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宗教经济学新论

Sriya Iyer

张清津 译

摘要 宗教经济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这篇综述有两个目的：一是回顾并追溯这个领域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起源；二是展望那些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可用于现代世界全球性宗教研究的洞见和研究论题。影响宗教经济学的因素如下：（1）理论模型的最新进展，包括宗教市场的空间模型和宗教特性的演化模型；（2）强调对宗教行为的因果性影响进行创新性的计量识别的经验研究；（3）将宗教作为自变量而非因变量的宗教经济史方面的新研究；（4）西方世界之外更多的宗教研究。基于这些发展成就，本文将论述四个主题：第一是世俗化、多元化、管制和经济增长；第二是宗教市场、俱乐部物品、差别化产品和网络；第三是识别世俗竞争和慈善性赠予等；第四是发展中社会中的冲突与合作。在评述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发的领域时，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以供学者思考。

关键词 世俗化 宗教与经济增长 宗教市场与竞争

引言

经济学跟宗教的密切关系远超人们的想象。在19世纪的美国，宗教借经济学专业影响了重要的经济政策，因为“由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及其与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关系密切的同人所建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真正基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运动”1。伊利于1885年建立美国经济学会的本意，是将与社会福音运动有关的道德和理想带入经济学，以便在社会中促进合作和更大程度的平等。通过他们的工作，最终导致了美国经济政策的根本性变革，包括失业保险和童工法2。

在1998年《经济学文献杂志》的一篇文章中，Laurence Iannaccone向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介绍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宗教经济学。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如果宗教研究不能在《经济学文献杂志》中获得一个分类号，更不要说在其他的单科社会科学中获得一个二级学科地位，那么它在日益扩张的经济学版图中，只能是一个新领域”3。但它现在时过境迁——除了在《经济学文献杂志》中拥有了分类号（Z12），它还拥有了自己的年会，有大量对此抱有兴趣和投身于此的国际学者，宗教经济学已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它现在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公共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有关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经济史学以及经济发展。恰如Chen and Hungerman所言4，在过去的10年中，单单在此领域的经济学文章就增加了六倍。虽然这个领域跟其他经济学研究领域相比仍然年轻，但这个增长说明，宗教研究已经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56。因此，有必要指出宗教经济学在这个领域中自我探索的方向，呈现这一研究领域最新的重要成果。本文的写作意义就在于此，有志于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发现和确定宗教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特别是：（1）理论模型的最新进展，包括宗教市场空间模型以及宗教特性的演化模型；（2）强调对宗教行为的因果性影响进行创新性的计量识别的经验研究；（3）将宗教作为自变量而非因变量的宗教经济史方面的新研究；以及（4）西方世界之外更多的宗教研究。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宗教经济学研究中尚无定论的问题，供学者思考。本文希望通过重点描述经济理论的发展、用于识别的经济计量以及改变了当前该领域研究的研究方式的那些历史的或当下的新资料，从而对“新”宗教经济学加以评述、评估并提出建议。

宗教经济学有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它说明了经济和统计工具是如何用来评估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其次，它持续启发有关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学，阐释规则、价值、社会资本以及“灵性资本”通过影响信仰和行动而影响人类行为；最后，它从更规范的意义上说明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系统的，无论是通过宗教或其他的文化信念。很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在解释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我们需要更深刻地评价文化的作用78，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关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9。还有人主张，市场的进化应该结合道德、文化、制度、包括宗教一起研究1011。一方面，宗教和文化为经济行为、经济体制、市场及制度赋予活力；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经济环境也可能影响到他的信仰、道德和宗教选择。所以经济学研究方法将市场研究与宗教和文化研究直接联系起来。

在1998年的综述中，Iannaccone将宗教经济学与其他学术研究明确区分开来，这里有必要重述一下。宗教经济学是使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把宗教当作一个自变量来研究，或者在其他的社会经济后果上把宗教当作因变量来研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吸收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工业组织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一些概念，并应用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所开发出来的工具。还需要将宗教经济学与“经济宗教学”（religious economics）区分开来，后者是用宗教理念来对经济体制或行为进行社会评论的。宗教经济学对个人宗教信仰的神学或制度性的宣传也敬而远之，所以本综述不会冒险置喙这些话题。这并不是说个人信仰不重要，而是作为经济学家无法对之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

宗教经济学大多数理论研究都是着重于就消费者的宗教偏好而言的需求方，或者就宗教组织结构而言的供给方。虽然宗教经济学的早期研究对个人拥有宗教信仰的激励进行了探索12，而近来的研究则应用经济理论和复杂的统计工具偏重于宗教的社会经济后果。因为有了历史和当代的新资料，人们才开始明显地侧重于对宗教效应的识别。

该综述是对文献有选择地、批判性地进行评论，而且本文着重于经济学家在宗教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这里的困难是，如何确定普通的社会科学对宗教的研究与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研究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些边界经常是交叉的。所以我也收纳了一些非经济学家的成果，这些非经济学家是指那些采用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或者研究经济学家所关心问题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由于宗教经济学的很多改变都起源于其他学科，所以对那些从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引入经济学的概念给予足够的尊重是很必要的。

第一部分论述的是宗教的定义、宗教经济学的历史和社会学渊源——其中很多我们仍在研究的问题三百年前即已提出——以及全球宗教一览。这为探讨当前的宗教经济学家仍然津津乐道的一系列问题搭建了平台，这些论题包括：世俗化、多元化、管制、宗教竞争、俱乐部物品模型、慈善捐赠、宗教服务的供应以及其他话题。我还会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思想的演进，它们也是以此顺序来影响该领域的发展的。因此，本概述将分为六个部分：（1）历史背景和全球宗教；（2）世俗化、多元化和经济增长；（3）宗教市场、俱乐部物品、差别化产品和网络；（4）识别、世俗竞争和慈善捐赠；（5）发展中社会中的冲突与合作；（6）宗教经济学有待于研究的问题。

一 历史背景和全球宗教

宗教经济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二级学科，但宗教研究却很古老——很多其他学科，如哲学、神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对宗教和宗教信仰著述颇多。对经济学家来说，做模型过程中的关键是定义。各不相同的宗教定义有很多：有些定义着眼于本义（substantive），而有些则更宽泛（functional），所以很难有一个为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宗教定义。宗教的本义性定义是将宗教作为一个哲学或信仰体系来研究，并以此来理解世界。例如，在《我们所需要的宗教》一书中，杰出的印度哲学家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写道，宗教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中的一个民族精神体验的表达，一个社会进化的记录，构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件”13宗教的宽泛定义，是就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或者对人们的社会或心理支撑而言，着眼于宗教对人们的功用。Glock and Stark则如此定义宗教：“宗教，或人们所奉为神圣的东西，是由一系列着眼于终极意义问题的制度化符号、信念、价值和习俗构成的。”14当然，还有一些教科书式的宗教定义，其中涂尔干的宗教定义为：“宗教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统一的信仰和习惯系统，也就是说，有些东西被挑选出来作专门用途——信仰和习惯把那些遵奉这些信仰和习惯的人结合成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共同体。”15

用宗教来探究经济问题并不仅仅为21世纪的学者所独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首次提到了教会和宗教竞争。注1斯密论述了宗教经济学家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三个概念——竞争的作用、宗教制度（包括服务供应）以及宗教多元化16。注2正如斯密所看到的，竞争是单个的卖家或买家根据市场行情调整自己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与任何的市场结构概念无关。注3斯密著述“竞争”之时，其在当时的经济著述传统中就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他的主要贡献是用此概念来理解社会行为和组织方式。对于理解当时的宗教暴力以及宗教组织公开、自愿提供的服务——如初级教育和贫困救济——之间的平衡，斯密的观点是中肯的17。这些论题在当代研究中反复出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进行论述。弗里德曼认为：斯密时代的宗教信仰的变化，对于今天我们所知的经济学的演进影响深远。他进一步说道，“宗教式思维的最初影响不仅促进了斯密思想随后的传播，特别是在美国的传播，而且造就了接受这些思想的进程。其最终结果是在经济思维和宗教思维之间产生多种根本性的共鸣（resonance），这些共鸣在今天仍然持续影响着对经济问题的公开论述以及对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18。

注1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很看重宗教对塑造个人动机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作用300。宗教也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一大特点301。

注2对于亚当·斯密如何看待宗教，经济思想史学家看法不一：例如，Emma Rothschild在解释亚当·斯密如何看待看不见的手时就认为，斯密在著作中大部分都在批评既有宗教。她说：“跟休谟一样，斯密对宗教的评论经常是讽刺性的，而且他很看重虔诚的公共舆论。”302

注3正如Anderson在书中所言：“斯密认为宗教参与是理性方案，个体以此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价值。”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程度和宗教参与程度303。

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之间的辩论则论及了诸如宗教多元化的价值、宗教多元化与宗教参与的关系以及教会和政府的作用等当代依然热议的论题。休谟赞成对独特的宗教国家应加以资助，但他也注意到了宗教组织之间的寻租，以及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会导致国内混乱19。相反，斯密主张宗教竞争对宗教消费者和宗教产品自身的性质来说在根本上是良性的，因为它降低了因管理无方而导致宗教组织寻租的能力。斯密担忧，垄断的宗教组织能够削弱国家。注4这涉及政府镇压宗教、有关国际宗教自由的争论以及教会和政府关系的话题，这将在第二部分论述。

注4在Peter Berger等社会学家的著作里304，也会看到这样的观点，即政府支持的宗教会因垄断的政府支持结构而受益。

在经济学之外，19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关于宗教的著述甚多，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注5在20世纪，有关宗教的论著大量减少。Glock和Stark引用W. Allport的话说：“宗教这门学科似乎销声匿迹了。”20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时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关于宗教的论著开始增加，开始研究诸如宗教奉献以及宗教竞争的起源等课题21。社会学家是最先用模拟企业行为、聚焦竞争概念来研究现代宗教和宗教组织的22，从社会学家Peter Berger的著作中可见一斑2324。这个创新性概念在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把这个话题发展为“宗教经济”论25。基于对美国宗教市场的分析，Finke和Stark属于最早在此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从小教派（sect）到教会的动向，小教派的形成及其分裂和重生。注6本研究的主体是宗教竞争、宗教管制和新宗教运动等观念。本着同一传统，Warner主张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新范式业已出现，他说，在美国，有组织的宗教在公开的市场中日渐兴盛。下列的经验研究激发了这一范式，即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现代化是与宗教动员携手并进的”26。美国的宗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宗教截然有别，特别是不同于欧洲世俗化的旧范式，美国的宗教市场的竞争日渐增强。

注5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幻象之未来》中就有对宗教的看法305，他认为宗教是对家庭影响的非理性反应，特别强调对父母保护和自然力的需要，在自然力面前，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和生命的短暂。弗洛伊德甚至通过强调父亲的角色而主张宗教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有关。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神经症。

注6这里有必要对一些概念作一界定：“教会”和“小教派”都是宗教机构，但前者张力较小，范围较大。正如Stark和Finke所言306:“张力是由准则和价值的差异构成的，它是指在宗教团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的特异、间隔和对立程度。换言之，宗教团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张力越大，则成为其成员的成本就越高。”

Azzi and Ehrenberg所写的文章是宗教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它对当时在美国的论述及相关的经验资料做了综述。虽然我们有了更多国家的资料，但某些趋向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那些趋向是女性参加与教会有关的活动比男性多；教堂出席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收入与教堂出席之间的关联很弱，由于其关联是正相关的或向后弯曲的，所以中等收入人群出席教堂频率最高。氏族也有差异，即非洲裔美国人教堂出席率高于白人；乡村地区的教堂出席率高于城市27。当代美国研究表明，宗教仍然是既重要又有用的28。

当代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资料的丰富性29。在经验研究中，常规研究宗教的方式是，或者依照宗教信仰，比如祈祷或“信”的其他指标，或者依照宗教参与和出席等“归属”指标，比如去教堂。这些指标现在已经扩展到包含了宗教管制和迫害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2000年以来大量出现的在国际管制和暴力指标的研究30。这些在很多宗教研究中都会用到，创立这些指标对宗教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自18世纪以来的学者和作家们，从伽利略到伏尔泰再到马克·吐温，都曾预言宗教的普遍灭亡或某些特定信仰的灭亡。但无论其后果好坏，宗教仍坚韧地持续存在着。况且一度被认为走向灭亡的宗教信仰，无论是其信徒的数量还是其在全球的分量都在增长。根据《世界宗教概览研究》，世界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信奉宗教31。这个全面的人口研究涵盖了230个国家和地区，它估计全球58亿多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都有宗教属性，相当于2010年世界总人口69亿的84%。该研究分析了2500个统计数据、调查表和人口登记。如图1所示，2010年世界最大的宗教团体分别是基督徒（31.5%）、穆斯林（23.2%）、印度教徒（15%）、佛教徒（7.1%）以及犹太教徒（0.2%）。与宗教没有正式联系的被调查人也多达16.3%（虽然他们有精神信仰或者信奉更强大的类宗教），在样本中他们是第三大团体。这些发现与其他宗教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即在美国的调查中回答“无”的人日渐增多3233。Hout, Fischer, and Chaves的研究表明34, 2012年有20%的美国人表示没有宗教属性，这个趋势自1990年以来持续上升。没有宗教关联的团体有可能被低估，因为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没有宗教关联是非法的。同样的，在官方主张无神论的国家，没有宗教关联的人数可能被夸大，因为信教的人可能会掩饰他们的宗教偏好，在公开场合声称不信教35。同理，在宗教热情高涨的地方，修习或诚信宗教的信徒比例也可能被夸大。

宗教团体的地理分布差异很大36。很多宗教团体都集中于亚太地区，特别是印度教、佛教、民间宗教或传统宗教以及其他世界宗教。没有宗教关联人数最多的是中国。亚太地区的穆斯林数量最多。基督徒平均分布于欧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犹太教徒主要在北美和以色列。

二 世俗化、多元化和经济增长

在宗教经济学文献中有一组概念是与世俗化假说有关的，该假说预言了国家富裕之后宗教的普及程度。世俗化的大意是，由教育和城市化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会导致宗教衰退，组织化的宗教的作用随发展而减小。注7这涉及宗教多元化、宗教参与以及政府管制的论争。本书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研究来审视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以相反的方式来评估宗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注7参见Norris and Inglehart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资料来检测世俗化命题时所谨慎提供的证据。他们得出结论说：“富裕生活变得日益世俗化，而世界整体则日益宗教化。”308

也有像Jacob Viner这样的另类的经济学家在论述世俗化37注8——其在1966年的杰恩讲座（Jayne Lectures）中，将世俗化定义为“基督教会的权威和传统教会的教义对道德和经济思想影响的削弱，影响力从教义、圣经以及其他世俗事务向理性、情感和对世俗事务关心的转移”（引自Viner讲座，见Oslington38）。在Iannacconne、Finke和Stark等人的研究出现之前，世俗化假说已为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接受。Iannacconne、Finke和Stark等人的研究提出：不能像世俗化假说所集中强调的那样仅仅关注需求方，对供给方的研究也至关重要。大家也都承认，很多主张世俗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美国的资料。

注8Viner的手稿在其死后在奥斯灵顿出版。309

Barro和McCleary的研究试图修补世俗化假说39。他们发现，用生活水平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只导致宗教参与和信仰有微小的下降。但这一效应是很模糊的，因为虽然富裕国家的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比贫穷国家的人少，但这可以被他们对组织化宗教更多的金钱奉献所抵消40。欧洲宗教参与率较低的现象，可以用管制阻碍了新的宗教进入来解释，而不能根据需求方的情况来解释，而美国较高的宗教参与率通常归因于更具竞争性的宗教市场41。

也有另外一些研究，他们指出，欧洲宗教参与的降低不仅是因为“供应商”较少，而且是因为宗教需求的确有所下降42。但正如Olson所言43，将需求方影响与供给方影响区分开来在实证上很难做到，因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度量宗教参与的数据是与比如教堂这样的宗教机构的供给相关联的，这也与人口规模和密度的非线性有关。

一个与世俗化争论相关的问题是，宗教多元化本身是否降低了宗教参与444546。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家都认为，多元化减少了宗教活动，且与世俗化假说有关系。但Finke认为恰恰相反，多元化增加了教会会员47。来自美国的证据表明，多元化是与教堂数量的增加相关的48。多元化是用隶属于某一教派的人口百分比来度量的。但是，多元化的根据受限于用来计算其效应的统计方法。例如，一项研究表明，类似于赫芬达尔（Herfindahl）指数的多元化量度与宗教参与之间的相关性，是用来计算这些量度的数据和统计方法的函数49。

McBride50和Montgomery51采用工业组织和产品划分的文献来研究多元化和宗教参与之间的关系。McBride采用产品分类的赫特林（Hotelling）定位模型来探究模型均衡，从而揭示多元化和宗教参与是如何在宗教需求和供给中产生的，他的研究说明多元化和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但他却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证明了参与和多元化是由不受管制地进入宗教市场、宗教服务供给的低成本以及宗教偏好引起的。他的模型说明人口增长会促进多元化；宗教需求和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研究这个关系所采用的资料等级；宗教管制会降低多元化，但世俗的管制会促进宗教参与。Montgomery通常会对该模型持批评态度，他提出了宗教竞争的一个新量度，即一组宗教市场的偏序（partial order），例如，如果宗教市场A中的教派集合包含了宗教市场B中的教派集合，则可以说A比B更具竞争性。Montgomery的模型通过应用这个竞争量度的偏序，证明了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也拥有更高的宗教参与，虽然用美国的历史资料来描述这一点时呈现出负相关性。注9他还证明宗教竞争与人口规模有关系，因此，大市场比小市场竞争性更强。因为大市场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宗教选择，因而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参与。而且如果有新教派进入宗教市场，会刺激既有教派努力提高自己。在经验方面，Hungerman52指出：用某些定位模型做的预测并不总是与所有情况相符。

注9McBride的研究委婉指出310, Montgomery的方法可能只看到了市场的一个方面，因为通过可观察的市场多样性来度量竞争性，会疏漏需求方的特性。也许这可以解释较大的市场更具竞争性这一结论。

通过对世俗化假说和宗教竞争进一步思考，McBride53特别研究了“经济增长并未导致宗教衰落，虽然过去曾预计如此”。他证明了无论是高度世俗化还是高度宗教化，都对市场的影响不大。经济增长会影响宗教需求进而影响宗教参与，但也会影响到供给，因为它能够通过广告、对忠诚度更好的监测等这些增加而非降低多元化的因素，来降低提供服务的成本。McBride很看重宗教市场结构的作用，一个垄断的教派可能会降低自己的严苛程度而变得更世俗化。而且限制世俗的替代品可能会增加宗教需求，但禁止新的进入所产生的效应会更复杂一些。如果再结合世俗的禁令，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宗教虔诚度。如果世俗的替代品不受限制，那么最后的结果将取决于现有团体的反应。一个有趣的模式预测说，收入差距较大会导致宗教团体更严格。所以，如果宗教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不是管制程度较高，即使存在世俗化，则无论是需求方的宗教竞争还是供给方的宗教竞争都可能导致宗教势力的增强。

这对宗教组织的管制是否必要是有启发的。在这些以经验研究为主的文献中，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国家宗教和垄断结构是否影响到市场自由度54-59。问题之一是减少或取消对宗教组织的管制是否迫在眉睫60。通过对118个独立国家（其中40%有国家宗教）的样本进行研究，Barro and McCleary6162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有国家宗教，在既定管制条例下，它会向有组织的宗教提供补贴，这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国家宗教还反映在较高的信奉率上，人口的非线性效应以及人均GDP则影响甚微。他们还发现，那些政权稳定的国家，国家宗教会持续存在——如果一个国家宗教1900年就存在，到几十年之后的1970年或2000年它有极大的可能继续存在。McCleary and Barro63认为，一方面，如果政府补贴宗教，这可能增加宗教需求和宗教参与；另一方面，政府管制会降低宗教参与，因为它影响到了宗教供给。North and Gwin64对国家宗教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设计了一个模型来说明政府是如何建立或废除一个国家宗教的，他们还利用西方国家长达65年期限的面板数据集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他们确认，国家宗教大多存在于那些人口较为同质的国家，而在人口较为异质的国家，国家宗教会在总体上降低宗教性，而宗教自由则可以增加宗教数量和多样性。

世俗化研究还进入了微观经验研究领域。例如，Buser65在厄瓜多尔研究了收入对宗教的影响。他采用收入变动的外生性原因——即厄瓜多尔政府现金划拨计划的适用标准的变化，利用处理识别问题的回归不连续函数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第四部分将加以探讨）来估计收入对宗教的因果效应。厄瓜多尔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家庭教堂出席率也高，而且更可能是福音派教会成员，而不是厄瓜多尔更为普遍的天主教会成员。此外，虽然大多数有关世俗化的争议都涉及收入，但还是有几篇文章研究了教育与世俗化的关系，而且这些研究还发现了支持世俗化的证据66-69。研究文献已经经验性地说明了世俗化假说以及宗教多元化、宗教参与和国家宗教的作用等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些证据能够支持世俗化假说，至于它是由宗教市场中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推动的，目前仍有争论。

一些宗教经济学研究还用另一种方式探讨了宗教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绩效是否有影响70。Barro and McCleary71研究了宗教参与和信仰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相信比归属更重要，在既定的教堂数量下，提高宗教信仰的程度——主要是相信天堂、地狱以及来世，有助于经济增长。教堂数量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利用工具变量分析来证明此观点。这些工具包括国家宗教的存在、宗教依附以及宗教多元化等。他们的研究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是，宗教信仰影响到了个人品行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世俗化假说来说，他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提出了另一个“宗教—市场”模型，即丰富的宗教多样性会提高不同宗教之间的竞争程度，从而导致服务的改进，进而导致参与和信仰的提升，这也会受到政府对宗教组织管制能力的影响。政府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通过对宗教组织提供更大的补贴，政府可以通过改善设施而增加信徒；二，有人假定政府通过促进垄断而对宗教组织实施管制，比如明确建立国家宗教，这样就会降低它们的运行效率，从而可能降低宗教数量。这样一来，国家宗教的效益就成为一个经验性问题，他们在研究中也的确找到了政府对宗教的管制降低教堂数量的证据；虽然国家宗教和政府管制合在一起只表现出对教堂数量的极其微小的正效益。

一般地说，跨国家的回归研究很有意思，但并非没有限制。有些研究面临着统计难题，正如Voas、Crockett和Olson72所概述的。Durlauf等人73展示了在此类分析中工具性选择结果的灵敏度。Durlauf等人证明，如果采用模型平均法（model averaging），几乎没有证据能说明与宗教有关的变量能够实际预测跨国家的收入差异。他们发现，Barro and McCleary74的研究显示宗教对增长的一个效应在统计上是可复制的，但不具有统计稳健性（statistically robust）。在主张“上帝不存在于细枝末节”的情况下，一旦对模型不加以控制，他们便无法看到宗教信仰影响经济增长的例子，尽管他们的确发现了宗教参与影响经济增长的些微证据。

自宗教经济学早期研究以来，跨国家回归一直是宗教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需要对这些研究结果的集体集（collective set）加以批评性估价。跨国家研究通常都采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公式。问题是要把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分开评价通常比较困难，特别是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分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跨国家研究得出的结果与国内研究迥异。这个结论对宗教来说极其恰当，因为在国内个人会移入具有相同信仰的社区，故多元化会在国内导致更高的宗教性，但正如某些研究揭示的，在较小区域内多元化对宗教性是不利的，比如在亚国家层面（subcountry），信仰多元化会削弱世界观的神性控制从而导致较低的宗教性。也许是为了回应历史性的争辩，该证据预示着亚当·斯密的宗教观在宏观上或国家层面上是正确的，而大卫·休谟对宗教的评价则在微观上或社区层面上是正确的。

新教伦理、人力资本和民主

今天的宗教经济学受到马克斯·韦伯观点的影响，他研究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75。Iannaccone在其1998年的综述中叹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学者们对宗教的经济后果提出了很多主张，但其意义都没有超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76韦伯的主要观点是，新教伦理中的一些神学观念如“命定”“神的选择”“感召”有助于救赎，产生了一些可称作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态度。韦伯论述的信仰和人类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的核心观点，McCleary将之归纳为：“上帝要求每一个人都遵奉道德行事。世间信徒的行为源自上帝的荣耀；这一信念又因行为的道德属性而能够自圆其说。行动的品质和基督徒的品格是受限于一套理性的道德体系，并且是衡量上帝荣耀的标准。因此，因工作（日常工作，而非修道士式的禁欲活动）而得救在一个公平的道德体系——该道德体系贯穿于个人日常活动且必然导致劳动的合理组织化——中而得以组织化和合理地正当化”77。因此，新教通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但反过来，正如Landes78和其他学者所言，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另一个方向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催生的世俗观念也可能导致宗教信仰的降低，就像西北欧的情况那样。也有人对韦伯的命题提出质疑，说资本主义精神早于宗教改革7980。

社会学家们对韦伯的命题有广泛的评价（参见Lenski81）。其中有些经济学家也不乏这方面的贡献。例如，Jacob Viner82在五章论宗教的书中拿出一章讨论韦伯命题，该书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Viner提到，韦伯自己大度地承认，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前辈学者注意到了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在讨论韦伯时一个很重要又通常被忽视的要点——Viner和韦伯都明察秋毫地看到了——是，虽然以前的研究提到了这个“相关关系”，但韦伯应用现代经济学语言第一个将诱发性作用赋予新教伦理。

Iannaccone在1998年的综述中指出，关于新教伦理命题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缺乏经验支持。至少在经济学家们最近的研究中，他们焕发出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重返韦伯命题的新兴趣83。该理论吸引经济学家的部分原因是，从经验上看，北欧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与新教有关的发展来解释，亦即注重储蓄、企业家活动、清教徒所要求的节俭和通过读圣经而识字。由于精神荣耀需要通过个人在响应勤勉、自律、克己和节俭等感召方面的现世的成功来展示，所以，新教伦理提高了储蓄、资本积累、企业家活动和投资，从而促进了工作伦理。一个重要的附带效应是它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普及了识字，这些都可能有助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如果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能够从历史或当前资料中发现这些经济关系，则很多经验研究都可以开展起来。

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Guiso、Sapienza和Zingales84重新审视韦伯命题来研究宗教对个人经济态度的影响，而不是着眼于结果。他们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1997年的数据，通过控制国家特定效应和个人品性进行跨宗教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一系列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态度相关，这些经济态度可以用对待合作、政府、女性、法规、节俭以及市场经济的态度来衡量。他们还利用宗教养育来单独确定宗教对个人性格的影响，通过研究，他们得以确定宗教对偏好的影响。在研究这些态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跟宗教性比较低的人相比，信教的人信任程度更高，更信任别人和政府，而且相信市场是公平的。他们还发现，这些样本中的信教的人不大同情女性权利，有点偏执。他们还发现信任与参与有关，而偏执与宗教养育有关。Bénabou and Tirole85从理论上论述了宗教人口较多、工作更勤勉之间的关联，及其对低税收和分配的含义。Basten和Betz86的研究则验证了韦伯的工作伦理假说，他们在瑞士研究了新教是否对休闲、再分配以及政府干预的偏好有影响。他们采用一个模糊回归不连续性设计，研究了16世纪瑞士两个分别信奉改革后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地区的历史经验。然后他们利用1980年以来的数据，发现与那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自治市相比，在完全信奉改革后的新教的自治市，对休闲和再分配的支持程度比较高，而对政府干预的支持则比较低。

用历史资料来重新审视韦伯命题的新兴趣还激发了对经济增长的另一种解释。新教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普及识字。Becker and Woessmann87认为，人力资本比工作伦理更适合于解释韦伯的理论。他们认为，在19世纪的普鲁士新教徒的人力资本更高，这促进了以新教徒为主的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每个镇都有了一所学校。两位作者比较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各自所占比重后发现，所有新教国家的识字率要比所有天主教国家高7～12个百分点。为了排除潜在的内生性的情况，他们采用了普鲁士某地“到维滕贝格（新教肇始的地方）的距离”作为新教的工具变量，并假定距离越远采纳新教的可能性越小，来测定识字能力的效应，结果他们发现此效应非常明显。因此，人力资本阐释可能成为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理论。他们的研究表明，新教强调教育，女性受益特别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性别教育差距，进而降低了生育率88。

Jared Rubin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了新教改革的传播是否与印刷机的推广使用有关，因为它可以使改革思想更广泛地传播给受众。他通过研究神圣罗马帝国内城市层面上的皈依基督教及其他因素得出，1500年拥有印刷机的城市到100年后新教徒的增长会高出29个百分点89。注9为了与距离指标作为处理潜在内生性的工具变量的研究保持一致，Rubin关于印刷机的工具是“到美因茨的距离”，美因茨是1450年印刷机诞生的地方。即使以印刷机的普及度来度量，他的结果也是经得住推敲的，印刷普及度可以用1450年到1600年德国人出版的著作数量来度量，而不仅仅用印刷机的存量。他再一次发现，印刷普及度较高的城市更可能采纳新教。因此，韦伯命题的人力资本较高的解释在文献中是有经验支持的。

注9神圣罗马帝国包括现代的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奥地利、法国、波兰和捷克311。

对传教士活动的研究也能显示新教的作用9091。这项工作是从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广泛作用上来研究新教92。Robert Woodberry在一篇文章中巧妙地将传教士活动与民主制度的形成联系起来93。他认为，“皈信新教”会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到民主的发展，因为他们所拥护的东西能够激发民主，比如自由、教育、出版、新闻、自由结社以及与殖民政策有关的革新。这些都能够为民主制度创造先决条件。宗教、道德和文化因素塑造道德行为，正如他所言：“当我们用一种更敏锐地感受历史的方式来考虑宗教因素时，很多关于民主制度兴起与传播的历史和统计主张都不攻自破。”94他基于142个国家的样本，认为新教传教能够解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民主变动，将它们纳入标准增长回归中，会使得那些在此回归中常用的变量变得无关紧要。他认为，有一些变量被忽略了，但这些变量可能会强化新教和那些有助于民主的因素的关系。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允许宗教外人士介入宗教，都会助长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的因素，比如读经所必需的识字。更有趣的是，他发现新教传教士在历史上曾普遍预言了民主，而天主教传教士却不这样做。他还认为，19世纪美国的传教士组织就其规模和融资渠道而言都强于大多数工会、非政府组织和银行，当然大型的商业银行除外95。特别是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宗教既影响到国家是否有出版业，又影响到出版业是否会通过发行报纸促进大众识字。注9在跨国家的统计分析中，这些传教士影响到了出版、教育、发展、法治，特别是民主。总之，这些文献对韦伯的命题是支持的，同时也支持了其他类解释，包括与全球民主制度的形成有关的人力资本理论。

注9Woodberry这样描写印度312：“例如，在1800年印度输入印刷机的32年中，三个英国传教士跟其他传教士一起用40种语言印刷了212000多册书籍，他们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主宰着东南亚出版业”。他还指出，这激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竞争中以宗教书籍相互应对。

三 宗教市场、俱乐部物品、差别化产品和网络

一部分宗教经济学研究着眼于宗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一部分研究则从微观视角关注发展问题。正如Iannaccone在1998年的综述中所言，虽然Azzi-Ehrenberg的模型是第一个关于宗教参与的模型，并成为其后所有该领域经济模型的基础，但这个迟到的模型说明了很多其他的宗教问题，包括个性的集体维度、社会支持以及相互援助96。微观进路对宗教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关键性创见。首先，它强调了在这种市场中就俱乐部物品模型、宗教市场和差别化产品而言宗教思维的价值；其次，它强调了对产业组织的空间竞争模型的影响以及对宗教网络的影响；最后，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正试图在实验室和通过田野实验来检验宗教经济理论。

如果把宗教当作一个产业或者把信仰当作一个产品，显然宗教具有进入成本而且会与其他宗教竞争97。就像对待其他产品一样，我们会知晓宗教产品的性能，知晓它们之间以及与其他竞争性产品之间的区别。经济学还有助于从制度角度在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来思考宗教集会和教派的演变。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积极主动地试图用理性选择进路来理解宗教以及宗教竞争的重要性98-103。此派观点还研究了“灵性资本”（或者宗教资本），具体表现为围绕着宗教建立起来的规范和网络。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述中都用理性选择进路来研究宗教的内容104-110。按照这种观点，个体都是理性的宗教消费者，他们都需要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和自己的初始禀赋来决定是否信教或者信哪个宗教。按照这种观点，人们信教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优，而且他们的信仰和活动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同理，宗教供给可以用教会行为类似于竞争市场上的俱乐部或企业来解释，它们会提高服务以吸引潜在的消费者。对这些宗教和宗教竞争的理论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担忧是目标函数的性质和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正如Hungerman所言，经济学家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宗教集会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宗教集会是否让成员、捐献或者某种关于‘宗教性’的虚幻概念最大化？”111-113

宗教市场上消费者选择的首个正式模型是Azzi和Ehrenberg114设计的。其模型概括了一个家庭生命周期内宗教参与概况的家庭行为的多时期效用，研究了家庭时间分配和教堂出席。他认为，男女之间工资的相对差异以及相应的在时间上的机会成本，可以解释对宗教活动不同的参与程度。其论据是当工资增长时，用于宗教参与的时间就会减少。他们还以几种方式来扩展该模型，并采用美国的教会成员和教会出席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该模型的一个主要假定是，与参与其他形式的非市场活动相比，参与宗教活动会有来世收益，这对于个人一生的时间分配是有影响的。他们确定了参与教会活动的三种动机——“救赎动机”（预期的来世消费）、“消费动机”（参与教会活动的当下满足）以及“社会压力动机”（参与教会活动会直接增加商业成功机会）。随后的大多数宗教经济学研究都采用了Azzi-Ehrenberg模型并集中研究救赎动机和消费动机；少量的研究关注社会压力动机。他们还用该模型来解释前述宗教参与方面的一些社会学问题；例如，如果两个选项之一的市场消费在乡村地区受到限制，那里宗教活动的社会价值可能会比较高，从而导致较高的宗教参与。如果劳工市场上的歧视降低了有色人种的市场消费，这可能是促使有色人种参与宗教活动较多的因素。Iannaccone的研究还说明了宗教活动在人的晚年会增加，以及为什么当工资增长时宗教参与更多地反映为捐献而非直接地出席宗教活动。

对Azzi-Ehrenberg模型的一个批评是，“宗教自由”理念大体上是一个西方现象，虽然不是西方唯有的现象。在印度、中东、西藏或印度尼西亚，宗教与生俱来，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选择”，就意味着那里的人们要放弃生活的权利——说实在的，在宗教问题上人们没有选择。这就意味着很多所修习的宗教可能是他所不赞同的，甚至是伤害其利益的。Kuran115在谈论伊斯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时曾论述了这一点。因此，Azzi-Ehrenberg模型以及宗教经济学的其他模型有时无法在非西方宗教中获得共鸣，恰恰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社会压力。相反，宗教的俱乐部物品模型在俱乐部内为社会压力留出了一席之地，下面我将论述该模型。

（一）俱乐部物品模型

Lawrence Iannaccone于1992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是宗教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该文在宗教的俱乐部模型上开了先河，它把宗教当作只要“加入人群”就有正回报的俱乐部物品，这也会导致搭便车问题，只有努力增加虔诚者的参与并同时甄别那些参与率低的人，才能缓解此问题。Iannaccone对宗教团体进行了经济分析，阐释了当奇特的宗教习惯和“看似无效率的禁令”并存时，何以宗教团体成员的效用能够增加。他认为，拥有理性成员的有效率的宗教可能会采用这样一些做法，比如标记、献祭和其他非同寻常的行为。如果宗教能够禁止那些分离（compete away）成员财力的其他活动，那么这些禁令实际上就有筛选出投入较多的成员和投入较少的成员的作用。他们还归纳出宗教活动的替代物，因为它们使得参与另外的活动代价更高。行为要求的非生产性成本可以看作是对另一个更世俗化的活动征税。他的分析还对教会和宗派做了有益的区分，即与现有文化格格不入的团体就是宗派，而与现有文化水乳交融的就是教会。虽然这个区分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基督教，但我认为这个区分同样适用于非基督教和非西方宗教。还有，宗派团体吸引那些“世俗”机会较少的人，而且这也适用于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

Iannaccone的研究在宗教经济学中激发了一个特立的研究流派，即所谓的宗教“俱乐部物品模型”。该模型对于理解宗派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注10这个模式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宗教生产和消费都具有集体物品的性质，而且像其他集体物品一样，也有潜在的搭便车、奉献和参与不足问题。因此，沿用Iannaccone的框架，这些模型把标记和献祭看作筛选成员的方式，并预言与宗派性较弱的宗教团体相比，宗派性较强的社区的网络更紧密，成员之间的援助也更多116-118。最近的研究应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一个牺牲机制（sacrifice mechanism）对俱乐部物品模型进行了一个实验测试，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较高奉献偏好的团体会筛选出搭便车者，从而能够增加对公共物品的奉献119。

注10McBride通过摩门教会研究了其他教派是如何适合于俱乐部物品模型的314。

这一领域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是Eli Berman在以色列对极端正统犹太教的研究120，文章研究了犹太教学校对学生提供的助学金是如何提高参与率以及影响他们在劳工市场上的结果的。Berman的核心观点是，与价格理论的预测相反，参与更多的例行的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是高度的时间密集型的，所以当实际工资有所增加时就无法遵守这一原则。Berman灵巧地解决了这个悖论：通过采用俱乐部物品模型，他认为宗教所激发的活动造就了相互保障的网络。宗教所施加的禁令就可以用这些模型来理解，因为可以把它们看作对宗教俱乐部之外其他的世俗活动施加的极端税负。这增加了成员之间的宗教活动。因此，即使实际工资增加，更加严苛的宗教戒律也能够抵消这一效应。他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如果有一个更世俗的对手敌视一个极端的宗教派别，人们可能会遵奉“有效的褊狭”（efficient intolerance），这也会阻止本俱乐部的成员从事其他的世俗活动。他引用神学院的案例，认为补贴已经引起了劳动力供给减少，因为它刺激了更多的宗教献祭。这还可以解释这些人群中的高生育率。这是因为如果把禁令看作一种税收，它会减缓工资增长，但不会改变女性的时间价值，这也许可以解释极端宗教社区的高生育率。

用俱乐部物品模型来研究宗教的还有Chen121，他的研究是基于1997～1999年在印尼所做的8140份家庭调查。他观察了亚洲金融危机是如何影响印尼的宗教参与的，其研究表明，那些受危机影响最重的人更可能增加其宗教参与——与对韩国和伊斯兰学校出勤的研究一样；宗教组织以此来向收入减少和消费动荡的目标人群提供事后的社会保险。经济上的困顿会特别地刺激宗教张力，这会提供一些其他的保险形式所不能提供的东西。Chen还证明，宗教张力的提高并不简单地是参与宗教活动的时间增加或者时间的机会成本降低的结果；相反，为了应对经济困顿，人们会提高劳动密集度和宗教张力。

Abramitzky122123还研究了俱乐部物品模型的演进。Abramitzky应用以色列基布兹（kibbutzim）的案例，认为拥有一套共同价值的农业社区仍然具有价值，但也会瓦解，研究存在和瓦解的条件应该很有趣。他特别强调在理论上应关注以下情况：试图根据参与约束达到最大可能平等的社区、较为能干的成员出走导致的人才流失、搭便车导致的道德风险以及偷懒（偷懒是一个激励兼容性约束和逆向选择导致的约束）。更大程度的平等使得所有这些约束都很严苛，因此针对以下这些问题，像哈特（Hutterrites）和以色列的基布兹这样的社区逐渐形成了一些规范，比如使自己与外界隔离、团体财产的所有权、社区内的教育投资、高生育率、重视意识形态、对某宗教社区的奉献，所有这些都对目前我们所知的社区发展有所贡献。Abramitzky认为包括仪式和加强同质性的宗教意识形态对于社区的维持有重要作用，比如当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外的技能回报增加时，提高平等程度、奉献、忠诚和社区成员的利益，因此他把Iannaccone-Berman的俱乐部物品模型向前推进了一步。总之，俱乐部物品模型对于提供一个考察宗教组织活动以及解释与宗教有关的现象是非常有用的。

（二）严格性和网络

Iannaccone、Berman等人创立的标志——筛选理论是宗教经济学的基石。注11他们的观点是，宗教中标志性的行为可以筛选出搭便车者，所以根据该理论，严格的教会，搭便车者较少、奉献较多、宗教物品较好。虽然宗教经济学的很多研究都在调研静态的团体，但也有一些研究在以动态的方式研究宗教团体。McBride126反对这个既定理论，并且证明即使严格的教会也有搭便车者，他认为宗教团体可以把搭便车者作为发展未来成员的潜在对象。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因为它认为，如果暴露宗教利益会增加宗教资本注12和随后的奉献，那么教会就会把搭便车者看作一种投资，因此严格的教会会允许一定的搭便车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因为教会能够利用标志来筛选出那些最有可能搭便车的人，从而把工作对准这些人，虽然他们目前仍在搭便车消费宗教物品。况且，当个人的宗教资本增加时，其搭便车的激励会递减。注13

注11需要注意的是，Iannaccone关于严格性的研究是在Dean Kelley的研究及其著作《保守的教会何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完成的315。

注12宗教资本的定义为“一种会增加个人对宗教物品的生产力和消费价值的人力和社会资本”316。

注13与Iannaccone317318、Iannaccone和Berman319以及Makowsky320的俱乐部模型相呼应，Cerqueti, Correani和Garofalo等文章321则研究了宽容和褊狭模型。

宗教严格性的模型研究了团体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变得更严格或更宽松的。Levy和Razin127研究了教会灌输宗教信仰的方式、参与和合作之间的关系。他们揭示出更严格的宗教团体会比较小、向心力较强，且包括了那些拥有极端信仰的人。严格性模型很有用，但在我看来，仍然缺乏一个演化模型来考察严格的团体是如何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研究仍然不足的一个领域是关于极端主义的经济理论128-130。有的文章以研究原教旨主义演变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问题，比如Arce和Sandler131132、Epstein和Gang133、Iannaccone134。虽然大家对原教旨主义的定义多有不同，但Iannaccone135将原教旨主义定义为“一个团体要求献祭和标记的程度，或同理，它限制并增加非团体活动的成本的程度”。

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Iannaccone136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即如果加入原教旨主义者代价很高的话，一个理性的人何以会这么做。他集中研究了原教旨主义团体的行为规则，并且做出了关于原教旨主义发展研究的几个预测。非生产性成本（比如献祭、标记、行为规则）有两个功能：筛选出那些遇有情况可能参与率比较低的人以及增加现有成员的参与率。他的模型预言，宗派性团体偏重于吸引社会中那些贫穷、文化程度低和少数族裔成员；世俗机会的普遍减少（比如经济衰退）会刺激宗派的增长。他的模型还预言，最成功的宗派与周围社会保持着一种最佳程度的张力，也就是说，他们为任何目标人群都设置了一个最优水平的成本。最后，宗派只会禁止那些能提供近似替代物的东西——在严格性上的随意与过于严格一样都无济于事。正如Iannaccone文中所言，“宗派性宗教能够吸引人，不是因为人们有妄念，而是因为宗派会提供一些东西，来满足那些正常的但尚未满足的欲望”。作为宗派成员的一个主要好处就是得以进入网络。Iannaccone和Berman137把这个思想更推进了一步，用来解释宗教极端主义者何以有时候（而非总是）从事暴力活动：“宗派是能量很大的宗教组织，领导人可靠，成员是经过细心筛选的，活跃而勇于奉献。不幸的是，这些相同的制度特征也是导致有组织的暴力，特别是秘密策划的暴力得以产生的关键。”

社会网络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维度。例如，在像社会学这样的相关学科中，已有很多文献发现了社会网络对宗教、改教和招募的意义，虽然这些研究通常会缺乏符合经济学规范的理论模型，或者在经验研究中对选择效应的处理不尽如人意。这正好给宗教经济学以用武之地。现有的研究缺少的一些重要议题是，网络结构的作用、领导人的作用、某个组织的权力结构、原教旨主义者的好战性，以及原教旨主义是如何作为对世俗性或现代性的回应而产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原教旨主义在网络结构中的空间传播方式。例如，社会中一个孤立的组织是如何与社会建立联结的，原教旨主义领导人的影响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等等。Arce和Sandler138139建立了演化模型用以解释作为全部人口一部分的一个人口群落（subpopulations，假定人口群落是在分类上是不同的）发展和衰落的方式，关于原教旨主义在网络中的传播方式开展更多的研究是很有用处的，特别是研究网络的哪一部分是最脆弱的。在这些模型中，Arce和Sandler140应用博弈论分析框架研究了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他们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原教旨主义者与其他人，这说明了原教旨主义者凝聚力更强且不愿意妥协。他们采用纳什需求博弈对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建立模型。这里值得研究的另外议题是政府与原教旨主义团体之间的互动、准则的作用、偏好变化及其他行为标准，也许还可以更细致地探究声誉模型。但所有这些都说明，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压力。

宗教规范和网络的经济理论研究已经拓展到特定宗教行为语境下的宗教竞争，比如穆斯林女性戴面纱141142。Carvalho143对戴面纱做出了理论解释，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奉献机制，旨在限制诱惑，偏离宗教行为规范。Carvalho认为，即使是1970年代兴起的新面纱运动，表面看来似乎是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因为她们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有工作的女性，但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整合策略，因为它使得女性很好地利用家庭之外的经济机会，同时又可以使自己符合宗教规范从而保护自己的名声。这可以解释反直觉的经验结果，即面纱法令已经导致了宗教性的下降，而面纱禁令业已证明可以增加宗教性。Carvalho用其模型证明了对面纱需求最高的是那些高度宗教性的团体中的女性，但她们也在高度“非宗教化的环境”中活动。这是因为无论自己是否持有此类看法，个体可能都很看重所在社区的舆论评判。戴面纱是对女性更大的经济融合的回应，如果她们来自一个传统环境，她们不希望面对社会非难，而且这个行为可以阻止当事人做宗教所禁止的事。该模型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把当事人类型作为由其社会身份所内生决定的。所以当宗教价值扩散时，即使是世俗型的当事人也会服从诸如戴面纱行为的宗教规范。宗教严格性和宗教网络的理论研究拓展了宗教经济学理论模型的范围，但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宗教微观经济学中相对研究不足的领域。

（三）空间定位模型

宗教理论研究也适合于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研究的模型，例如工业组织模型。有少量文章认为，看待宗教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比如看待有严格规章的宗派的出现，就是采用Hotelling式的空间定位模型144-147，虽然其中有些模型并未解决全面均衡结果问题。正如上述，McBride148应用Hotelling模型来理解宗教多元化和参与问题。Iyer, Velu, and Weeks149设计并解释了一个正式的Hotelling模型来阐释宗教组织如何根据宗教信仰及其对服务提供的意义来强调自己，并应用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模型着重于宗教决策和服务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经常有人提到，但在宗教经济学文献中并未得到全面正式的发展。这个模型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国家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在很多Hotelling模型中都隐含的问题，但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见解。注14该模型表明将宗教组织推向极端的一个因素是宗教式服务的提供：宗教组织需要进行产品区分以缩小在服务提供上的竞争。该模型以及其他采用工业组织理论的模型特别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因为在那里不平等程度可能很高，政府不能在教育和保健等方面提供足够的服务。该模型还表明，为什么当宗教组织越强调自己，就越有可能在它们之间爆发冲突，而只有提供更多非宗教服务时才能减缓冲突。该模型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假定一个人只信奉一种宗教是否现实。在世界各地，人们可能会成功地委身于两种宗教：一种正式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一种民间宗教。比如在非洲，人们可能会一次信奉两种宗教，会庆祝伊斯兰或基督教节日，同时也会庆祝地方宗教的节日。所以，定位模型可以更复杂一点，将地方因素考虑在内。所有这些都表明，工业组织模型应用于宗教研究的整个领域已经到了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了。

注14通过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2001年的数据，Norris和Inglehart揭示出用基尼系数度量的经济不平等是与宗教性相关的322，宗教性是以祈祷来展示宗教性的，其倾向是度量的一个值。

（四）实验

无论是在演化实验研究中还是在当前的实验研究中都出现了声誉这个主题。有些研究正在探索宗教的演化模型，它们把宗教当作团体对诸如声誉和团体之间的竞争等演化行为的一种回应来研究。虽然有些研究工作是经验性的，包括用以代理人为基础的模型来解释宗教的区域性150，但宗教经济学家也在根据田野和实验室的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实验数据。越来越多的调查都在研究宗教是如何给予陌生人慷慨、信任和公平的151-153，以及像以色列基布兹中的那种合作演化154。Paciotti等人155设计了一个实验，在独裁者、信任和公共物品博弈中来检验宗教是否促进了亲社会行为。Keuschnigg和Schikora156通过实验室实验在印度做了一个异质宗教团体中公共物品资源捐献的实验，他们发现虽然在公共物品博弈中文化差异不影响捐献，但不同文化和领导权之间的相互作用证明，在混合团体中信徒之间的合作比较少。还有一些实验研究在考察宗教对健康行为（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犯罪以及慈善发放规范的影响157。在这方面，Norenzayan和Shariff158做了一个有趣的、大范围的混杂了人类学、实验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实验，他们从亲社会行为方面来考察宗教演化，亦即对别人友好的行为可能会对个人产生成本。他们突出强调声誉和选择的作用，该作用一般会强化宗教、亲社会性和合作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发现说明，如果在实验中吸收了宗教思想，那么就会提高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利他主义。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显著认识到并相信超自然，那么超自然监控就有一个强大的优势，使得在缺乏社会监控的情况下合作性互动关系也能够得以遵守。”159在信任方面，宗教信仰提高了信任，降低了监控成本，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他们认为，对于同情和怜悯等能够增加亲社会行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理解有关宗教思想的内容是有用的，因为有些宗教会在信徒组成的社区内抑制搭便车行为，但在更大的社区内却鼓励搭便车。因此需要对宗教教义的内容做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教义不同，实验结果就可能仅仅适用于实验人群中的一个子集。

四 识别、世俗竞争和慈善捐赠

在1998年的综述中，Iannaccone提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宗教统计的结果可能是虚假的，“完全（可能无法实现）‘真实的实验’足以展示宗教的因果影响。也应该承认，关于宗教的影响业已存在着一些貌似合理的观点，而且虽然人们不遗余力地试图铲除虚假的关联，但宗教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而且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160。在当前的宗教研究中，确认宗教对经济的因果效应仍然是很多经验研究的焦点。这些研究探讨了宗教竞争、世俗竞争的效果以及有关基于信仰的福利计划和对教会的经济管制问题的政策论争。

在经济研究中明确识别宗教之因果效应至关重要，因为宗教变量并不总是有助于预测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161。这个问题是宗教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的一个特征（参见Hungerman162，关于宗教模型中确认的统计问题是富有创见的）。主要的问题产生于测量误差、反向因果关系、忽略掉的变量、遗失的价值和自我选择等方面，这会使变量伴随着误差，从而导致回归估值出现偏差，且不连续。弄清楚内生性、对宗教效应的明确识别和样本的异质性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宗教性是内生的，很多研究都曾尝试采用工具变量战略，比如各种人口指标，包括宗教市场密度、道德传统或其他工具变量，从而提供一个外生的变化原因。

经济学家曾经尝试用很多方式来论述有关宗教和内生性问题。例如，有些实验研究可以“指点”宗教，或者依赖对诸如斋月禁食期之类的宗教事件的外生性时间（exogenous timing），下面还要对此进行探讨，但这个思路可能不太容易推广到其他宗教。有些研究者在采用蓝色法律这样的政策事件，这些事件作为宗教性的外在因素是很有趣的，但可能对宗教和世俗现象都有影响，所以对各种情况的宗教来说可能不是理想的工具。如第一部分所述，有些研究从历史事件中采用时间间隔，但这需要一个假定，即事件的时间和空间定位是外生的，例如像新教在维滕贝格诞生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并不一定在其他情况下也能发生。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把理论模型作为研究的基础，然后排除对工具的需要，但这要高度依附于模型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所以对于宗教和内生性来说，没有一个独立的可接受的方案，但经济学家可以有所尝试。

Gruber发表了一个有关于此的重要研究163。他突出论述了评估宗教性对经济后果影响的潜在困难，因为还有与利害结果很可能高度关联的各种其他因素存在。他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度量宗教市场的密度——简单地说就是某个地区归属于某宗教的人口的比重。这种想法的潜在的含义是，如果某一地区拥有同一宗教的人越多，则社会互动效应对人的影响越大。此外，密度本身可以根据该地区的氏族门第而外生地预测。根据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资料，Gruber发现，市场密度越高，则会导致宗教参与较高、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福利接收和失能的水平较低、结婚率较高和离婚率较低。

Gruber164的识别策略对宗教的经验研究非常重要，它可以用下式表述。本质上，他把宗教出席当作宗教市场密度的函数：

在此方程式中，表示宗教出席，i是个人，a是人们所生活的地区，t是年份。RELIGDENS是该地区归属于个人i所属宗教的人口比例。ANCESDENS是氏族的密度，AGESDENS是氏族中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密度。该模型还包括了一系列对个人门第的固定效应（ANCES）——年龄和性别、宗教区域和年份固定效应。这种方法是根据个体自己的宗教参与把宗教市场密度的效应区分出来。这个分类法可以让我们来调研，如果与同一个区域中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相比，或者相对于那些生活在市场密度较低的其他区域的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相比，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的比例比较高（一个较高的β），个人的宗教性是否更强。Gruber谨慎地指出，即使用这种分类法，有些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计算相关密度的度量误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根据个人的门第以及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其他人的门第创建了一个工具。他的工具是：

在此方程式中，n表示门第，r表示宗教，a表示个体所生活的区域。PRDENna是a区n氏族的预计密度，Prn是在每一个氏族n中宗教偏好r的分布。ANCESna是每个氏族n在每一个a区的密度。Gruber的研究方法对于确定宗教效应是很重要的文献，因为用门第可以获取宗教密度，而且它还处理了度量误差问题。为了改进他的策略，他还在计算PRDEN时排除了个人的氏族，这样就可以显示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一起生活的近似值，并可以作为计算本地区其他氏族居民的依据。

Gruber的方法有很多长处，其中包括：如果我们在一个数据集中可以获得有关宗教和门第的数据，比如社会综合调查（GSS）中的样本，以及在另一个数据集中获得有关门第的数据，比如美国人口调查（US Census）中的样本，那么这两个数据集就可以结合在一起用于研究宗教，尽管在用来研究的所有数据集中都没有关于宗教的数据。应该承认的是，虽然Gruber的研究对于宗教的经验研究很重要，但其所关注的是非西班牙裔白种男人研究。所以，虽然这种方法在研究美国天主教徒时很直观，但在研究其他团体、信仰和种族时，就没那么直观了。如果缺乏门第方面的数据，或者每个人都是同一门第，该方法的价值也有限，因为如果人们可以自我选择地址时，那么宗教密度可能就没有用途了。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确定宗教效应，那么我们也可以以此来展示宗教对各种经济后果的影响。例如，采用各种识别策略，包括宗教市场密度、同胞固定效应等，有些研究揭示出宗教参与是与减少沮丧情绪、增加快乐和心理健康的稳定性相联系的165。另有人指出了宗教、年龄、健康166与犯罪率可能性之间的关系167。沿着这一思路，经济学家还可以采用世俗变量作为区分亚人口群落（subpopulations），从而明确确定宗教效益，详情后述。

用世俗变量进行识别涉及宗教竞争和世俗竞争之间的互动是有可能的，因为宗教会提供某种社会保障。有些研究探讨了那些对宗教组织有捐献的家庭是否应对收入波动的能力更强这样的问题168。宗教组织提供的自我保障可能跟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也有关涉。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地区，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可能会比较少，而如果社会保障提供的水平比较高，也可能会“挤出”宗教组织提供的保障功能169。Dehejia、DeLeire和Luttmer170采用1986～2000年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面对收入波动，捐献参与是否保障消费，而出席参与是否保障快乐。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宗教捐献占到家庭收入的1.2%。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组织所提供的保障的形式因种族而异。Norris和Inglehart171还提供了一个横截面式的证据，表明在保健计划或养老金方面政府保险额的增加会降低宗教性。Chen172认为宗教团体是提供保险利益的。与把宗教当作保险的看法相对应的是，美国的新教研究通过审视宏观状况与新教宗教性的关系，来评议商业周期变化是否影响宗教性，他们在福音派新教教派中发现了参与的反周期成分，主要是因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主流新教中的顺周期（procyclical）成分173。

经济学家用以补救识别的另一个策略是研究“慈善缺口”——即把宗教捐赠与更普遍的世俗慈善捐赠相对照。对宗教慈善捐赠的研究是与慈善捐赠工作密切相关的174175。美国1/3的慈善捐赠都给了宗教事业176；即使对宗教性较低的英国，来自全国志愿组织委员会的《英国民间社会年鉴2010》的资料表明，来自个人的最大慈善捐赠都被宗教和国际组织获得了。它们总收入的40%都来自个人捐献177。

从这个意义上说，Hungerman178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宗教与慈善捐赠、世俗制度、税收和公共支出之间相互作用的公共政策问题。他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是宗教机构如何与学校、地方政府或综合购物中心等世俗机构竞争，这可能比宗教组织本身之间的竞争更重要。他发现，他所调查的宗教会众与世俗机构的竞争胜于其他宗教团体的竞争179。这项研究也有方法论的考虑，即试图找到一些工具变量来测量那些貌似与宗教性或人口统计无关的政策变化对宗教的影响。Hungerman研究了有关政府正式的宗教管制方面的政策变化，特别是美国的蓝色法律，它对周日经济或其他活动的限制导致了宗教参与的下降。Gruber和Hungerman180研究了大萧条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他们认为大萧条会排挤宗教机构对此类物品的供给。

Hungerman181对识别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证明了如何利用俱乐部模型来检验宗教规则和禁令对人们行为的改变。这个实验允许对该话题进行严格的研究，而且适合于宗教规则没有发生外生变化的环境。笃信宗教的个体可能对世俗激励的变化反应更大，比如蓝色法律的变化、赌场开放以及有关最低法定饮酒年龄的法律的变化。信奉宗教程度高的人对世俗的激励反应会非常敏感。

对于这个话题，现有的研究审视了宗教组织内部的结构——主要是指牧师等宗教人员及其劳动投入是否对宗教出席和教会发展有因果效应182。该研究检验了俄克拉荷马的卫理公会教徒在1961～2003年的情况，证明好的牧师能极大地促进教会发展，而且牧师在第一个教堂的表现——在卫理公会团体中通常是随机委派的——能很大程度地预示其未来的发展。该研究还观察了不同牧师任职期间的一个特殊现象。该研究通过采用随机委派牧师进入第一个教堂以便预测其随后的表现来确定识别问题。Hanson和Xiang183的一篇文章研究了教派的教义是如何影响到其吸引信徒的能力的。他们根据2005年美国新教教派的情况及其国外数据，证明了在服务提供比较少、遭受疾病和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宗教教派的严格性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

还有很多文章是审视伊斯兰教的，它们采用对斋月的外生计时来探究宗教禁食的后果184-186。这些文章把斋月当作处理变量，其贡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计量上都有突破，前者是指他们研究了伊斯兰的斋月习俗对教育和其他经济后果的影响，后者是指他们利用禁食时间的外生计时找到了一个确定宗教之后果的方法。例如，Oosterbeek和van der Klaauw187预测了斋月对那些生活在荷兰学习经济学的穆斯林学生的教育结果，在荷兰，教学和考试时间并不像在伊斯兰国家那样按照禁食时间而调整。他们设想禁食会因为学生营养不足而影响学习质量，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成绩。他们研究了2003～2008年五学年的数据，他们采用了双重差分分析框架（difference-in-difference），分析学习初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期间的几个禁食周，这些禁食周每年都不一样。如果学生遵守斋月，这将对他们的学习成绩有直接影响，使穆斯林学生的最终成绩降低大约10%的标准差。有趣的是，男女学生之间毫无差异，而且斋月影响并不是由学习初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出勤率降低造成的。

Majid188根据母亲在怀孕期间是否禁食以及何时禁食，研究了斋月禁食对生命周期的影响，他发现印度尼西亚人在童年期的学习成绩和成年期的劳动差异都很大。那些母亲曾经禁食的孩子出生时重量较轻，做童工的较多，在认知测验中得分较低，这说明应该尽量弱化母亲怀孕期间禁食的习惯。

Almond和Mazumder189认为，对于1989～2006年生活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阿拉伯父母来说，母亲在产前进行斋月期禁食会导致新生婴儿重量较轻。怀孕期的营养很重要，Almond和Mazumder比较了斋月禁食期的生育与非禁食期生育，以简化的形式评估了斋月对生育的影响。他们还研究了2002年乌干达和1997年伊拉克的穆斯林调查数据，证明了高于20%的成年人有可能致残，或者有心理或学习障碍，如果母亲怀孕的第一个月与斋月禁食月重合则影响会更大。还有的研究调查了斋月禁食的宏观经济后果。例如，Campante和Yanagizawa-Drott190研究了斋月禁食对伊斯兰国家的产出增长的负效应，以及它是如何增加福利的。他们认为除了减少营养吸收对生产力的直接影响，斋月还通过改变劳动市场选择的信念而改变穆斯林在工作和宗教之间的偏好。

系统地采用斋月禁食数据的研究还探索了禁食期的时间确定和那些把斋月法则当作外源性变异的国家的地理问题。但如此齐整的外生性工具对其他宗教来说很难有用。从所有这些对不同宗教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学家们创造性地采用识别工具，不管依靠从宗教的、祖先的或世俗的条件中获得的创新性工具，还是通过服从长期的宗教习俗，宗教对教育、保健、劳工市场和其他经济后果都是具有因果效应的。

五 发展中社会里的冲突与合作

宗教经济学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有了新的数据，经济学家现在可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宗教进行研究，并从这些经验中汲取教训，以供当前的社会发展中的宗教学者参考。这些文献探索了宗教引发的冲突与合作，是宗教经济学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我将在本部分综述有关恐怖主义，贸易、政治和冲突，宗教性的社会服务，宗教和金融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我还将证明在研究社会发展中的宗教经济学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视野。

Iannaccone在1998年的综述中以及随后其他的综述中191192，说明大多数宗教研究都是基于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进行的。对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研究迫在眉睫。Kuran、Chaney、El-Gamal等人已经对中东作了一系列的研究193-195；还有少量对印度和中国的研究196。从对社会发展或者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社会的观察来看，经济学是颇具价值的，因为它展示了宗教和宗教规范是如何充当非正式的协调机制的。宗教通过促进信任、道德、非正式激励或者通过社会惩戒而创建的自发的社会协作，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对那些缺乏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正式市场的社会。由此看来，宗教和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带给宗教研究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有Berman197以及Iyer, Velu和Mumit198，他们研究了这个重要的宗教领域以及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供给。另外的研究则特别关注宗教信仰。例如，Clingingsmith, Khwaja和Kremer199研究了巴基斯坦通过摇号来决定谁参加麦加朝圣对宗教行为是否有影响。参与麦加朝圣强化了诸如祈祷、禁食等正统的伊斯兰仪式，另外也普遍促进了对其他族群和其他宗教的宽容以及对女性更加温和的态度。在中产阶级中，宗教复兴运动的研究（比如在埃及）揭示了发展是如何导致社会更倾向于宗教复兴的。Binzel和Carvalho200设计了一个模型来展示这种倾向是如何与期望、教育、公共部门就业以及不平等相关联的。

社会发展中的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得益于完备的数据。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在积极采用这些数据，来处理关于国际宗教自由和宗教限制方面的重大问题。注15这些问题包括宗教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否允许宗教自由或者与某些特定宗教形成联盟以及有可能限制这些自由的运动201。该研究还审视了政府限制对宗教冲突的影响。在早期的研究中，Finke202、Finke和Stark203认为，美国的宗教自由导致了“美国的教会化（churching of America）”，因为宗教自由通过改变宗教生产者和宗教消费者的激励而增加了宗教供给。通过研究宗教自由和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是否有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Finke204将此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指出，政府对宗教和少数族裔团体的看法会影响他们是促进还是阻碍宗教自由，以及政府是否有体制能力来实行宗教自由，包括国家是否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宗教限制还可能改变组织的运行方式和在很大范围内改变宗教市场结构，包括宗教迫害205206。Grim和Finke207证实了世界上仍有很多人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宗教迫害。对宗教自由和限制的研究还在最近的政治科学领域得到了响应。例如，Fox和Tabory208采用1990～2002年《宗教和国家》数据集，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政府对宗教的支持会影响到宗教多样性，政府的宗教管制跟用宗教出席来度量的宗教性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注15例如，Roger Finke把宗教自由定义为“不加限制的宗教行为、表白和选择”323。

（一）恐怖主义

有些经验研究已经在探讨宗教、经济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国内也是跨国界问题209-213。Krueger214特别研究了收入与跨国界的恐怖主义的关系。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跨国恐怖主义的发生，经济利益和公民自由保护不足是比贫穷更重要的原因。Berman215研究了中东的恐怖主义，认为很多像哈马斯这样的宗教团体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既提供福利性服务也提供精神性服务。Sandler和Enders216对于跨国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经济分析视角。注16他们认为，鉴于一国官方或恐怖主义者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对另外的国家带来成本和收益，所以跨国恐怖主义事件具有跨国外部性。反恐怖活动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数据显示，恐怖主义事件会波浪式周期性发生，以展示其示威效应；而且策划恐怖袭击活动的规模经济会导致恐怖事件集群发生。虽然恐怖问题与宗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恐怖主义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近几十年中有宗教背景的恐怖团体有上升趋势。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宗教背景的恐怖团体的数量已经从1980年的3%上升到1995年的43%217（转引自Hoffman）。它们所形成的国际性网络在这里也很重要。例如，恐怖主义者可以削弱国家阻止恐怖活动的效果，因为当各国在阻止恐怖主义决策方面不协调一致时外部性最大。

注16Sandler和Enders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通过对受众进行威胁和恐吓，有预谋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来谋求政治目标”324。

（二）贸易、政治和冲突

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忧虑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历史演化的结果。例如，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集中研究已经达成了非常有用的共识。Michalopoulos、Naghavi和Prarolo218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思考伊斯兰教是如何与不平等和前工业化的发展相联系的。他们发现穆斯林社会基本分布于靠近贸易路线的不平等区域，他们从理论上展示了这一点是如何影响伊斯兰思想的。贸易路线给不同的地区，比如肥沃地区和贫瘠地区，带来了不同的机会。如果存在着土地分配的不平等，这会激发资源禀赋不足的地区出现劫掠。这使得静态和动态的收入分配更看重直接的收入转移。所以伊斯兰教要维续，就必须保证收入平等，这会因有关资本积累的教规和宗教训令而影响到动态的收入分配，并通过宗教机构的捐赠而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所以伊斯兰教通过“扎卡特”以及利用能够增加交易成本的诸如反利息法（anti-riba）和“瓦克夫”（waqf）捐款来增加资本积累成本，并以此推行各种有关收入分配和扶贫的义务和法律。反过来，Michalopoulos、Naghavi和Prarolo认为，这影响到了伊斯兰国家前工业时期的经济发展；与之相比的是，基督教最初也实行反高利贷法，但该法在宗教改革150～200年之前就已经放宽了，这说明中东和西欧深层的制度差异才是导致双方分流的原因，而不是什么宗教改革219。但客观地讲，对于宗教、信任和合作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220。

很多宗教经济史研究所共同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就是冲突与合作。这里值得提及的是那些对诸如基布兹等以色列社区的研究221222，因为这些社区立基于看重合作、降低冲突的理念。另有一些研究还探讨了冲突的历史背景及其宗教和帝国的作用223，它们还特别研究了能够带来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神教的崛起。Iyigun224揭示了奥斯曼土耳其在1520～1650年的军事活动是如何使欧洲内部的宗教冲突减少了50%，并且还普遍减少了欧洲的内部纷争。

有些理论研究把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比如有些政治家是如何在某些宗教所禁止的事务上——比如堕胎和同性婚姻——采取极端的立场，以便引导支持者对他投赞成票或者募捐225。有些经验研究突出论述了宗教领袖的政治地位。例如，Chaney226首次用经济史论证了当经济下滑时宗教领袖的政治权力可能很重要。他认为，当尼罗河的洪灾降低到常规水平时，分配给宗教组织的东西会多于世俗组织。宗教权威被取代的可能性也降低。当尼罗河的洪灾奇高或奇低时，法官被君主解职或自动辞职的可能性更小。这是因为尼罗河洪灾提高了社会动荡的倾向，增加了宗教领袖的权威性。这些发现也与更多研究冲突的文献不谋而合，即经济危机因为会中断政治权力的平衡从而导致专制政权的垮台。在这种情况下，Chaney认为，在埃及历史上权力转移会有利于宗教权威。这与最近出现的有关“阿拉伯之春”的争论异曲同工。对这方面进行更广泛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三）宗教性的社会服务

宗教在影响冲突的同时，还可能通过提供服务而影响合作。例如，全美教众研究227以及其他关于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宗教与世俗竞争的研究所示228，很多宗教团体都提供比如教育方面的社会服务。例如，哈马斯在其控制地区不仅提供了社会和福利性的服务，还提供了精神服务229。印度所做的第一次大规模宗教经济学研究显示，宗教网络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它们所提供的宗教服务，它们所提供的非宗教服务也同等重要，比如保健和教育230231。此外，当宗教机构具有保险功能时，这些网络可能决定着教育或保健服务被接纳的范围，特别是当政府提供的类似服务不足时。

（四）宗教和金融

宗教活动如何融资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宗教是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似乎一直是一个含而不露的问题。经济史学家对中东伊斯兰教的金融制度已经有详尽的研究，包括“扎卡特”、慈善救济等232-234。Kuran指出，“扎卡特”在7世纪的阿拉伯是作为一种宗教税出现的，它是强制性的交给伊斯兰政府的。在近几十年，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由政府来执行的义务，这种税在本质上变形为一种自愿行为。有人在20世纪和21世纪试图再次把它变为强制性的。“扎卡特”很适合用来研究冲突和合作问题，因为它既有安全网络，又有降低冲突的作用。

Kuran235所研究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在经济上比中东强。相较于世界其他地方，中东金融机构的发展曾经影响过本地的经济发展。在大约7世纪，中东就有发达的金融机构，而西方直到大约10世纪才有。到8世纪，中东已经有了经济衰退的迹象，主要原因是其停滞的社会机制和法律制度。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继承法，它阻碍了资本积累；还有“瓦克夫”，它耗尽了组织内的资源用于提供非生产性的社会服务。传统的伊斯兰法也起到了阻碍作用，因为它降低了人力资本，阻滞了私人部门的发展。

这些社会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是财产共有制方面的合同法，既无银行亦无公司结构情况下的金融；只认可个人的伊斯兰法；以及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或半公共物品。与之相伴的还有继承制度、不加甄别而毫无章法的随意的税收以及脆弱的产权。在继承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制度限制了财富的集中，其结果是财富的细碎化，特别是金融财富。至于“瓦克夫”，这是一个虔诚的基金会或者是一个非法人的伊斯兰信托。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把多种形式的财产转化为支持清真寺、学校等各种社会服务的捐赠。社会服务的提供颇为平均主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可以享有。

根据Kuran236研究，“瓦克夫”是一个有趣的伊斯兰机构，它是作为对脆弱的私有产权的反应而出现的。他指出：伊斯兰原初的机构中并不包括“瓦克夫”，《古兰经》中未有提及。但“瓦克夫”被认为是神圣的，因为它有重要的慈善动机，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不会征用“瓦克夫”的财产。“瓦克夫”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某些财产获得了“瓦克夫”之名，则可以免于被征用。此外，它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律义务，但统治者都鼓励“瓦克夫”提供社会服务。

Kuran237认为，除了上述静态效应之外，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静态效应会合力产生负的动态效应。适合于现代发展得更先进、更灵活的组织形式的激励被压制了。虽然它未在中世纪形成阻碍，但在近代技术变革出现后它就成了阻碍。他还指出了一个差别，即西方的建制比中东要完善。中东没有股票市场和银行。“瓦克夫”也没有提供像西方那么多的公共物品服务，西方还发展出了很多法人组织。“瓦克夫”制度还导致了腐败，它兼具正面和负面效果：一方面它创建了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它也制造了社会无效率。虽然两种制度都发源于类似的合同法，但因为不同的继承体制，它们走了不同的路径。到19世纪，中东的法律框架阻碍了组织转化为更复杂的、更善于积累资本的形态。此外，因为缺乏变革的激励，法律框架故步自封。所以，随伊斯兰教最初的传播而推动伊斯兰世界领先好几个世纪的那套法律结构，最终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但本研究并不打算对伊斯兰教和经济绩效之间的所有的关系都作细致的评述——关于伊斯兰教和经济绩效之间历史的和当前的联系，可参见Kuran238的相关文章。

几乎在同时，Iannaccone和Bose239认为，基督教与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进行比较，可以发见它们是如何计费的。为此它们在理性选择方法之外又开发了一个包括“客户—业主”（client-practitioner）的模型，其中个人要获得宗教目的并不一定参与集体宗教仪式或践行其他形式的宗教习惯。因而他们认为，那些因对个人单独举办特定仪式而获取捐赠的宗教不同于那些向成员收费或接收政府资助的宗教。

（五）更宽阔的视野

在对宗教经济史研究加以评估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伊斯兰教经济的研究要远多于印度教、佛教、耆那教或者锡克教。这有点令人惊奇，特别对于印度教，因为印度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宗教，在南亚和拥有印度教教徒的其他国家都对之兴趣盎然。例如，虽然印度教徒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5%，但他们占印度人口的比例超过80%。相比之下，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大约为23%，占印度人口的比重大约为15%。但相比于印度教的经济，伊斯兰教的经济似乎得到了学术界不相称的关注。对印度教关注不足的一个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印度经济发展不错，所以很可能当一个社会向前发展时，人们对过去曾经阻碍它发展的深层力量就兴味索然了。也有少量的经济史研究探讨了印度教团体，例如Jha240、Kuran和Singh241。最近，Iyer242、Iyer、Velu和Weeks243的研究则探讨了当代的印度教群体。如果说对印度教的研究非常有限，那对佛教的研究则雪上加霜，虽然McCleary和van der Kuijp244因研究西藏而备受关注。

一个在发展中国家被反复提及的话题就是，宗教不仅能够助长冲突，也同样可以减缓冲突而助长合作。这在经济史方面是有共鸣的——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欧洲中世纪行业协会这样的组织，探索了宗教和职业活动是如何助长合作的246。这个话题也在对中世纪印度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例如，Jha247概述了中世纪贸易港口的种族互补是如何改进了制度和促进了合作，进而减少了几个世纪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穆斯林在印度洋的航运上所拥有的某种优势，因为他们通过朝圣活动加强了海外市场的协作。虽然中世纪的贸易港口种族成分很复杂，但在1850～1950年，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骚乱大量减少，与其他市镇相比经历宗教骚乱的可能性低了25%。Jha将之归因于在此期间产生并得以维续的好制度以及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良性贸易。贸易促进了种族间和宗教间的宽容。这可以追溯到Albert Hirschman的《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248，根据Hirschman的说法，这种观点当然是苏格兰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结果。早期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贸易能够降低冲突后，就开始促进贸易，创造良性循环。促进贸易政策从长期来看对遭受冲突的地方是有助益的，因此，好的经济可以催生好的政治。

这一观点还可以更普遍地适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Iyer、Velu和Weeks249通过研究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服务供给，得到了印度当前宗教竞争与合作的证据。2006年和2010年收集的横跨七个大邦的有关印度宗教组织的原始调查资料表明，宗教组织会根据宗教信仰的强度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组织，而且当印度的经济不平等程度提高时还会提供很好的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应对宗教竞争。另一个促进合作的方式是教育，有一个课题探讨了宗教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并重点研究了宗教规范是如何抑制或激励宗教团体来加强其人力资本的250。对印度教研究的另一个案例是Chaudhary和Rubin251，他们论述了殖民地印度阅读、写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们主张，在穆斯林政治权威垮台不久的那些印度地区拥有更好的宗教权威并建有宗教学校。这些学校可以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学生，但扫盲效果不如政府的世俗学校。这也许是导致穆斯林社区识字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可能的情况是，有些穆斯林学生选择宗教学校以示虔诚，但这种解释不适合印度，因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是对穆斯林孩子开放的，无论这些物品是由政府还是由宗教机构提供的。作者的解释很中肯，因为它并未着眼于基于伊斯兰教“纯粹宗教效应”的解释，相反，其观点更加细致入微：读写能力是由宗教权威、政治团体和教育机构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相关研究中，Chaudhary和Rubin252还探讨了20世纪初期印度王国统治者的性情影响到公共物品供给的机制。宗教权威和政权之间的联系这个论题在宗教经济学文献中此起彼伏。

经济学家对非洲的宗教研究非常有限。Glewwe、Ross和Wydick253最近的文章是一个例外，它比较了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了儿童资助项目的运行，即通过本地教会把财物从富裕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儿童，该项目对成人的教育、就业和在社区的领导力有了更多认识。该研究比较了玻利维亚、肯尼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探讨了这些项目是如何激发受资助儿童的抱负的。该研究令人振奋，因为它不仅探索了一个宗教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还创新性地采用了诸如绘画、自画像等儿童心理学资料，以及对成人后有正向作用的宗教教育等精神变化。儿童资助在肯尼亚与教育资助有关联，而且作者对儿童画的分析表明，在印度尼西亚，这还会影响到自尊、快乐和希望。从政策角度看，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它展示了愿望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如何通过世俗或宗教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发展起来的。

Lambarraa和Riener254另一篇研究非洲的文章也很有意义，它在经济学实验设计中以社会心理学中语言启动的形式，启用了一个创新性的构想。该研究探索了摩洛哥教育机构中的穆斯林中以“扎卡特”和“萨达卡”的形式的慈善捐赠，揭示了语言、捐赠的公开性以及凸显伊斯兰价值对捐赠的重要性。在他们突出伊斯兰价值的实验中，匿名捐赠提高了捐赠的数量和平均捐赠水平，这说明伊斯兰教有关慈善赠予的规范是有鼓励性的。

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伊斯兰社会中大多数对公共物品的捐赠都是通过传统的“瓦克夫”255来实现的。事实上，直到现代，“瓦克夫”提供的大多数公共物品都来自个人的资助。实际上，捐赠人都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公共物品，无论是清真寺、学校、公园还是喷泉等，只有极少数例外。通过“瓦克夫”的捐赠在经验上要比慈善机构重要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伊斯兰教内的主要的捐赠，特别是宗教捐赠都带有捐赠人的名字。例如，清真寺都有名字，但小规模的慈善机构则可能没有名字。这也许与某些对美国的研究是一致的，这说明人们捐赠也是为了公众认可256。但是，发展中国家宗教捐赠与伊斯兰教国家宗教捐赠的差异，值得进一步的全面研究。目前在发展中地区所做的宗教经济学研究既针对其经济史也针对其当前的发展事务。

六 宗教经济学有待研究的问题

“博学的人也迷信，但杰出的人只执着于洗却迷信的信仰”257258。

在1998年的综述中，Iannaccone指出了在宗教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空白——第一个空白是经济学研究回避了宗教内容，没有开拓思想，没有把宗教概念纳入正式模型。第二个空白是缺乏对宗教不确定性的正式分析。第三个空白是虽然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但经济学家对信仰的形成语焉不详。Iannaccone认为，要在这些空白领域取得进步，经济学家并不需要更好的模型，而是应该更加看重宗教社会学家所倡导的经验研究。如果要对Iannaccone所言的空白领域加以评估，作为宗教经济学家，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完善模型并对其进行经验检验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于Iannaccone所言的三个空白，我认为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在对Iannaccone的文章发表以来所有的研究加以评价时，本文认为，宗教持续存在，有必要对过去几十年中宗教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评述。曾有人对文献做过选择性的评述。虽然宗教经济学研究已经起步，但未来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首先，宗教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是内在的还是由社会推动的？其次，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长足进步，但宗教似乎仍然普遍而持久。为什么国家富裕之后宗教仍然普遍而持久？如果说富裕国家更加世俗化的情况属实，但世界的宗教性却在增强，那么对世俗化假说以及它与诸如收入不平等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就需要更多的研究。最后，特别是在印度、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是什么因素导致其宗教的性质迥异于美国或西北欧？我们需要加深对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以及部落宗教经济学的理解，特别是在非洲、中东和南亚。由此看来，我认为有四个领域宗教经济学相对研究不足：（1）宗教和人口统计；（2）宗教、政治进程及其与经济进步的相互影响；（3）宗教的市场管理与传播；（4）宗教经济学以何种方式对科学与宗教的更广泛的辩论做出贡献。

正是在宗教和人口统计这个领域中产生了识别问题，这也是宗教经济学探索不足的一个领域。Neuman和Ziderman259、Neuman260、Lehrer、Chiswick261、Adsera262、Iyer263、Lehrer264、Trinitapoli和Weinreb265以及Berman、Iannaccone和Ragusa266等人，在以色列、西班牙、印度和美国等国家的不同宗教中探索了宗教在人口统计学中的作用。Iyer267研究了南印度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女性在结婚年龄、避孕药物选择以及生育率方面的差异，证明了虽然宗教效应很重要，却逊色于宗教团体的社会经济特征。Trinitapoli和Weinreb268基于在马拉维的田野调查以及采用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其他国家的调查资料，研究了宗教是否能够提供援助和教育，以及它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他们发现个体宗教性是艾滋病菌携带者的重大预兆，宗教成为对疾病的深度解释，以及宗教组织是如何影响预防，并在此过程中吸引新成员的。这项研究还突出了宗教网络在处理疾病方面的作用。Norris和Inglehar证明，如果我们根据社会类型来研究人口指标，就会发现相较于更世俗化或更温和的社会，宗教性最强的社会生育率最高、平均寿命最低、婴儿死亡率最高、男女生存率较低269。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但经济学家对此的关注难孚众望。识别问题对此有很大的释疑能力，但因为当前超过84%的世界人口都自称有宗教关联270，加强对宗教和人口的研究可谓恰逢其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评估权衡生育率的“纯粹宗教效应”与诸如不同……等其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口的构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也需要更加完全的理解。加强对宗教和人口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倡议不谋而合。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被当成了心学理论，因此其背后的神学包含了足以抵消人口理论之悲观结论的乐观主义。注17Pullen271认为，马尔萨斯理论说明了人口压力是如何帮助人类开发土地的生产潜力的，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心智。他指出，马尔萨斯论文初版中有两章是论述神学的，但在随后的版本中删掉了，但如果从这两章来理解马尔萨斯的理论，就更容易理解其潜在的结构。Pullen写道，“马尔萨斯的文章既是经济学、人口学或社会学论文，也是神学论文，这并非夸大其词”。

注17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是，当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时，食品供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这导致了马尔萨斯所谓的“极其惊人的后果”：人均收入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避免绝对贫困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道德限制”——马尔萨斯的预防措施有晚婚和缩小家庭规模，否则，就会有战争、饥饿、疾病等暴烈方法来抵消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理论令人悲观，他把自己的理论描述为：“他把人类的生活描绘成晦暗的，但他清醒地知道这些晦暗是的确存在的，而非基于偏见或气质上的忧郁。他所构建的心学对生活中所存在的大部分邪恶作出了解释。”325

除了人口学之外，宗教与人力资本和迁移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272273。这些关系不仅对历史学研究特别是检验韦伯假说至关重要，而且对当前的各个国家也很重要。例如，对于美国男女劳工市场决策、教育和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宗教与婚姻模式、人口、伦理和宗教禀性的传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274-276。对宗教和人力资本的研究也探索了人口史，例如，有人利用8～9世纪的历史资料研究了犹太人的职业选择277。Botticini和Eckstein278证明，很看重读《摩西五经》和孩童教育的拉比犹太教，影响到了此后犹太人的经济成功。这是因为它允许犹太人选择那些有技能、高回报的职业279。但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第二个领域是宗教、政治进程及其与经济进步的相互影响，包括政治竞争及相关冲突。政治科学中富有洞见的研究揭示了当相关法律影响到其政治权力或者经济福利的时候，政治领导人会鼓励宗教自由280281。Meyersson282采用回归断续函数设计来研究为期六年的土耳其自治市，揭示出当保守的伊斯兰市长在土耳其当选时，女性世俗的高中教育明显提高，但对男性的影响不大。虽然这个机制不太好懂，但该机制包括了伊斯兰教市长为保守的女性建造了严格保护的宿舍，从而克服了家庭的反对使女性上学更容易。对女性的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的决策，比如青春期婚姻。经济研究表明，政治竞争会导致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并影响到对他们的仇恨283。有的学者，比如Chaney284，的确论述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急需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与此问题相关的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在人们的日益关注下这类冲突的资料已经在收集，这使得对宗教、政策和冲突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作为回归的解释变量——在评价识别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对于因果关系的反思也至关重要，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也相对不足。

第三个领域将管理、营销和媒体理论加以应用对研究宗教也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方法。有些研究已经开始论述这些问题285-289，但这个领域仍然有待于开发。由于宗教组织向世人推介和营销自己的方式日益专业，似乎将营销和管理文献结合起来对宗教行为和运行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欠缺。本文对于世界各地宗教市场的开放和管制情况有深远的意义。

在宗教与管理学领域，Miller290是一个重要的人物。Miller探索了用战略管理理论来理解宗教组织，特别是其组织是如何实现竞争优势的。战略管理视角很重要，因为它看重诸如声誉、在传统组织中实施变革以及网络的作用。Miller指出，眼下宗教与其他学者们所乐此不疲的专业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这是因为宗教组织可以更加世俗化，而反过来世俗组织也可以“灵性化”291。宗教组织在面临压力时会革新，但它们革新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能否成功。Miller认为，宗教营销通常包括几个方面，比如可信的承诺、社会正统性、市场细分和价格歧视，但宗教组织也有能力通过政治策略和联盟形成真正的产业结构。宗教组织的这些特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里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媒体在当前宗教中所起的作用，这在2010～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中有明确的见证。Gentzkow和Shapiro292采用盖洛普民意调查方法在一系列伊斯兰国家对1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取得了相关资料，较早地论述了偏好排序的重要性以及观念与现实不相符时的做法。他们调查了那些可以充分接收新闻媒体消息的受访人是否更了解世界事务，他们发现，虽然特殊的新闻媒体和教育对于观念和态度有不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媒体和教育对态度没有一致的效应。虽然这个研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的确说明了，媒体通过观念和态度而影响到宗教是很重要的。这也与宗教和识别的问题有关。对宗教和识别问题进行更普遍的研究，特别是个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路径。

宗教经济学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是需要本文深度关注且因其重要而致使笔者念念不忘的，这个领域就是，对于经济学该如何就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鸿沟的广泛争论做出自己的贡献。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和宗教不可调和，这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即科学进步导致宗教信仰不再重要。人们通常认为宗教是非科学的，因为人们普遍相信科学一旦流行，宗教可信度立即降低。但Albert Einstein293的话却有先见之明：“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残缺的；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293此外，Finke和Stark294的经验研究证明，在科学和技术实现巨大发展的两个世纪里，教会成员比率也在增加，而同时教育和宗教也相互密切关联。Stark、Iannaccone和Finke曾这样评价科学与宗教：

在大多数时间内宗教的科学研究都不是那么回事。虽然该领域跟“信仰”有巨大的对立，但其本身则完全基于信仰。可以肯定地说，信仰是由世俗的原则构成的，但它仍然是信仰，虽然学者们顽固地坚持世俗化、宗教非理性和宗教与科学不相容这样的教条——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并非如此。295

宗教的经济学进路是很有用的，因为它引入了最大化、偏好及均衡观念等经济学思想。Stark、Iannaccone和Finke认为296：“经济学分析框架提供了最佳语境，它可以合并约束、设计宗教行为模型、度量宗教效应。”

我的看法是，宗教经济学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广泛争论是有用的297。这是因为经济学对宗教研究有助益，能提供其他方法所没有的视角。就自然世界的运行而言，科学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科学方法给我们提出了有关世界运行的很多饶有风趣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它对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也有增无减。因此，保留某种信仰结构并对之开展持续的研究，并借此了解世界是很有必要的298。科学方法本身即公理，它用理论来建构假说并进行经验检验。但正如杰出的哲学家所言，公理自己从何而来？这是很主观的。要对支撑公理或激发公理创造的主观性以及公理探索有更好的理解，则社会科学以及对宗教等社会构造的研究会大有助益299。注18此外，宗教研究也提出了一个更好地理解物理和社会世界的普遍愿望。因此，可能的结果是，宗教研究会影响到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宗教研究。虽然当前宗教经济学研究在其方法上非常科学，但它对信仰问题以及有组织宗教机构的成员问题仍然手足无措。我认为这仍然是宗教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有待研究的问题。

注18Iannaccone雄辩地指出，“虽然每个宗教的核心都是信仰，但经济学家们对信仰的形成却语焉不详，无论是宗教式的还是其他形式的，他们对于宗教试图形塑人们的信仰和价值的过程也漠不关心。”326

宗教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最近几十年中发展迅猛。本文就试图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它论述了世俗化、多元化和经济增长；俱乐部物品、差别化产品和网络；识别问题、世俗竞争和慈善捐赠问题；发展中社会中的冲突与合作；最后阐明了宗教经济学未来发展中的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要对宗教经济学文献笼统地提出一个批评的话，那就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将经济学范畴内其他学科的思想应用于宗教研究，而反向跨越的文献相对很少，亦即宗教经济学特有的思想能够对经济学整体做出贡献。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虽然在这个鲜活的、与政策有关的领域内很多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工作必须去做，因为如果我们回首人类的整个历史，因宗教而死亡的人数远大于股票市场。仅此事实就足以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研究宗教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兴味盎然。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事实是宗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其影响从未间断。鉴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宗教所控制的资源以及它对个人及其思想的统治力，我们预计必定会有重大的经济后果产生。当然我们用以研究宗教的方法仍然是科学、严格、贴切的，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想到，如何才能将这种研究转化为适用于当前世界宗教状况的可靠的直觉、实用的经济思想或者社会政策。展望未来，经济学和宗教需要超乎想象地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38309 P. Oslington, Economics and Religion: Volumes 1 and 2（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3）.

2 B. W. Bateman, E. B. Kapstein, “Retrospectives: Between God and the Market: The Religious Root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4）1999:249-258.

3 76 96 106 160 326 L. R. Iannaccone,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3）1998:1465-1495.

4 D. L. Chen, D. M. Hungerman, “Economics, Religion, and Culture: A Brief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04）2014:1-3.

5 R. M. McClear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b）.

6 P. Oslingt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and Economics（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78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and Company,1998）.

8 171 269 308 322 P. Norris, R.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 B. M. Friedman,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Random House, Alfred A. Knopf, 2005）.

10 D. Friedman, Morals and Markets: An Evolutionary Account of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1 S. Bowles, “Endogenous Preferences: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1）1998: 75-111.

12 R. B. Ekelund, J. R. F. Hébert, R. D. Tollis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3）2002:646-671.

13 S. Radhakrishnan, The Religion We Need（London: Ernest Benn, 1928）.

1421C. Y. Glock, R. Stark.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ension（Chicago: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 1965）.

15 E. Durkheim, Les Form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1912, Translated by Joseph Ward Swain,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15.

16303 G. M. Anderson, “Mr. Smith and the Preachers: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5）1988: 1066-1088.

1719 R. Mochrie, “How We Forgot What Adam Smith Said about Reli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 Dead Sea, Jordan, June 9, 2014.

18 B. M. Friedman, “Economics: A Moral Inquiry with Religious Origi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3）2011: 166-70.

20 A. M. Greeley, “Areas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23（2）1962: 99-112.

22 R. Stark, W. S. Bainbridge, A Theory of Religion,（New York: Peter Lang, 1987）.

23 P. L. Berger, “A Market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Ecumenicity, ”Social Research 30（1）1963: 77-93.

24304P.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New York: Doubleday, 1967）.

25 41 203 294 R. Finke, R.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2005: 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26 48 258 R. S. Warner, “Work in Progres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5）1993: 1044-1093.

27 104 114 C. Azzi, R. Ehrenberg, “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Church Attend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1）1975: 27-56.

28 100 R. D. Putnam, D. E. Campbell,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0）.

29 201 204 205 323 R. Fink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Freedoms: A Global Overview, ”Sociology of Religion 74（3）2013: 297-313.

30 B. J. Grim, R. Finke, “International Religion Indexes: Government Regulation, Government Favoritism, and Social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2（1）2006.

31 36 270 307 Pew Research Center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The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 ”http://www.pewforum.org/2012/12/18/global-religious-landscape-exec/.

32 M. Hout, C. S. Fischer, “Why More Americans Have No Religious Preference：Politics and Gener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2002:165-190.

3334 M. Hout, C. S. Fischer, M. A. Chaves, “More Americans Have No Religious Preference: Key Findings from the 2012 General Social Surv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al Issues Working Paper, 2013.

35115 T.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7 J. Viner, “Religious Thought and Economic Society: Four Chapters of an Unfinished Work,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1978: 1-189.

39 54 71 74 R. J. Barro, R. M. McCleary,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5）2003:760-781.

40 56 61 146 R. J. Barro, R. M. McCleary, “Which Countries Have State Relig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4）2005: 1331-1370.

42 D. Voas, “The Continuing Secular Transition”I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ies, edited by Detlef Pollack and Daniel V. A. Olson（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Routledge, 2007:25-48）.

43 D. V. A. Olson, “Toward Better Measures of Supply and Demand for Testing Theories of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edited by R. M. McClea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5-150.

44 50 310 M. McBride,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A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1）2008:77-106.

45 51 99 113 145 J. D. Montgomery, “A Formalization and Test of the Religious Economies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5）2003:782-809.

46 49 72 D. Voas, A. Crockett, D. V. A. Olson,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Participation: Why Previous Research Is Wro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2002: 212-230.

47 R. Finke, R. Stark, “Religious Economies and Sacred Canopies: Religious Mobiliz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190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1）1988: 41-49.

52 D. M. Hungerman, “Substitution and Stigma: Evidence on Religious Markets from the Catholic Sex Abuse Scand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3）2013:227-253.

53 147 148 M. McBride, “Religious Market Competition in a Richer World, ”Economica 77（305）2010: 148-171.

55 109 R. Stark, R. Finke,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57 C. M. North, C. R. Gwin,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tate Relig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1（1）2004:103-117.

58 163 164J. Gruber, “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Outcomes: Is Religion Good for You? ”,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5（1）2005, Article 5.

59 167J. Gruber, D. M. Hungerman, “The Church versus the Mall: What Happens When Religion Faces Increased Secular Competi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2）2008: 831-862.

60 169 178 228 D. M. Hungerman, “Are Church and State Substitutes?Evidence from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11-12）2005: 2245-2267.

6263R. M. McCleary, R. J. Barro, “Relig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n International Panel,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5（2）2006: 149-175.

64 C. M. North, C. R. Gw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urch and State, ”Unpublished, 2014.

65 T. Buser,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Religiousness, ”CESifo Working Paper 4801, 2014.

66 S. O. Becker, L. Woessmann, “Not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Income and Secularization in a Panel of Prussian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2013: 539-544.

67 R. Cesur, N. Mocan, “Does Secular Education Impact Religiosity,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pensity to Vote for Islamic Parties? Evidence from an Education Reform in a Muslim Country, ”Koç University-Economic Research Forum Working Paper 1422, 2014.

68 S. Gulesci, E. Meyersson, “For the Love of the Republic: Education, Religion, and Empowerment, ”Unpublished, 2013.

69 D. M. Hungerman, “Do Religious Proscriptions-Matter? Evidence from a Theory Based Tes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9（4）2014a: 1053-1093.

70 M. Noland, “Relig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World Development 33（8）2005: 1215-1232.

73161S. N. Durlauf, A. Kourtellos, C. M. Tan, “Is God in the Detail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7（7）2012: 1059-1075.

75 M.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London: Routledge, 1904）.

77 R. M. McCleary,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as a Field of Inquir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edited by Rachel M. McClea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a: 3-38.

79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London: Penguin Books, 1926）.

80 P. S. Gorski, “The Little Divergence: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Economic Hegemon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The Protestant Ethic Turns 100: Essays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Weber Thesis, edited by William H. Swatos, Jr. , Lutz Kaelber, Boulder and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5: 165-90.

81 G. Lenski, The Religious Factor: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s Impact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Family Life（New York: Doubleday, 1961）.

82 T. V. Calvacanti, S. L. Parente, Rui Zhao, “Religion in Macroeconomic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Weber's Thesis, ”Economic Theory 32（1）2007:105-123.

8386C. Basten, F. Betz, “Beyond Work Ethic: Religion, Individual,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3）2013: 67-91.

84 L. Guiso, P. Sapienza, L. Zingales,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1）2003: 225-282.

85 R. Bénabou, J. Tirol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2）2006:699-746.

87 S. O. Becker, L. Woessmann,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2009: 531-596.

88 S. O. Becker, F. Cinnirella, L. Woessmann, “The Trade-Off between Fertility and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Before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5（3）2010: 177-204.

89311J. Rubin, “Printing and Protestant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the Refor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2）2014: 270-286.

90 R. D. Woodberry, “Religion and the Spread of Human Capit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hristian Mission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edited by Rachel M. McClea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1-134.

91 93 94 95 312 R. D. Woodberry, “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2012: 244-274.

92 D. Acemoglu, S. Johnson, J.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2001: 1369-1401.

97 T. G. Jelen, Sacred Markets, Sacred Canopies: Essays on Religious Markets and Religious Pluralism（Lanham, M. D.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98 G. S. Becker, K. M. Murphy, Social Economics: Market Behavior in a Social Environmen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1 191 L. R. Iannaccone, E. Berman,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Stephen Durlauf and Lawrence Blume,（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02 276 A. Bisin, T. Verdier,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rri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Trai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2000:955-988.

103 A. Prummer, J. Siedlarek, “Institution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Trait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Working Paper,2014/16.

105 116 317 L. R. Iannaccone,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2）1992: 271-291.

107 J. D. Montgomery, “Contemplations on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Religious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2）1996: 443-447.

108 295 296 R. Stark, L. R. Iannaccone, R. Finke, “Religion, Science, and Ration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2）1996: 433-437.

110 117 120 E. Berman, “Sect, Subsidy, and Sacrifice: An Economist's View of Ultra-Orthodox Jew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2000: 905-953.

111 162 179 D. M. Hungerman,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Religious Market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edited by Rachel M. McClea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257-74.

112 M. Eswaran,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he Marketplace for Relig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11（1）2011: Article 14.

118 121 172D. L. Chen, “Club Goods and Group Identity: Evidence from Islamic Resurg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2）2010: 300-354.

119 J. A. Aimone, L. R. Iannaccone, M. D. Makowsky, J. Rubin, “Endogenous Group Formation via Unproductive Cos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4）2013: 1215-1236.

122221 R. Abramitzky, “The Limits of Equality: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i Kibbutz,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2008: 1111-1159.

123222 R. Abramitzky, “The Effect of Redistribution o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Israeli Kibbutz”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3-4）2009:498-511.

124 C. D. F. Bader, C. Mencken, J. Parker, “Where Have All the Communes Gone? Religion's Effect on the Survival of Commune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45（1）2006: 73-85.

125 R. Sosis, E. R. Bressler, “Cooperation and Commune Longevity: A Test of the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 Relig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7（2）2003:211-239.

126 M. McBride, “Why Churches Need Free-Riders: Religious Capital Formation and Religious Group Surviv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58）2015: 77-87.

127 G. Levy, R. Razin, “Religious Beliefs,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4（3）2012:121-51.

128 213 215 229 E. Berman,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Cambridge, M. A. and London: MIT Press, 2009）.

129 E. Berman, D. D. Laitin,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10-11）2008: 1942-1967.

130 M. Ferrero, “Radicalization as a Reaction to Failure: An Economic Model of Islamic Extremism, ”Public Choice 122（1）2005: 199-220.

131 138 140D. G. Arce, T. Sandler, “An Evolutionary Game Approach to Fundamentalism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9（1）2003: 132-154.

132139 D. G. Arce, T. Sandler, “Fitting In: Group Effe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Fundamentalism,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1（5）2009: 739-757.

133 G. S. Epstein, I. N. Gang,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Fundamentalism, ”Public Choice 132（3）2007: 257-271.

134 135 136 318 L. R. Iannaccone,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Fundament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3（1）1997: 100-116.

137319 L. R. Iannaccone, E. Berman, “Religious Extremism: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adly, ”Public Choice 128（1）2006: 109-129.

141 143 273J. Carvalho, “Vei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2013: 337-370.

142 D. S. Patel, “Concealing to Reveal: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Islamic Dress,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4（3）2012: 295-323.

144 P. P. Barros, N. Garoupa, “An Economic Theory of Church Strictness, ”Economic Journal 112（481）2002: 559-576.

149 231 286 S. Iyer, C. Velu, A. Mumit,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rvices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Indi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2）2014: 59-67.

150 L. R. Iannaccone, M. D. Makowsky, “Accidental Atheists? Agent-Based Explanations for the Persistence of Religious Regionalism,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6（1）2007: 1-16.

151 L. R. Anderson, J. M. Mellor, “Religion and Cooperation in a Public Goods Experiment, ”Economics Letters 105（1）2009: 58-60.

152 J. Henrich, et al. , “Markets, Religion, 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 ”Science 327（5972）2010: 1480-1484.

153 155 B. Paciotti, et al. , “Are Religious Individuals More Generous, Trusting, and Cooperative?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Effect of Religion on Prosociality, ”In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edited by Lionel Obadia and Donald C. Wood, Bingley, UK: Emerald, 2011: 267-305.

154 R. Sosis, B. J. Ruffle, “Ideology, Relig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Field Experiments on Israeli Kibbutzim, ”In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Alvard, Bingley, UK: Emerald, 2004: 89-117.

156 M. Keuschnigg, J. Schikora,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n Experiment on Religious Heterogene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48）2014: 19-26.

157 F. Lambarraa, G. Riener, “On the Norms of Charitable Giving in Islam: A Field Experiment, ”Courant Research Centre Discussion Paper 111, 2012.

158159 A. Norenzayan, A. F. Sharif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ligious Prosociality, ”Science 322（5898）2008: 58-62.

165 J. M. Mellor, B. A. Freeborn,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Risky Health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Health Economics 20（10）2011: 1226-1240.

166 A. Deaton, “Aging, Religion, and Health, ”In Explorations i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edited by David A. Wis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237-62.

168170 R. Dehejia, T. DeLeire, E. F. P. Luttmer, “Insuring Consumption and Happiness through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1-2）2007: 259-279.

173 D. Beckworth, “Praying for a Recession: The Business Cycle and Protestant Religio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 id=1103142, 2009.

174 J. Andreoni, “Giving with Impure Altruism: Applications to Charity and Ricardian Equival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6）1989:1447-1458.

175 J. Andreoni,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Glow Giving, ”Economic Journal 100（401）1990: 464-477.

176182 J. Engelberg, R. Fisman, J. C. Hartzell, C. A. Parsons, “Human Capital and the Supply of Religion, ”Unpublished,2014.

177 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Organisations and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UK Giving 2010: An Overview of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UK, 2009/10,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and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

180 J. Gruber, D. M. Hungerman, “Faith-Based Charity and Crowd-Ou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1）2007: 1043-1069.

181 D. M. Hungerman,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eligion: Evidence from Compulsory Schooling Law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04）2014b: 52-63.

183 G. H. Hanson, C. Xiang, “Exporting Christianity: Governance and Doctrin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US Denomin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2）2013: 301-320.

184187 H. Oosterbeek, B. Klaauw, “Ramadan, Fasting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34）2013: 219-226.

185 189 D. Almond, B. Mazumder, “Health Capital and the Prenatal Environment: The Effect of Ramadan Observance during Pregnanc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4）2011: 56-85.

186 188 M. F. Majid,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In Utero Nutrition Shocks over the Life Cycle: Evidence from Ramadan Fasting, ”Grand Challenges Canada Economic Returns to Mitigating Early Life Risks Working Paper 13-05, 2013.

190 F. Campante, D. Yanagizawa-Drott, “Does Religion Affect Economic Growth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Ramadan, ”Harvard Universit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RWP13-052, 2013.

192 S. Iyer, “Relig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93 233 237T. Kuran,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94 226 284E. Chaney, “Revolt on the Nile: Economic Shocks,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Econometrica 81（5）2013: 2033-2053.

195 M. A. El-Gamal, Islamic Finance: Law, Economics and Practice（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6 245 F. Y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7 E. Berman,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2009）.

198 S. Iyer, C. Velu, A. Mumit,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rvices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Indi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2）2014: 59-67.

199 D. Clingingsmith, A. I. Khwaja, M. Kremer,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he Hajj: Religion and Tolerance in Islam's Global Gathe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3）2009: 1133-1170.

200 C. Binzel, J. Carvalho,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A Theory of the Islamic Revival in Egyp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Discussion Paper 7259, 2013.

202 R. Finke, “Religious Deregulation: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32（3）1990: 609-626.

206207 B. J. Grim, R. Finke, The Price of Freedom Denied: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8 J. Fox, E. Tabory, “Contemporary-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State Regulation of Religion on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Belief, ”Sociology of Religion 69（3）2008: 245-271.

209 B. Eli, D. D. Laitin, “Rational Martyrs vs. Hard Targets: Evidence on the Tactical Use of Suicide Attac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Economics and Culture, October 22,2004.

210 216 217 324 T. Sandler, W. Ender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004: 301-316.

211 214 A. B. Krueger, What Makes a Terrorist: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2 P. Keefer, N. Loayza, eds. , Terro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Openness,（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8 S. Michalopoulos, A. Naghavi, G. Prarolo, “Islam, Inequality and Preindustrial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0）2016: 86-98.

219 J. Rubin, “Institutions, the Rise of Commer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Laws:Interest Restrictions i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Economic Journal 121（557）2011: 1310-1339.

220 J. Gagnon, “With God We Trust: Religion,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Large-Scale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1406, 2014.

223224 M. Iyigun, “Luther and Suleyma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4）2008: 1465-1494.

225 E. L. Glaeser, G. A. M. Ponzetto, J. M. Shapiro, “Strategic Extremism: Why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Divide on Religious Valu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4）2005: 1283-1330.

227 M. Chaves, Congregations in America,（Cambridge, M. 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30 243 249S. Iyer, C. Velu, M. Weeks, “Divine Competition: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nd Service Provision in Indi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1409, 2014.

232 235 236 255 T. Kuran, “Why the Middle East Is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Historical Mechanisms of Institutional Stag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3）2004: 71-90.

234 238 T. Kuran, “Islam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Links, ”Unpublished, 2014.

239 287 L. R. Iannaccone, F. Bose, “Funding the Faiths: Toward a Theory of Religious Finan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edited by Rachel M. McClea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3-342.

240247 S. Jha, “Trade,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Tolerance: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4）2013: 806-832.

241 T. Kuran, A. Singh,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Late British India: Hindu-Muslim Differen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1（3）2013: 503-538.

242 263 267S. Iyer, Demography and Religion i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4 R. M. McCleary, L. W. J. van der Kuijp, “The Market Approach to the Rise of the Geluk School, 1419-164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9（1）2010:149-180.

246 G. Richardson, M. McBride, “Religion, Longevity, and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the Craft Guild,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1（2）2009: 172-186.

248 A.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50 M. Botticini, Z. Eckstein, “Jewish Occupational Selection: Education, Restrictions, or Minoriti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5（4）2005:922-948.

251 L. Chaudhary, J. Rubin, “Reading, Writing, and Religion: Institutions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9（1）2011: 17-33.

252 L. Chaudhary, J. Rubin, “Religious Ident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Princely States, ”Chapman University Economic Scienc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2013: 13-26.

253 P. Glewwe, P. H. Ross, B. Wydick, “Developing Aspirations: The Impact of Church-Affiliated Child Sponsorship on Self-Esteem and Life Expectations, ”Unpublished, 2014.

254 F. Lambarraa, G. Riener, “On the Norms of Charitable Giving in Islam: A Field Experiment, ”Courant Research Centre Discussion Paper 111, 2012.

256 J. Andreoni, “Economics of Philanthrop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11369-11376.

257 G. Wills, Under God: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0）.

259 S. Neuman, A. Ziderman, “How Does Fertility Relate to Religiosity: Survey Evidence from Israel,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70（2）1986:178-180.

260 S. Neuman, “Is Fertility Indeed Related to Religiosity? A Note on: ‘Marital Fertility and Religion in Spain, 1985 and 1999', ”Population Studies 61（2）2007: 219-224.

261 E. L. Lehrer, C. U. Chiswick, “Religion as a Determinant of Marital Stability, ”Demography 30（3）1993: 385-404.

262 A. Adsera, “Marital Fertility and Religion in Spain, 1985 and 1999, ”Population Studies 60（2）2006: 205-221.

264 275 E. L. Lehrer, Religion, Economics, and Demography: The Effects of Religion on Education, Work, and the Family（New York and Abington, UK: Routledge, 2009）.

265268 J. Trinitapoli, A. Weinreb, Religion and AIDS in Africa（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66 E. Berman, L. R. Iannaccone, G. Ragusa, “From Empty Pews to Empty Cradles: Fertility Decline among European Cathol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350, 2014.

271 J. M. Pullen, “Malthus' Theological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3（1）1981: 39-54.

272 B. R. Chiswick,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Barry R. Chiswick（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274 C. U. Chiswick, Judaism in Transition: How Economic Choices Shape Religious Tradi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77278 M. Botticini, Z. Eckstein, “Religious Norms, Human Capital, and Money Lending in Jewish European Histor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edited by Rachel M. McClea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7-80.

279 C. U. Chiswick,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Religious Education:Complements and Substitutes in a Human Capital Portfolio,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24）2006: 449-467.

280 A. Gill, Rendering unto Caesa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81 A. Gill,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ligious Libert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2 E. Meyersson, “Islamic Rule and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oor and Pious, ”Econometrica 82（1）2014: 229-269.

283 E. L. Glaes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1）2005: 45-86.

285 290 291 K. D. Miller,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5）2002: 435-456.

288 292 M. A. Gentzkow, J. M. Shapiro, “Media, Education and Anti-Americanism in the Muslim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3）2004: 117-133.

289 P. Tracey, “Religion and Organ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6（1）2012:87-134.

293 A.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1950）（New York: Carol Publishing Group, Citadel Press, 1956）.

297 D. S. Wilson, Darwin'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298 V. L. Smith,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Forms（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9 J. H. Evans, M. S. Evans, “Religion and Science: Beyond the Epistemological Conflict Narra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4）2008:87-105.

300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ook Ⅱ, 1890: 32-33,（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7）.

301 J.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302 E.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1994: 319-322.

305 S. Freud,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London: Hogarth Press, 1927）.

306 R. Stark, R. Finke, “Beyond Church and Sect: Dynamics and Stability in Religious Economics, ”In Sacred Markets, Sacred Canopies: Essays on Religious Markets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edited by Ted G. Jele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31-62.

313 314 M. McBride, “Club Mormon: Free-Riders, Monitoring, and Exclusion in the LDS Church,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4）2007:395-424.

315 D. M. Kelley, 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Harper & Row, 1972）.

316 M. McBride, “Why Churches Need Free-Riders: Religious Capital Formation and Religious Group Surviv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58）2015: 11.

320 M. D. Makowsky, “Emergent Extremism in a Multiagent Model of Religious Clubs. ”Economic Inquiry 50（2）2012. :327-47.

321 R. Cerqueti, L. Correani, G. Garofalo,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Tolerance: A Dynamic Perspective. ”Economics Letters 120（3）2013:458-463.

325 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Fifth edition）,（London: John Murray, 1817）.

（责任编辑：樊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