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文

政社互动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研究——以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凌云绿主妇为案例的考察

郑晓华 于瑞川 刘星宇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选取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两个社会组织为案例，从社会组织的内部自主性路径和外部协调性路径两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选择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4C模型”对两个案例与政府不同阶段的互动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分析显示，在政府“选择性支持”的大环境下，社会组织一方面要获取合法身份和政府信任，另一方面要力求取得“资源依赖”以外的独立性，以实现组织使命和服务职能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生存策略 政社互动关系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职能。从社会组织发展进程的特征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可大致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与外界产生互动，其生存也依赖于包括政府资源、社会资源等多种资源。社会组织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利用内外资源、改善内外环境。这种为实现其组织目的、使命和价值而做出的策略性行为便是本文所指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不同的社会组织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会做出不同的生存策略选择，这与其自身的产生和生存环境有密切联系。由上述两种不同路径产生的社会组织，其发育生长的背景也存在明显差异，在组织内外环境上和组织策略选择上也具有明显差异。

本文旨在分析上述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并尝试比较不同社会组织选择生存或发展策略的现实路径。社会组织采取什么样的生存策略，才能适应现行制度环境并持续性地获取社会资源、进而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对于生存策略的分析又包括哪些关键维度？本文试图通过在案例间建立可行的比较分析框架，回答上述问题并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二 文献梳理

（一）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国内有关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集中在互动关系的模式界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实现协同共治的路径建议。

在“政社互动关系”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康晓光（2000）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体现，认为两者的关系会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产生变动。何增科（2000）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表述为制衡关系、对抗关系、共生关系、合作互补关系等。柏必成（2005）认为民间性社会组织与政府多是互补关系，而官方性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多是依赖关系。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关系的多样性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组织和政府互动中的不平衡性。徐宇珊（2008）提出“非对称”依赖关系的概念，认为“政府资源与慈善资源的转化造就了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在操作层面上，我国社会组织在筹资渠道、项目实施等领域都会和政府部门产生联系，都会受到政府权力的影响。

关于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互动过程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从因素分析的角度指出社会组织生存或发展上面临的问题。部分社会组织存在“虚弱的自主性”和“模糊的专业性”的困境（肖小霞，2012）。部分社会组织是政府主导型组织，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彭善民，2010），这会使其在资金筹集方面存在来源单一、自主筹办能力弱的问题，始终过于依赖政府购买服务（陆士桢，2013）。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主要体现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是项目审批烦琐、税收制度不合理、所获资金到位不及时，以及购买服务的评估与反馈体系不完善等原因，都限制了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社会组织只有不断发展自身能力和展现自身独特价值，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实现相对平等的互动。社会组织应提升服务质量，探索多元化筹资渠道，从而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自身服务与发展的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服务的能力、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以及与其他社会力量竞争合作的能力。而处于转变职能关键时期的政府，也应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在放宽对社会组织的管制的同时加大培育力度，提供恰当的、多元化的支持，保障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主性。

（二）社会组织生存策略

生存策略是指社会组织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为能够可持续地实现其组织使命、体现社会价值而做出的策略性行为。在我国，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生存策略选择的基础因素（康晓光，2011）。“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产生的社会组织在策略手段上因自身条件和环境限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身合法化、利用政府权威或行政网络等方式尝试改变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或影响政府行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高财务与运作的透明度来提升社会公信力，主动取得政府与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努力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尽最大努力争取社会资源（盛男，2012；高海虹、王彩云，2013）；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加强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借助政策项目、公益服务园平台等，凝聚分散的公益力量，形成合力，显示规模效应（姬中宪，2012），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与社会需求。

国内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的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张紧跟、庄文嘉（2008）提出了“非正式政治”这一概念来描述草根社会组织没有依靠正式制度，而是寻求非正式的渠道进行运作的状况。和经纬等（2009）通过研究草根性农民工维权性质的社会组织，发现其通过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及政府的默认。何艳玲等（2009）通过“依赖-信任-决策者”理论框架来解释草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发现社会组织会因为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或信任程度不同以及自身决策者因素而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影响着社会组织自身的策略选择。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实现，需要处理好内部发展与外部协同两层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研究仍集中于增强自身公信力和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等层面，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所处的不同环境和自身特点缺少比较分析。

三 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我们从社会组织生存的内部自主性路径与外部协调性路径，分别分析其生存策略。

1．社会组织资源依赖下的内部自主性路径

在内部自主性路径上，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是想办法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并寻求能够稳定持续获取关键资源的策略选择。社会组织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政府购买项目或资金等的依赖；另一类是对社会公众的捐赠资金、志愿者资源和信誉口碑等的依赖。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方式回应和满足外界的需求。不同生长途径的社会组织在身份合法性、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会极力向资源提供方和服务对象证明自身服务的质量、自身使命和对自身声誉与公信力的努力维护。社会组织一般通过内部成员管理、服务质量控制、资源来源方式等维度来改善内部治理状况，获得持续性生存。

2．政府选择性支持影响下的外部协调性路径

（1）“选择性支持”下的“选择性应对”

社会组织的外部生存策略的路径选择，主要基于“选择性支持”理论。社会组织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包括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服务提供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因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而获得认可，即所谓“选择性支持”下的“选择性应对”。一是社会组织主动划定“政治语境下敏感地带”，弱化相关职能或外在标志，更加集中地致力于多重领域和层次的公共服务方面，扮演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帮助的角色，从而在合法性等方面获得政府认可。二是“获取自主性”，争取政府认可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的核心使命，社会组织并非一味去迎合政府甚至最终依附于政府，而是在公共服务提供这一功能上实现自主化。这种生存、发展模式是“选择性支持”的产物。社会组织的价值使命和定位使社会组织努力争取在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持续获得非官方的资金支持，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获得更大自主权。

（2）社会组织外部生存策略的动态分析

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随着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影响其策略变化的外部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笔者基于“4C模型”，从“目标”和“偏好策略”两个层面阐释政府和社会组织彼此互动的策略性选择。该模型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分为四种类型（Najam, 2000），分别是合作关系（coordination）、对抗关系（confrontation）、互补关系（complementarity）和笼络关系（cooptation）。“合作”指社会组织与政府用相似的行动策略追求相同的目标，“笼络”指二者用相似的行动策略追求不相同的目标，“互补”指二者用不同的行动策略追求相同的目标，“对抗”指二者用不同的行动策略追求不同的目标。

从表1呈现的四种互动结果中可以看出，这四种互动关系最利于社会组织长期发展的是合作关系，但是并非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能和政府维持这种关系，这与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建构和外部环境互动有密切的关系。

（二）案例选择

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

国际狮子会组织（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狮子会）于1917年成立，1955年在香港、澳门地区已经建立分会，2002年经政府批准在广东深圳正式成立了境内第一家服务性社团。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隶属于中国狮子联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后者达到国际狮子会标准区要求，有51支服务队1326名会员。狮子会的中国分支机构自身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几乎不受国际狮子会的直接管理。

虽然对于社会组织的成立、登记等国家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地方政府拥有裁量权，所以狮子会获得不同地方政府认可的难度并不同。目前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四支队伍是以挂靠在浙江狮子会名下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该组织在上海的产生与发展一直处于“草根”和“自由”的状态，具有“自下而上”的生长路径。

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

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凌云绿主妇或绿主妇）于2012年注册成立，其前身是上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居委会召集成立的低碳环保自治行动小组。该组织的成立与成长具有政府组织的引导和背书，其在机构运营和资源转换等方面与官方机构密切相关，具有“自上而下”的生长路径。该组织的理事长尚女士是梅陇三村居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两名副理事长分别来自凌云街道社区学校以及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目前该组织的环保类项目有垃圾回收积分兑换、“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和爱心编织社，同时还运营老年读报组、夕阳老人结对帮困、听证议事会等多个领域的社区服务。

这两个社会组织分别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大类社会组织的特征。本文对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对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了结构性访谈。访谈侧重以下方面：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与组织领导人产生方式、社会组织的业务领域与日常运作、社会组织的成员管理、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在对访谈资料进行提炼与整理的基础上，笔者对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进行内部自主性路径和外部协调性路径的梳理与对比分析。其中，内部自主性路径，主要聚焦于成员管理、公共服务状况以及资源来源这三个维度；外部协调性路径，则主要聚焦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个维度。

四 社会组织生存策略分析

（一）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内部自主性路径

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升程度对组织使命的实现具有正向影响。在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组织希望通过完善的内部治理提高服务质量，以获取较好的社会声誉和政府信任，提升组织公信力。

1．组织成员管理

（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邀请入会制与年费注册制相结合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可概括为邀请入会制和年费注册制。根据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章程，任何声誉良好并受会员邀请的成年人均可入会，入会同时需要每年缴纳上千元的年费。在入会方式上，除会员直接邀请外，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专门开设培训课程，非会员可通过报名此类收费课程加入狮子会，这一实际存在的入会门槛使得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会员大多为中高阶层人士。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成员们所缴纳的年费和培训费用会统一由狮子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管理，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可在举办活动时提出支款申请，由狮子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进行拨付。因为会员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和会员志愿服务的心理，很多活动实际上不需要狮子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的拨款，而是以会员之间自行筹集活动经费的方式进行。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这种成员管理模式是“选择性支持”的政策产物，其依靠持续稳定的非官方资金支持来保持在财务收支上的独立，通过这种方式使其拥有举办活动的经济自主权。

（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机构成员与社区居委会高度重合

该社会组织的诞生与社区负责人有着直接关系，社区居委会负责人是该机构的发起者和实际管理者。从组织成立的动机上，凌云街道的建议是重要因素。虽然名为社会组织，凌云绿主妇在具体的服务提供方式上有自决权，但该组织理事长的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等多重身份确保了基层政府可以对该组织的运营方向进行把控，因此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整合依附型社会组织。

 

……在街道领导授意下，我将社区原本的环保项目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组织，即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绿主妇议事会”，结合社区居委工作实际，承担一些综合事务，如矛盾纠纷矛盾处理……

 

在机构成员设置上，除了两位兼职性质的名誉副理事长外，实际运行负责人和组织成员均为社区居委会成员或社区党支部成员。机构成员与社区居委高度重合，便于该社会组织借用社区资源开展活动，在成员管理上也具有便利性，降低了社会组织的运行成本。

 

……居委会工作人员共8人，其中主任1人，干事7人。干事中有1人单独负责中心事务。居委会书记1人；居委会党支有5个党支部，党支部成员26人，每个支部5人。

 

但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成员大多是以兼职的形式处理该社会组织的工作，客观上将社会组织工作放在次要位置。

2．公共服务实现

（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对接社会需求，提供公共服务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开展的志愿活动内容和领域都比较广，包括组织举办上海市盲人音乐会、组织春运火车站志愿者、举办腊八节施粥活动、赴地震灾区进行抗震救灾活动等。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在这些活动中与政府产生的接触不是合作，而是备案或申请。例如举办盲人音乐会是在上海市残联默许甚至是支持下进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引导客流需要车站方面的批准等。在这些活动中，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向地方政府表明自己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动机，同时其不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活动给予理解。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和独立资金运作，使其具有独立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且能够保证服务质量。

（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弥补居委会职能方面的不足，提供社区服务

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属于政府支持发起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具有独特优势。该组织扎根于基层社区，在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推进居民自我行动、自我治理。该机构所依托的社区摒除了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转向高效化的社区改造与绿化行动，由主妇们牵头的项目在居民中的支持率进一步上升，读报组、编织社等极为具体而小众的项目也得以发展。这得益于组织根植于熟人社区的灵活性。某些基层政府或居委会等原有的正式组织几无可能解决的部分治理难题，依托政府培育的社会组织，得以顺利解决了。

3．资源来源

（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财务收支独立于政府

该社会组织资源主要来自于会费和社会资助，具备独立的、可持续的、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政府划拨场地、拨付资金，因此该组织在组织活动时能够享有自主性，能够自行决定提供何种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提供方式。

 

每办一次活动，都要狮子会内部主要领导成员负责人力、物力、财力的征集，也就是说每次办活动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机构运行依赖的是负责人的责任心，队长的责任心到位了，活动可能就会多办些，可能办得更好一些。

 

（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利用资源对接引入优势

以社会组织的名义来组织策划社区活动，社区居民具有更强的参与动机，可以打造新的社区服务队伍。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较为特殊，人力财力编制有限，不具备扩大服务范围的能力，牵头这类活动容易给居民造成无形的压迫感，反而不利于居民培养参与的积极性。

在资源筹措上，居委会获得的预算极其有限，其作为体制内的正式组织获得社会捐赠的机会很小。而社会组织的成立使其与其他社会组织、特别是基金会的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吸引北京和广州不同的社会组织的项目加入或资金支持，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对接与引入。

 

我更希望增加一些“带资金、带项目”的理事……中心的“爱心编织项目”得到了广州传递希望慈善基金会的支持，并且这个项目推广到了10多个居委会……“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项目得到了市妇联的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个项目帮扶金山区的小区美化改造工程。“家庭微绿地”项目也因北京地球村的牵线，得到了埃克森美孚的资金支持。

（二）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外部协调性路径

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主动去“政治化”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以挂靠在浙江狮子会名下的方式进行活动。政府态度对于其功能定位和使命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该组织选择“弱化国际属性、强化服务功能”的策略，在弱化自身公共利益表达的功能的同时，致力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扮演为政府提供帮助的角色，从而在合法性等方面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在队名的选择上对“狮子会”的名称进行了淡化，以“东方阳光服务队”等名称凸显其志愿服务功能，向政府展现其“本土化”的意愿，使政府逐渐默许该组织在相关部门监督下进行一些社区服务或弱势群体帮扶等活动。在“选择性支持”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该类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外部协调性路径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回避敏感地带”，主动让自身定位与使命符合国情需求；二是“获取自主性”，在社会服务职能上发挥特长，从服务社会弱势群体开始，逐渐获得民众与社会的支持和政府认可，逐渐实现其举办在地化活动的权利，即在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功能上实现自主化。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生存策略的外部协调性路径可以总结为“主动去敏感地带且不依赖于政府资源”。该组织与政府保持着有限的互动和微妙的博弈。在具有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且内部资源获取自主化的基础上，社会组织能够通过保持跟政府的界线，但又主动“回避敏感地带”以获得政府默许的空间，得到生存和活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此类社会组织需要选择合适的策略进行充分的“本土化”改造与适应过程，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

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主动依附策略

由社区内生的社会组织在资源筹措上对于政府是极度依赖的。以“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为例，基层政府扮演中介组织的角色，推动社会组织和基金会进行资源对接，但实际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拥有给予资源的权力。社会组织依赖政府的登记注册、资金提供和活动许可，发挥其社区居委会“助手”的角色，实现社区治理和基层稳定。此类社会组织在服务提供上具备一些独特优势，但政府更多的是需要这种“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此类社会组织的依赖是极其有限的。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内生依附型社会组织体现的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互动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

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因其组织负责人的多重身份，该组织的运作方式较难在其他社区中复制。组织负责人的多重身份和“光环效应”，使该组织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与政府资源对接的机会。与此同时，机构领导者在社区居民中享有足够高的号召力使该机构可以较为顺利地实现社区服务职能。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以居委会为媒介培育社会组织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是短期颇为有效的方法，既能弥补居委会职能无法深入的死角，亦能实现基层组织有力的监管。

3．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动态分析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扮演为政府提供帮助的角色，这与政府的目标是相似的。在实现目标的策略上，政府往往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给目标对象施加压力。而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采用的是“去政治性”的温和的方式，两者的策略偏好不同，因而政府对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关系是互补关系。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生存策略之一即是厘清与政府的界线，不断获取更多的资源，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但是随着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会员数量的增加、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时候，两者更有可能就某些议题进行协商，发展成一种协调的合作关系：政府降低对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管理与控制，该机构的生存策略将转向在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同时，积极地配合政府的监管。

同时也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境：在某一个阶段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偏离了原有的组织使命与功能定位，违背政府政策规定，那么两者可能发展为对抗关系。此时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要获得发展机会必须回归初始使命，缓解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种情况是在某一发展阶段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虽然偏离了最初的目标，与政府预期目标不一致，但因为政府与该组织拥有着相同的社会使命与目标，此时政府更有可能对该组织采取笼络或吸纳的策略，企图改变其组织目标，让该组织回归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使命。此时该组织的生存策略之一是在回归使命的同时，增强获取资源的能力，避免依附政府发展。

对于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而言，政府资源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源于组织负责人的“光环效应”和资源聚集能力。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度地依赖组织负责人个人，这种模式能否长期有效地运营下去取决于组织领导人的身份是否发生变化，取决于组织领导人的聚合资源能力和社区影响力。

 

……党建工作、社区事务、中心事务三条线，工作项目化，以党建为中心……我计划在环保中心内也建立党支部，始终贯彻以党建为中心，也便于开展工作……这件事上缺乏激励，很多人认为我做“环保中心”是“分外之事”。一个潜在隐患是目前没有副书记，培养一个，调走一个，我也在考虑“如何延续”的问题，即新书记上任后如何对待“环保中心”？

 

一旦该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实现人事分离，那么极有可能失去“光环”，不利于其继续得到政府的资源输入。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是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结果。

五 结论

通过对上述两个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的内部自主性路径、外部协调性路径，以及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动态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在于组织生存的可持续性和组织核心使命的实现程度。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选择，受到资源依赖和政府选择性支持的影响，在组织内部，通过成员管理、服务质量控制、资源来源自主性等方式获得生存。在组织对外关系上，通过自身主动调整定位获得政府支持，或者通过实现资源获取独立性实现与政府关系的平衡，得到必要的生存资源。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类社会组织在产生方式和生长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也明显不同，在选择自身的生存策略上有着差异化的考虑。对于“自上而下”型社会组织，其自身的生长与政府组织的引导和支持息息相关，其主动将“支持”作为资源优势，采取主动依附策略引入资源，在自身服务范围内充分发挥了基层职能组织的服务优势，在最终的实际效果上实现了基层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发展的多方共赢。在生存策略的路径选择上，对于“自上而下”型社会组织来说，外部协调性路径优于内部自主性路径，是基础性和先决性条件。

对于“自下而上”型社会组织，在目前“分类管理、分流引导”的环境下，首先通过内部治理行为实现资源支持和组织运作的可持续性，然后再寻求改善社会形象和政府对其印象的切入口，通过“目的宣誓”的自我改造和“目的契合”的社会服务，获取“自上而下”型社会组织自然拥有的政府信赖。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内部自主性路径是基础性条件，只有形成足够的内部资本，才有可能通过社会服务质量的展现获得与社会和政府交换信赖的可能。

对于服务型社会组织来说，社会公信力是关乎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社会组织要想社会公信度高，就必须完善自身治理机制，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在政府“选择性支持”的环境下，社会组织一方面要进行内部建设，提高组织公信力，善于运用“去敏感地带”的方式获取合法身份和政府信任，以实现组织使命和服务职能为最终目标，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扩大外部联系，实现积极争取包括政府资源在内的外部资源，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与积累社会资本，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力求获得资源依赖上的独立性，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柏必成，2005，《NPOs与政府的关系分析——基于中国NPOs的分类》，《公共管理学报》第4期。

费梅萍，2006，《社会转型中政府与社团组织关系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

高海虹、王彩云，2013，《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社会组织发展契机及路径选择》，《湖北社会科学》第7期。

何艳玲、周晓锋、张鹏举，2009，《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何增科，2000，《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经纬、黄培茹、黄慧，2009，《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社会》第6期。

康晓光，2000，《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康晓光，2011，《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的环境分析》，载《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士桢，2013，《浅谈我国民办社工服务机构的发展》，《社会工作》第3期。

罗观翠、王军芳，2008，《政府购买服务的香港经验和内地发展的探讨》，《学习与实践》第9期。

彭善民，2010，《上海社会工作机构的生成轨迹与发展困境》，《社会科学》第2期。

邵青，2012，《民办社工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困境与创新》，《求实》第4期。

盛男，2012，《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问题与对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唐文玉、马西恒，2011，《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10期。

王名、贾西津，2003，《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载《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颖、折晓叶等，1993，《社会中间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

肖小霞、张兴杰，2012，《社工服务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江海学刊》第5期。

徐宇珊，2008，《非对称依赖：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杨宝，201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的比较及解释——一项制度转型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张紧跟、庄文嘉，2008，《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

〔美〕莱特斯·M．萨拉蒙，2002，《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野》，贾西津、魏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Najam, A. 2000. “The Four-C's of Third Sector-Government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nfronta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tation.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4）, p.383.

 

（责任编辑：隋嘉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