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汉：《论语》学的发皇
西汉中期以前，是《论语》的成书与传播期，《论语》学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论语》学主要围绕《论语》一书的整理、写定及注解展开。《论语》渡过秦楚之际的劫波，传至汉代有《古论》《齐论》和《鲁论》三种文本，《鲁论》和《齐论》属今文，《古论》属古文。在西汉，群经的历史命运很不相同。如《易》《书》《诗》《礼》《春秋》都见重于世，衍生出家数纷繁、自成统绪的学术流派。而《乐》则几乎失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论汉初群经存亡云：“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而《论语》作为“传”“说”类文献有三个分支学派，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异的学术景观。
第一节 《鲁论》《齐论》之学勃兴
《论语》在西汉的命运与儒家学说在当时的命运大致相同。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司马迁《史记》谓“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反映了汉初国家财力的极度匮乏。这种状况迫使统治阶级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与此相应，官方在主流文化的选择上倾向于黄老之学，儒家学说屈居其下。经过数十年的休生养息，社会经济蓬勃发展起来。这时，汉初确定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朝廷巩固中央政权的需要，强化等级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方面，儒家学说具有黄老之学不可比拟的功用。儒家学说取代黄老之学成为主流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大致始于文帝朝，至武帝朝儒术已处于独尊地位。尊儒与尊孔紧密关联，作为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首要文献，《论语》也深受学者重视。《汉书·艺文志》所载经部图书篇数为：《易》类13家，294篇；《书》类9家，412篇；《诗经》类6家，416卷；《礼》类13家，555篇；《乐》类6家，165篇；《春秋》类23家，948篇；《论语》类12家，229篇。从各种经传的家数与篇数看，经之中《春秋》类最多，传之中则《论语》类最多。这种情况，与西汉经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大致相符。西汉经学的主流学派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引经论政。许多经师的论著因其强烈的致用诉求，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后逐渐被人遗忘。古文经学则比较注重文本考释，在当世的学术地位远在今文经学之下，但是在后世则日渐受到重视，《毛诗故训传》的传世是最突出的例证。西汉学者阐释《论语》的论著后来散亡殆尽，能够保存较多资料的是孔安国的《古文论语训解》。
一 地位崇高的《鲁论》之学
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推详其意，《论语》分齐、鲁两种学派，在汉代以前已然。班固又说：“《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颜师古注云：“传，解释《论语》者。”依其说，《鲁论》不仅有其师徒相传的文本，而且有颇为丰富的解说。
《鲁论》在西汉的传授情形，今不可详考。当时治《鲁论》而见诸史籍者，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等。此数人，《汉书·艺文志》谓其“皆名家”，足见这一派的声望非比寻常。兹就以上诸家与《论语》的关系作如下考述。
龚奋，除《汉书·艺文志》提到外，已湮没无闻。倘若他是常山国都尉，其活动年代当在汉初。常山国在高后八年（前180）废除。班固以其居《鲁论》名家之首，是按照时代先后为序。
夏侯胜，鲁国东平人。《汉书·儒林传》载：
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蕳卿。蕳卿者，兒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胜至长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传。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
据此，夏侯胜最主要的经学专长是《尚书》学。《汉书·夏侯胜传》又载夏侯胜宣帝时为长信少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由他所获得的殊荣，可以想见其学术对于当时学者具有一定吸引力。他讲学常激励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这是诱进以利禄。其人能据经义修身立行。宣帝初立，下诏欲褒扬先帝。夏侯胜毅然提出武帝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之失。公卿皆以为不可抗旨，夏侯胜说：“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这大约是实践“臣事君以忠”的孔门遗训。所谓“议已出口，虽死不悔”，并非一时冲动。他曾和黄霸同时下狱，黄霸欲从其受经，夏侯胜辞以获罪待死。黄霸引《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以明向学之心，他深为感动，二人遂讲论不怠。他的《论语说》亡佚已久，无从置评。
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汉书》有传。其先辈在汉初位望显赫，精通经学，长于作诗。韦贤为人好学，兼通《诗》、《礼》、《尚书》及《论语》。早年以《诗》教授诸生，号称邹鲁大儒。以此被朝廷征为博士，历任大鸿胪、丞相等要职。其少子玄成，“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也官至丞相。他所作诗有言：“惟我节侯，显德遐闻”，“天子穆穆，是宗是师。”“节侯”是韦贤所获爵位，“天子穆穆”在《八佾》中是孔子引用以论君臣接遇之礼的诗句。韦玄成用这一典故，也可以说是其家族通晓《论语》的印记。
扶卿，鲁人，亦称“扶先”或“先先生”。吴承仕说：
至景、武之际，鲁恭王坏孔壁而得《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受之，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局，《论语》之学始有专师，故王充曰：“孔教扶卿，始曰《论语》。”
如吴承仕所说，扶卿为《古文论语》学者。这与《汉书·艺文志》不同。
萧望之，东海兰陵人。《汉书·萧望之传》载：“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郡后仓且十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萧望之的《论语》学，师出名门，以其学教太子，足见可为当时宗师。《汉书》所载萧望之言论，化用《论语》典故者计三，由此可见《论语》已经融入他的话语系统。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汉书》有传。从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甘露年间，以经学获得举荐，太子太傅萧望之负责考核，张禹对以《易》《论语》大义，深受赏识。初元年间，以《论语》授太子，迁光禄大夫。河平四年为丞相，封安昌侯。张禹对于推动《论语》学发展，扩大《论语》学影响有很大功绩。他早年既通《论语》《易》，遂“有徒众”，及为帝王师，作《论语章句》。《汉书》本传论其《论语》学云：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或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
关于张禹的学术地位，《汉书》本传言之甚悉。至于他整理《论语》文本之功，古今学者多有论列，褒贬不一。清末吴承仕对其兼采三家颇为推崇。
王吉为《齐论》，而其子骏受之，则为《鲁》说，是《齐》《鲁》参也。张禹本从夏侯建受《鲁》学，又从王庸受《齐》学，而为《说》二十一篇，则又用《古论》篇次，是兼采三家而以《鲁》为主，故《志》系之《鲁》也。
同为清末学者的唐晏却对其颇有诟病。
禹一邪人，媚世之尤。其为相也，既误汉室；及传经也，又淆孔门。
唐晏对张禹为政的评价当与其荒于酒色的弟子汉成帝有关，说其混淆孔门，当指其先学《鲁论》，又采齐、古。
《鲁论》名家多身居高位，援据《论语》修身行政，令人可以想见《论语》在西汉中后期的重要地位，以及当时学者引经论政的风尚。至于《鲁论》文本及解说的特殊之处，已经难以考见。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列《鲁论》经师夏侯胜等14人，并辑“鲁论异字”52条，稍稍可资讨论。唐晏所辑或用字不同，如“众星共之”，《鲁论》作“众星拱之”；“沽之哉，沽之哉”，《鲁论》作“贾之哉”，且不重。或字有多寡，如“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鲁论》作“亦可以无大过”；“车中不内顾”，《鲁论》作“车中内顾”。
关于《鲁论》的地位，唐晏说：
考《鲁论》一派，自西汉立之学官，家弦户诵，遂为中国学脉所系，两千年来未之有改。北从朔易，南暨明都，西被流沙，东渐于海，幅员万里，所以不致于户异政、家殊俗者，此篇之力也。乃无知讆言遂欲废之于千载下，有不冥行瞽适者乎！噫！《鲁论》一书，为宇内文字之源也。
唐氏对《鲁论》评价甚高，深有远见，颇为精当。
二 别具一格的《齐论》之学
《齐论》之学的历史并不比《鲁论》短，但在西汉中后期影响不及《鲁论》，在汉魏时期失传。
《齐论》可考的主要学者为：王吉，字子阳，学者或称其字，名王阳，琅邪皋虞人。《汉书·王吉传》载，王吉早年好学，兼通五经，以《诗》《论语》教授生徒，举孝廉，历任昌邑中尉、益州刺史等职，主要生活在昭、宣之世。关于他的《论语》学见解，今人知之甚少。其子王骏能传父学。宋畸、王卿、胶东庸生，事迹稀见。贡禹，字少翁，琅邪人，《汉书》有传。贡禹主要生活在宣、元之世，早年以明经洁行征为博士。就《汉书》本传看，贡禹注重引《论语》等经传论政，其《论语》学后世无传。五鹿充宗，两汉之交著名经学家。《汉书·艺文志》举治《齐论》者七人，仅独指王阳为名家。清末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亦列《齐论》经师王吉等六人。
《齐论》较《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后世学者对这两篇的内容、义旨颇有猜测。宋儒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详其名，当是内圣之道、外王之业。”清儒朱彝尊等认为“问王”当作“问玉”。清儒宋翔凤《师法表》以《问王》为《春秋》“素王”之事，刘宝楠讥为“曲说”。就西汉齐地学者的学风而言，以趋附世务为其显著特征。晁公武、宋翔凤之说，值得参考。
对于《齐论》多出的《问王》《知道》两篇，清末唐晏怀疑为孔子的齐地弟子在孔子去世后回居家乡另记所闻。或者是孔子居齐地七年期间与当地人之间的问答话语，在七十子辑录《论语》时认为非关宏旨，未曾录入，齐人认为所闻所记源于夫子，于是附于《论语》之后，故《齐论》多出两篇。
当代学者唐明贵推想，这是在《论语》的传播过程中“齐学学者将流传于齐地的孔子之语补入原来的文本而成的”。他还引用了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中对齐学与鲁学学风的论述，以为汉初齐学学者善于趋时，颇得当权者的宠幸。受此影响，齐学学者在传授《论语》时，适当补充了一些在民间流传、贴近时政的孔子话语，以增强《论语》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当为情理中事。此说甚为可取。
2015年12月，考古专家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论语》。2016年8月，专家考证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中有竹书《论语·知道》。《考古》2016年第7期载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和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的《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论语》中发现《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北京联合大学考古专家王楚宁、张予正认为，与海昏侯墓同属汉代、出土于1973年的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相同章句。以海昏侯墓《齐论》为参照，可能从肩水金关汉简中发现《知道》篇更多亡佚章句。从海昏侯墓与金关汉简中的两部《齐论》，也许能够构建出《齐论》的大致面貌；若能将两部竹书互补互校，或可恢复失传1800年的《齐论》。如果将其完全释读，将是考古界和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成就，也必将填补《论语》学研究的若干空白，对《论语》学和孔学的研究将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