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民子女分化流动的谱系

概括起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农民子女在职业非农化方面获得了大量的机会，已经实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化和流动。但是，由于体制分割的延续，农民子女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以及体制内正式职位方面却相对有限。公共物品（civil goods）的分配仍然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由于国家在农民工的集体性消费领域缺位，大量农民子女演变为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难以实现工人身份及市民身份的完整转化。这种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之间和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断裂”，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平等与社会稳定（潘毅，1999, 2005, 2007；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等，2009；潘毅等，2010；任焰、潘毅，2006a, 2006b；王春光，2000, 2001, 2002, 2005, 2006；余晓敏、潘毅，2008）。

要了解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与问题，理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社会流动，就不得不考虑上述“断裂”与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体制分割是中国社会分层流动的独特之处（李强，2008）。只有将农民子女的分化流动问题纳入更为广义的“职业非农化-身份市民化”谱系中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情境下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结构问题，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找准中国社会的出路。本研究在对整体的职业流动水平与模式进行讨论后，会对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最后，整合多个方面的不平等，探讨农民子女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

在影响农民子女职业分化、市民地位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各种因素中，我们主要关注家庭背景及教育的相对影响。通常认为，如果前者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大，那么社会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其出身决定。教育水平尽管也受到家庭社会背景的影响，但毕竟还有部分是与个人的能力与努力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可能改变的。因此，教育的作用增加，可能意味着社会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不过，在中国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教育在某些类型的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的增加意味着基本公平得以延续的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体制的长期不变限制了社会流动的规模，从而提高了教育的相对作用。此外，如果在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先赋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提高将意味着阶层再生产的模式更趋隐蔽，社会开放程度仍然有限。这些都将在后面章节得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