到此项双重目的。

我的计划，最后一部书是《国史人文地理》，既欲稍深探讨，供专业学人的参考，复欲贯串通论，供一般知识分子的阅读。为欲达到这样双重目的，所以想用一种复合体式，亦可谓简文详注体，而注文置于小段之后。稍详言之，即正文仍如一般常行体，但文笔力求简净，惟采主要材料，作简括论证，避免冗长繁复之病；至于次要材料与繁复委细之辩论以及有可补充正文之论点，皆纳入详注中。如此则正文或能精简而不枯燥，注文则能委细曲折，畅所欲言。此种方式，庶能兼具常行体与纲目体两者之所长，避去两者之所短，以达到专业学人之参考与一般知识分子之阅读的双重目的。近人为文例有附注，但不甚长，或置于篇章之末，或置于所注本文同页之下。我想注文置于篇章之末，则读者不胜前后翻检之劳，影响阅读情趣，并不是个好方法；注文置于所注本文同页之下，方法很好，但只限于简注，不能太长。关于此点，另详下篇。我想此书详注既录材料较详，且往往有繁密曲折之辩论，自为一篇短文，占数页篇幅，自不能置于本页之下；故想视正文内容之起讫分为若干小段，本小段之各注文即置于本小段之后，用小字刊行。如此，既期正文之连贯，又免读者前后翻检之劳，影响阅读情趣。去年所写《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刊《大陆杂志》第六十一卷五期）即用这种复合体裁，以为尝试。惟此种体式，读者虽便，但作者则颇费心机，因为最重要材料与简要辩论既放在正文中；但材料何者最重要，何者次之；论证何者应放入正文，何者当退入注文，进退组织之间，就很费斟酌，花时间，费心力。但我已渐入老境，这样一部大书，又要特费心力创体式，也许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是否能精心结构，成此理想，尚待实验证明。我在撰写《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之前，曾由《国史人文地理讲义》中抽刊《扬雄方言地理区》（刊《新亚学术年刊》第十七期）与《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同上，第十八期）两文，体式各异，也都是试验性质。《学术地理》即采常行体，稍加附注，置全篇之末；《方言地理区》虽亦采常行体，但正文较简，而附注往往甚详，篇幅逾正文之半，素材附后，又逾于正文，此其小异。目前倾向用复合体；如或力不从心，即用《方言地理区》之体式而再稍变通之。即将“注”分为两种。其仅明出处者，或注文极简短者，即置于所注正文本页之下；其注文较繁，或为一篇短文者，则别称为“考一”“考二”，附于各章之后。若是直排，则简注不妨即作夹注尤为方便。要在随宜适应，灵活变化，期便阅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