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中国近代工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章 “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与中国工程教育的萌生

现代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伴随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通过移植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而开始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为挽救其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创办军用工业、建立新式军队，随之创办民用工业企业，培养新型人才，以达到抵御外敌目的的改革运动。当初创办兵工业，“自是承受西方工业化之冲击而启动中国之工业化回应西方冲击”，“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现代化最初也是后来持续不绝的动力。从一定意义上，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为培养适应军事工业的新型人才，由统治阶级的官僚主导，建立起相应的培养机构，这是中国工程教育的开端。因此，中国工程教育兴起之始，即与西方现代化先进国家由教育家主导，旨在促进“科学为日常生活的需要服务”的工程教育宗旨大相径庭。

第一节 思想变革与行动抉择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由于是“势迫处此”（舒新城语）之下开始的，变革首先表现在认识论的根本转折。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来自足发展的体系被打破。清政府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有目的、有选择地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太平天国的风暴亦呈席卷之势，内忧外患迫使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在朝廷中一些高级官僚和地方事权派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主张改变对西方的政策，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学习西方科技以求“御侮自强”。代表人物有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称为洋务派，他们开始引入西方军事工业及技术，以实现“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

林则徐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师夷长技”的最早提倡者。自1839年出任钦差大臣，负责禁烟事务，他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有直接的交往，认识到满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于是，他开始着力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风俗人情等，设立译馆，主持编译《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书籍，以了解西方并从中找出中国科技教育落后的原因，以实现“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林则徐率先倡导学习西方，开启了近代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新趋势。

作为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著50卷的《海国图志》。该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想主张。他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技不如人，英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英国“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因此要向西方学习，学习其“有用之物”，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以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对西方的学校教育状况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改革武举考试的建议。魏源对西方的认识显然已比同时代的人更深入全面，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林则徐、魏源的时代，对于多数清政府的当权者而言，对西方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所看到的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1860年之后，冯桂棻等人逐步注意到“西学”的重要意义。冯桂棻1840年考中进士，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变。1861年他写就《校邠庐抗议》一书，提出要实现自强，必须“制洋器”“采西学”。“制洋器”，就是要设“船炮局”，聘请西人，教授造船制炮之法，并以功名利禄鼓励人们来学。他说：“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辩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之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针对时人以购洋枪炮以充实军力之议，他认为，“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而要“制洋器”，必须“采西学”，从而主张改革科举，兴西学。他批判科举取士制度，“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早就天下之人才”。只有改科举，才能得能人。在《采西学议》中，他指出，西学“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如何“采西学”？“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他还特别指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补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

郭嵩焘主张要设立专门的学校，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化。所以他呼吁兴学校、育人才。1864年，他亲自主持的广州同文馆成立，此举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始。“对于中国第一批外语学校——从北京同文馆到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郭嵩焘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洋务运动期间，一大批改良派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都对兴学校、造人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洋务运动早期的思想家，多数也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就其背景而言，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成长中亲身经历过西方的军事文化冲击；二是多生活在与西人接触比较多的沿海口岸地区；三是并非教育专业人员，多数是官吏和商人。他们的思想对洋务派官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早期改良思想家对同光年间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推动了教育改革。对于清政府而言，变革主要也是外部的“势迫处此”。1861年1月，清政府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产生诸多流弊，为“救目前之急”，恭亲王奕等在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时，建议在京设立培养外国语人才的学校，“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语言文字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各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1862年5月挑选八旗子弟10人，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徐澍琳为汉文教习，设馆试行教习，初名英文馆。8月正式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外国语译员的新式学堂。

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广东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贡生员，课以经史文义……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李鸿章这份体现了其幕僚冯桂棻思想主张的奏折，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上海、广州两地的同文馆随之设立。洋务运动期间开办的外国语学堂有7所，见表1-1。

这些在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外国语学堂，最初的目的是培养本国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各地开办的制造轮船和枪炮工厂，服务于制造业所需要的科技工程人才成为必需。1866年12月，奕等上奏“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他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因此，奏请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提高入学条件，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入学，并“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此议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以翰林院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班人坚决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倭仁说：“立国之道，当以仁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注2张盛藻认为：天文算学，可以让钦天监出面招考天文生、算学生学习掌握；轮船洋枪，可让工部督促工匠武弁去做；正途出身的官员不应当崇尚技能，拜洋人为师。注3洋务派和保守派之间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学西学，而在于谁来学，“正途甲科人员”是不可以“奉夷人为师”的。因此，在学习西学“奇技淫巧”的问题上，洋务派与保守派是一致的，但是不能允许正途的官员来学。这一观点在洋务学堂中的招生中得到体现。

注2：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第559页。

注3：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551～552页。

但是，最终同文馆还是由最初的“西文”学习，转向兼学“西艺”，扩大了西学的范围。1867年后，京师同文馆逐渐转向，成为一所培养外语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的综合性学校。李鸿章提议举办的上海同文馆于1898年与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合并，改为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1905年改为兵工学堂及中学堂，成为一所洋务军事工程学堂。

第二节 洋务学堂的建立及其特点

一 洋务学堂的创办

洋务学堂是伴随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而兴起的，学校是附属和服务于企业的机构，其种类及办学目标也是随着当权者对西方现代化认识的程度渐次进行。

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期的张之洞等人，在借助西方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对西方军事技术有了切身体会，认识到儒家纲常礼教的“道”可以不变，但是要抵御“千年未遇之强敌”，必须要学习西方的“器”。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注4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对西方新式武器的使用，切实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所以他们“坚意要学洋人”。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仿制洋枪洋炮。在1864年以后直至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清政府共建立了大大小小近代军事企业21个之多，其中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规模相对较大。在这些企业中，除了福州船政局专门制造兵船、炮舰外，江南机器局初期也曾制造过兵船，但是基本上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这21家企业中共雇用工9000～11000人（资本总额1071余万元，占当时洋务新式企业的21.3%）。由于早期军火企业是在完全移植西方军事企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并没有本国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的支撑。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煤、钢铁）等基本上购自国外，而又无交通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支持。

注4：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15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洋务派为维持军事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大力兴办新式民用工业，主张“必先富而后强”，“寓强于富”，通过经营近代民用工业“求富”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开始从事新式航运业。此后20年间，到张之洞川办湖北织布局时，洋务派共创办民用企业50家。从整体上看，洋务派集团控制的企业主要分布在航运、煤矿、电信和纺织四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共计雇佣工人3万余人，资本总额4000万元，占洋务派全部新式企业资本总额的78.7%。在经营形式上，主要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组织形式。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洋务运动大力兴办民用工业政策的实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民族资本家陆续设立了一批中小型工矿企业，到1894年时全国有151家完全商办企业，包括煤矿7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雇佣工人约3万余人。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军事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新式企业，基本上属于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这些新式企业是传统社会所没有的组织形式，所需要的适应生产发展的新式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才及管理者严重匮乏，而这些人才封建教育体系是无法培养的。在当时洋务派开办的军工企业及电信、铁道等企业中，工人的来源分为几部分：一类是由清政府的士兵转化而来；二是破产农民；三是手工业者。从根本上讲，士兵就是破产的农民，“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他们对于近代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自始无从学习和掌握，只能在生产中，由先行掌握技术的老工人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办法，传授技术和具体指导。这成为制约大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洋务企业中，尤其是发展初期，普遍的方式是从国外聘请技术专家和技师，雇佣洋匠、洋师费用很高，有的月俸高达六七百金，甚至高过道台。大量的外国高级技术人员在官办企业中担任技术要职，垄断技术，不利于国防业、民族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外国金融势力趁机渗透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成为企业的“太上皇”，企图控制关乎国计民生的企业发展。这些问题让洋务派官僚和有识之士感到很是不安，“（洋务企业）无不雇用洋匠，以致事权旁假，大利难兴”。尤其是如果外患再起，就又会陷入无人可用之境地。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引入西方的新式教育才能培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正如舒新城所言，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是“势迫处此”，在“不得已”情况下通过移植西洋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的。中国工程教育的产生自始就展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规律。

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方略，迫于西方船坚炮利压力开始的各国现代化进程，表现为“应急性”的被动选择，在教育上，并无完整的规划。因为办外交需要“西文”人才，所以要开办外国语学校，以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为此，恭亲王奕等人在咸丰十年（1861年）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创办同文馆。洋务派对军事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推动着以培养本国工程技术人才的洋务学堂的建立。李鸿章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二 洋务学堂的种类及工程类洋务学堂的发展

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先后创办各类洋务学堂约30余所，按其性质可分为七种类型：①训练翻译人员和外交事务专门人才的外国语学堂；②为船厂、兵工厂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船政学堂和其他军事技术学堂；③训练新式海军的驾驶和轮机人员的水师学堂；④训练军官的武备学堂；⑤训练电报管理实用技术人才的电报学堂；⑥海陆军医学堂（天津医学堂）；⑦矿务工程等实业学堂。

具有工程教育性质的主要集中在船政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矿务工程学堂。但是其他军事学校诸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所传授技艺，均带有一般实学馆所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的内容。而且有些军事学堂也有直接设置工程类专业的，例如，毕乃德考证天津武备学堂，于1890年增设工程科，毕业生中有3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最早建立的工程技术类学堂可以说是福建船政学堂，甲午战争前建立的最后一个工程技术类学堂是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

工程类学堂比较典型的学堂，一类是为造船厂和兵工厂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船政学堂和其他军事技术学堂；一类是铁路及矿务工程学堂，电报等专业技术学堂、实业学堂等。前者包括福州船政局于1867年建立的福建船政学堂和江南制造局于1874年设立的操炮学堂、1898年设立的工艺学堂。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制造局开办的对技术人员和技工进行培训的枪炮学堂。

在技术学堂中电报学堂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办比较多的一类。其中福州电报学堂是最早设立的电报学堂。1876年由福建巡抚丁日昌设立，延聘丹麦工程师做教习，首批招生32名，学习电报寄发、制造电线、电报，选送优秀者到英国、丹麦等电报学校，“接受电线的安装与维护教育”，培养目标是电报工程师。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是规模较大的一所，按照其章程规定，该学堂属于新设的电报局的一部分，聘请丹麦人做教习，1895年时该校学生有50名，分为4个班，学生年龄16岁至22岁不等，课程包括电报实习、基础电信问题、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各种电报制度与仪器、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线的建筑、电报线路测量、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电力照明、英文和中文等，采用的教科书是丹麦教习璞尔生所著的《电报学》及他为该校编写的其他书籍。自开办以来，该校毕业生已达三百名。该学堂直到19世纪90年代方停办。同时期创办的电报学堂如表1-2所示：

铁路学堂的建立也是随着铁路工程的建设而有所动议并付诸实施的。创办最早的铁路学堂是1895年由津榆铁路公司设立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开设铁路工程、桥梁等专业，学制三年。创办之初招生60人。

1888年天津武备学堂开办铁道工程科，招生约20名学生，聘请德国人教授铁路工程和行李运输。1892年，毕业学生12名，分配至关东铁路参加修建工程。1896年江南陆师学堂附设铁路学堂开办，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奏折中奏请：“又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中国方经营铁路，而人才缺乏，势必多用洋人，费且不资，是亟备人材不可。从前北洋亦经设铁路学堂，其学业有成者业经臣调用数人，惜为数不多，殊不敷用。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习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军学堂，以资通贯。”

矿务工程学堂是中日甲午战争前最后一批政府主办的工程类学堂。1890年4月，湖北省矿务局在武昌开办分析湖北、湖南两省煤炭和矿石的实验室，1892年扩充为“学堂”，增加化学和物理两门课程，1895年时学堂有学生20名。

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武备学堂、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等军事学堂，主要培养海军军官和军事科技人员，这类学堂在甲午战争前有10余所。见表1-3（仅列主要的几所学堂）。

三 洋务学堂的特点及成就：以福建船政学堂与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为例

研究早期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洋务派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和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对于福建船政学堂而言，学术界对它的定性也历来是各专门史争论的焦点，但是福建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新式工程技术学堂应无异议。作为工程教育的第一所学校，这本身就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同时该学堂又是洋务运动中办学成绩显著、影响深远的一所学校，为后来开办工程类学堂所效仿。江南制造局的办学也很有典型性，该制造局位居清季三大兵工厂之首，在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制造厂，其开办的新式工程技术学堂，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在全国各机器制造局中贡献最大，与同类学堂相比别具特点。

以上述两所工程教育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较全面地展现初创时期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特点及问题。

（一）办学历程

1866年6月，左宗棠上述陈述建立造船厂建造中国自己的轮船事项，提出造船厂不仅要制造轮船，还要雇请“洋人”“教习制造即兼教习驾驶”。他在同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进一步提出，建设船厂，“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在这份奏折中，他还详细地拟定了学堂的章程。关于开设学堂的重要意义，他说，“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廪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可见，左宗棠对于创办新式工程教育学校对于工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沈葆桢则明确地陈述，“当时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根本在于学堂”。

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向清政府呈奏设立求是堂艺局章程，此后，艺局开学招生。1867年2月19日，福州将军英桂奏称：“（船政局）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局……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学，先行肄习英语英文。”开始招收驾驶专业学生。1867年迁入马尾，艺局分为两部分，称为“法语学校”和“英语学校”, 1868年上半年开办艺徒教育和技术训练的机构艺圃，1873年后学堂开始称为前学堂、后学堂，《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称“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前者包括造船、设计专业和学徒班，后者包括驾驶、轮机专业。辛亥革命后，1913年10月，前学堂改称福州制造学校（也称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改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1918年在海军艺术学校甲、乙两班的基础上，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飞潜学校。1926年5月，海军部将福州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飞潜学校三校合并。

江南制造总局（民国时改称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寻求自强之道，“觅制器之器”的实践，其办学路径与福建船政局不同。1865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奏明上海虹口地方收购美商旗记铁工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将苏州洋炮局丁日昌、韩殿甲所辖两个局并入，容闳负责在美国购买机器，组建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厂。1867年设立翻译馆，重点翻译科学、化学、制造等方面的西方书籍。聘请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担任笔述，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玛高温任口译。1869年11月，李鸿章于1861年奏设的上海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合并入江南制造局（可谓合署办公，广方言馆名称保留），广方言馆职能扩大，“学馆之设，本与制造相表里”。江南制造局办学，容闳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自传中写道：“（1867年曾国藩赴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未抵任前，先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而尤注意者，则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也。文正来沪视察该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早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

1874年，制造局设立操炮学堂，培养军事工程人才。1898年，制造局将炮队营和广方言馆裁并，改设工艺学堂，设化学工艺和机器工艺两科，后改称工业学堂、兵工学堂，并设兵工小学。

（二）办学体制及教育活动

左宗棠对于创办学堂非常重视，船政局成立之初，就主持制定了船政学堂的章程，在这份《详议创设船政章程》中，具体规定了学堂的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考试制度等事项：

学制方面，规定“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局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

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

对于学生待遇和培养目标，“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根据这个原则，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此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称赡养银。

章程还规定，“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专业设置方面，前学堂分造船、设计二专业，培养的是能够设计和制造轮船的人才。造船专业设立于1867年2月，要求学生能够计算蒸汽机功能、尺寸，设计、制造零件及船体，能够放样。课程设有算术、几何、透视绘图学（几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法语等。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通过训练培养能够绘制生产所需图纸的绘图员。后学堂开设驾驶专业和轮机专业，驾驶专业于1867年8月创办，该专业除开设英语课外，还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气象、航海算术和地理。轮机专业招收在当地具有一定生产铁和铁板经验的青工，要求学生掌握蒸汽机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课程有算数、几何、设计、蒸汽机结构、操纵维修船用蒸汽机、使用仪表、监分计等。所有专业均设实习课，实习在工作现场，实地实际操作。

教师基本上是外国人员，根据日意格的统计，船政初期聘用外国教师和技师约25名。所用教材均是外国教材。

江南制造总局开办学堂，自始有无章程，现有材料未得见。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制造局后，1870年3月拟定了十条的课程章程和十六条办学章程。在《计呈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中规定，计开设辨志、习经、习史，讲习小学诸书、课文、习算学，考核日记，求实用。学生分为上、下班，上班分为七门。规定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若做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下班七门，包括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制造或木或铁各种；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行海理法；水路攻战；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生徒学此各事之时，仍须兼习下班之学，以冀精深”。

考试制度方面，规定下班学生，“诸生每日于午前，毕集西学讲堂，专心学习。阅七日，课以翻译一篇，评定甲乙，上取者酌给奖赏。至年底考试取者，察其性情相近，并意气所向，再进上班，专习一艺”。教师方面，“学习制造及行船接仗，西人各有专长，可取为法”聘请洋人讲习。

在《再拟开办学堂事宜章程十六条》中，对办学事宜作了规定，①求师资以端模范；②分教习以求讲求；③集人才以备学习；④广制器以资造就；⑤编图说以明理法；⑥考制造以究源流；⑦测经纬以利行船；⑧译舆图以参实测；⑨广翻译以益见闻；⑩录新报以知情伪；⑪储群籍以资稽考；⑫购测器以便考订；⑬刊书板以省传抄；⑭定课章以循诵习；⑮严甄别以昭奖劝；⑯立年限以收成效。该章程糅合西式教育制度和中式教育制度，对管理、专业课程、学生、考试、修业年限、奖励制度等均有详细规定，对不同种类、不同水平的教育或训练均有安排，为近代办学机构中最为详尽的章程之一。重视实践、培养实用人才是贯穿章程的办学理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章程规定建立图书馆，购置中外图书以供学生及翻译馆所用，这就使得该学堂相比较船政学堂等，初步具有了现代大学的某些典型特征。

根据制造局工作的性质，章程规定了在职训练和夜校学习的灵活进修方式，“学习之道，有在馆中肄业者，有在厂中操作者，有在船上练习者，将来更有赴外国游学以充其识力者，学本不专于一家，而就其可造之资，因材受教，皆可渐臻至诣”。这在近代洋务学堂中是独树一帜的办学制度。

曾国藩对该章程甚为满意，他对学堂的“专求实用”更是颇为赞赏，“所定学馆事宜，规划既已周详，撰述尤为精凿，非于西人格致之学，精心研索，确有依据，安能指示途径，如此明切。以此提倡，诸生必有日新月异之效，何慰如之！”

1898年成立工艺学堂后，拟定了工艺学堂章程八条。1905年后改为工业学堂，成为一所工科专门学校。

在具体办学中，广方言馆招收四年制正、副课学生各40名，主要培养翻译、外交等人员。聘有国文教习3人，西文教习4人，教授国文、英文、法文、算学、舆地等课程。毕业学生，成绩优良的，即由督抚向清廷保荐，调京察验，授以官职。一般的则留在通商衙门担任翻译，承办洋务。其中曾有一部分学生被选送美国留学。1868年设立翻译馆，先后聘有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西方书籍翻译。局中长于数学的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及长于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都参与这一工作，或直接译著，或协助西人，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

1898年设立的工艺学堂，制造局原设图画房，有生徒10余名，教授汉文、外国文、算学、绘图等课。各厂的一般机器图样，都由这些生徒绘制，是培养工艺练习生的机构。工艺学堂即在画图房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学生名额增加至50名，除原有画图学生外，另调取各厂匠童20名，不足之数，招选广方言馆学生及外间聪颖子弟，规定4年毕业。课程内容除保留画图房旧章外，还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设立化学工艺和机器工艺两科，并以制造局所属各厂为学生实习实验场所。选择欧美各国及日本的各种工艺书籍切于实用者首先翻译作为课本，还加聘日人藤田丰八协助翻译。全年固定经费约银6000余两。学堂教员，规定聘用国文教习2人，西文教习6人。西文教习并未请外籍人员，概由局中熟悉化学机器等学者分别担任。教授算学的是华蘅芳，教授化学的是徐华封，另有王世绶、杨渐逵、华备钰等3人，分别教授工艺、绘图、机器等课程。

（三）成就及影响

福建船政前后学堂从创办到1911年，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科技人员。培养驾驶专业242人、轮机专业205人、造船专业182人，这些人是我国早期工程科技队伍的主要构成部分，为近代中国军事航海制造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同时培养的人才在民用企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船政学堂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各类军事学堂提供了样板。此后的军事技术学堂均借鉴该学堂的办学模式。“成绩卓著，影响深远”，“它的成绩，不但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无法比拟，就是以后创办的各类近代学校，也很少能与它匹敌”

仅就人才培养方面而言，江南制造局办学与船政学堂相比有不及之处，但是，江南制造局办学贡献不仅仅在人才培养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在传播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翻译馆在引入西学方面，在近代办学机构中最为突出。在1868～1907年近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的书籍，先后共译印出160种，总数达1069卷（见表1-4）。同时，在办学中，以其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在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也为后来厂矿办学所效法。

洋务派以“借法自强”为目的，意图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及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正如史家钱穆言及晚清之变法自强时指出，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之法只有有关自强之法。因此，洋务派所建立的企业主体是军事工业，建立起来的各类技术学堂也是围绕军事工业的需求。这些新式学堂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形成从小学、中学、大学相互衔接的学校系统，形式上表现为单一的不相统属的专科学校。但是这些新式学堂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大批科技、军事、外交人才，更重要的是对西方近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逐步引入，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基础。而且从性质上讲，从洋务学堂中的军事学堂和科技学堂培养的海军陆军军官、造船工程师、驾驶员、采矿工程师、测量员等，都是传统教育中不能培养的技能型专门人才。工程类洋务学堂的开办成为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