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08年7月，我第一次进入南苑。南苑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不错的社区：一幢幢色彩斑斓的楼房错落有致，其东北角跟西南边一大片是政府近年来统一规划布局的全新廉租房，其他地区则为1990年代建成、楼龄相对较高的解困房。南苑绿化面积充足，公共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多条到达市中心的公交线路，距离地铁站只有5分钟路程。

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1〕 30号）指出：“住房建设应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体制，积极组织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商品住房，优先解决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1995年，建设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5〕 6号），印发《实施国家安居工程的意见》（建房〔1995〕 110号），将解困安居的国家安居工程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并指出：“建成的国家安居工程的住宅，要按照《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中的规定，直接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并优先出售给住宅困难户及危房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危房户。”1998年，《关于继续做好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实施工作的通知》（建房〔1998〕 76号）指出：“国家下达了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计划，建设规模为4873.23万平方米。”作为1990代Z市三大解困小区之一，南苑的初步建成即是这一系列政策的直接成果。

199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明确城镇廉租住房的来源有：“（一）腾退的并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标准的原有公有住房；（二）最低收入家庭承租的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建筑面积或者使用面积和装修标准的现公有住房；（三）政府和单位出资兴建的用于廉租的住房；（四）政府和单位出资购置的用于廉租的住房；（五）社会捐赠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六）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采用其他渠道筹集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其中，第六条作为大力兴建廉租住房的依据，在2000年尤其是2006年后，Z市在原先的解困小区及分散在全市各区域的零散地带新建了一批廉租住房。根据《Z市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和《Z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Z市在规划期内廉租房需求量为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新社区住房需求量为840万平方米，并要求在规划期内供应廉租房60万平方米，新社区住房54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300万平方米。

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南苑整体的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也迎来了不同批次入住的居民。第一批大批入住的是1995～2000年建成的解困房（图0-1中南苑西及南苑东A型13号、15号及H型），第二批大批入住的是2008年之后的大片廉租房（多层楼房，如图0-1中南苑环街、N型南苑东二街），第三批大批入住的是2010年在北边新建的经济适用房（电梯高楼，图0-1中南苑中学北边）。南苑处于市区，相对于其他解困小区来说，交通更为便利。

2008年7月15日，街道民政科曾科很兴奋地走过来跟我说：“阿黄，我带你去社区走走。”我受宠若惊，想着能进一步熟悉社区，便欣然前往。走进东社区之后，曾科感慨地发表了一番言论。

南苑东西是以前的解困房，把穷人集中到一起，大家老是在闹，导致整个社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东西两个社区的楼房都是残疾人、低保户。应该穷人、富人混住较好，这样可以相互看着，有发展。……现在人都不愿意出去，都希望靠近市中心，继续建廉租房只会使这个社区加重恶性循环。低保户不断增加，但资源并未增加。并不是因为你这里是廉租房社区而给予特别照顾，而是以小区式管理来发展。民政压力巨大，特别是南苑东小区。

曾科的话语隐含很多信息，包括穷人、富人的区分和小区式管理的问题等。物业管理是现阶段商品房小区的主要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穷人的聚集模式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冲突和张力呢？其中包含什么样的社会治理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阅了居委专干东哥的文件资料，里面所记录的内容使我更为疑惑。资料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社区内的调解记录，其中几条的内容如下。

2008-05-09

陈志强投诉南苑中路广安医院没有施工证就在停车场外人行道上开挖一条约宽50厘米、长3米的排水坑，陈志强等六七人举横幅抗议，街城监、综治办、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办理结果：经多方调解，施工方同意将坑按原样填平。

2008-05-09业主、广安医院

南苑中路广安综合医院停车场外面人行道被施工方用冲机挖开一条大约宽50厘米、长2米的坑，用作排水渠。业主陈志强等人抗议，投诉到市区，街城监人员到场调解，施工方答应停工，街城监人员同意两点半现场解决。3点后陈志强等人认为未见城监人员到现场解决，做出过激行为，举标语抗议。陈志强等人认为街城监不作为，要求施工方同医院方按原样填平。经联络，街城监、院方同综治办、施工方、居委会、派出所等协商下，院方同施工方同意将坑填平。由于业主认为施工方的水泥不够，矛盾继续激化，后业主自行多放两包水泥自填。问题终于解决，业主自行收回标语离去。

2008-05-28居委会选举

今天是居委会选举，刘启宁等人到居委会进行干扰，在街道办领导同派出所等人的干预下，选举得以顺利进行。

2008-05-29刘启宁、广安医院

南苑中路广安医院进行外围施工，南苑东居委会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刘启宁等10人到现场起哄，举横幅抗议，经派出所等人维持现场秩序，矛盾并没有激化，施工得以顺利进行。

2008-06-13 4:30业主抗议物业管理公司退出

同源物业公司最近就要退出管理，新的物业公司准备进驻。陈志强、耀哥等认为选出新的物业公司没有经过所有业主的同意，同时认为住建办招标公司选出的新物业公司是暗箱操作，而且新的物业公司带有黑社会性质，所以陈志强等发起签名会，坚决抵制新的物业公司进驻。在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陈志强等在高层楼下中学边挂起横幅，举行签名活动，14日上午，签名会设在南苑东路55号楼下路口，15日转到西区举行签名会，目的就是希望所有业主齐心合力阻止新的物业公司管理东西小区。……

上述几条仅是资料中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内容，如关于电梯维修的争论、协调处理居民之间的矛盾等。笔记本中的资料，体现出来的是社区居民与居委会、物业公司，甚至住建办等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显示着居民对于个人权利的争取和维护。但这让我有点困惑：南苑是政府建成的新社区，按照政府的构思，新社区应当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那为什么这些人住进来之后会频繁地出现冲突呢？而且，在这些冲突和调解的记录中，我看到的是一系列群体团结事件，这些事件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学意义呢？这么多事件与其他内容一起体现了社区过程的丰富多彩，是199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以至于社会转型的缩影。近年来，社会治理成为我国的重要议题，南苑社区出现的问题可谓社会矛盾的缩影，其解决的路径（经验和教训）

反过来可提供更细致和深入的治理经验，以供其他社区参考。

记录中时不时出现的六七人、几十人提醒着我，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一大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到一起，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呢？在调解记录及后续的与陈志强等的访谈中，我发现他们抗争的对象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市场化的公司。容易理解的是，如果单枪匹马上阵，那将会是败退而归，对于他们来说，联合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这种联合持续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机制的话，那将成为邻里、社区到市民社会的培育过程。

以往文献指出，1978年以前国家与社会趋于一体化，国家吞并了社会，并通过单位直接控制了基层，而单位制解体之后，群众还原为个人，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组织难以成立和维系。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如何产生？围绕这种权利意识又发展出什么样的共同体呢？

经过近三年的田野研究，南苑社区逐渐呈现其历史发展脉络。按照现代都市人的体验，初级群体关系没落，都市社区邻里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社会由彼此千差万别的人群所组成。这个社会既非古典社会中由“公民同伴”组成的城邦，也不是滕尼斯带着怀旧情感构造出来的美好共同体，而是拥挤的、多少有些冷漠的世界（李猛，1999）。而在南苑，社区居民虽未体现出极高的公民精神素质，但不乏公民参与的热情，他们正在构造公众舆论讨论的空间，并在社区事务中贯彻下去。南苑中的社区邻里依然存在，居民彼此熟悉，并会为共同的权利或者为社区居民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而抗争，突显了与其他社区的不一致。南苑更像是公民与社区共同体二者之间结合的产物。

南苑是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而建的重点社区，1996年开始入住，入住之初大部分人为低收入者。解困小区是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福利，但建成之后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完全与原先的政策目的相反。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结果呢？这就必须回到社区的历史中去挖掘，从其发生机制，或者说从其历史中去谈。这些因素是对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的认识，是持续存在的，而故事却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必须对这两方面因素都做分析（布罗代尔，1997）。前面的故事是后者的部分解释，是社区居民采取“反应”的依据，这些行动正是行动者及其关系的全部历史孕育出来的产物（布迪厄、华康德，2004）。沿着这一逻辑，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要回到从社区建设初期到现在十几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

南苑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主要围绕物业管理公司与业委会、住建办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而推进，最终成为一个社区共同体。故事显示了1990年代以来社会从国家与市场的支配性治理网络中逐步释放或生产出来的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社区自治权利的生产，譬如业委会的成立与变化及其与物业公司争夺管理权等。1999年以来，劳伟明等开始反抗物业公司，形成了“榕树头”等社区公共领域，并在一系列诉讼中将第一届业委会在房管局中的备案推翻。这些事情蕴含独立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和发展。但在后续的肿瘤医院抗争、业委会成立前后的故事中，社区共同体时而独立，时而期望依附于政府，出现了徘徊、观望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割裂地看待某个片段，确实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茁壮成长；而当将一系列故事联系起来，置于过程中来考虑，这个结论则不能成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形式上在逐步退出社区，符合学者们对于社区治理的判断；但实质上，国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维持了其在社区中的强控制力度。社会与国家、市场处于胶着的状态，逐步分离，又逐渐在建立一种新的联系。

通过各方联系，我逐步接触到充斥在社区里的各种力量，并与街道办、居委会、业委会筹委会、物业公司的人员，以及陈志强等逐步建立了稳定、互动的关系。在陈志强的引荐之下，我参与到一个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喝早茶之中。在南苑酒家的南山房中，每天早上都聚集着社区里积极参与各项社区事务的十几名社区居民，他们利用喝早茶的时间一起讨论社区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他们对事情的态度、可能采取的策略等。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任何人的意见都被尊重，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与喝早茶相类似，南苑还有一个聚会场所，社区居民称之为“榕树头”，大家在A楼（A型13号、15号）楼下聚集，共同商议社区的事务。这类似于哈贝马斯笔下指涉“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场所咖啡屋、沙龙等（哈贝马斯，2005）。事实上，这些场所在南苑正起着“公共领域”的作用，它们制造公共舆论，并影响居民的行动及其他组织的看法。

通过喝早茶及后续做的各种访谈，社区的关键人物、关键事情逐一露面，并呈现一条清晰的故事脉络。在“榕树头”聚集、业委会选举、反抗物业公司、反抗肿瘤医院构成了南苑十几年历史中的关键事件，而“榕树头”、南苑酒家大厅、南山房、业委会办公室则成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但这些故事脉络在不同时间、地点出现分支，展现社区历史生动、丰富的一面。这类似于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诠释出本地化的知识，让这个社区中的主体来发言。我参与其中，跟他们一起互动，对自己的研究甚至是我本身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实。”（吉尔兹，2000）在这些故事当中，我希望依靠国家、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相互制衡发展的宏观视角，采取田野研究及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顺着这个故事脉络，说“因”的同时说“果”（吉尔兹，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