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家性与政治稳定

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形式。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更不容易达成政治稳定。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参与基础上的，在民主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哪些人应该属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有关地理边界的分歧，都会成为“国家性”问题。因此，在政治学研究中，“国家性”问题就是现代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

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一般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含有多重意义的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族群血缘关系”、 “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定义应为：国民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边界、制度、价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种自觉的认可和接受。民族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认同，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国家政权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情感，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稳定和完整都受此影响，并出现了新的认同危机问题，需要重新选择发展方向和进行自我定位。此外，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内部族裔向原有的民族认同回归，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也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认同。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独立后的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有些模糊和混乱。苏联的解体在欧亚大陆催生了一系列新生国家，其中有许多国家本身就具有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例如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还有许多国家在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或者仅仅短暂地存在过，乌克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来说，不仅需要建立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需要建立起稳定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因此，研究乌克兰的政治稳定问题就不能不去探讨国家性与民主化的关系。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使得中央对于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名存实亡。寻求民族和国家独立是乌克兰签署解体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的主要动机，民主化在独立问题面前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国家性问题的提出和争论不仅是乌克兰政治家打破苏联统一国家权威学说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是实现民主化的社会动员手段。压抑多年的民族矛盾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在某些国家领导人及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下，在西方国家及其有关机构的干预下迅速激化，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又一重大问题”。在苏联后期，各加盟共和国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组织通过民族主义议题来发动和动员本国民众，将民主议题偷换成历史和民族议题。乌克兰独立以后的20多年间，在历次总统选举中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都超越经济和民主问题成为候选人动员选民的工具。在社会对于民族、语言和历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民主完善和经济转轨问题已经成为次要的因素，选民在投票中首先考虑的是民族议题和历史观。

虽然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已经从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巩固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民主巩固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认同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国家性问题确实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基础条件。能否处理好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是决定乌克兰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稳定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