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公民权利与经济学设想

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不言自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市场机制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都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通过市场相互交换。因此，资本主义如何发挥作用、存在怎样的问题，都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

关于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提到一个制度性前提，即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需的稀缺资源原则上都属于私有，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流通。从土地、房屋、工厂、机器设备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到住宅及耐用消费品等，大多也都是实行私有制。也就是说，使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也是私有性质，分属于各个经济主体，这种私有性是不同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各自追求利润的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各个生产主体要选择最适合的生产计划，按照生产计划雇佣劳动、采购相应的生产要素，最终向市场供应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各个消费主体为了实现各自的最大效用，制订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计划，同时向市场供应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或稀缺资源。构成市场经济的各经济主体做出彼此相反的行为，但是通过市场上的交换过程，这些反向的行为又得到调整。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所有的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都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完全一致。市场均衡通过各经济主体的合理行为以及市场的价格机制得以实现，而不是凭借政府或第三方机构的强制措施，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特征。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也由市场机制决定。各经济主体能获得多少经济报酬，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稀缺程度。拥有的生产要素稀缺性越高，其市场价格也就越高，经济主体的收入也就会更丰厚。相反，如果经济主体仅有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稀缺性很低，那么获得的收入将会很微薄。极端情况下，如果某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为零，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经济主体的收入也将为零。失业就是这种情况，劳动者的劳动在市场上的价格为零，相应地，劳动者也就无法获得收入。在市场经济制度中，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给收入极低、连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劳动者在收入上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将会损害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分配的效率。

由此可见，以生产要素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资源分配，却无法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特别是在以私有财产世代相传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机制主导的资源分配必将带来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当前，考虑到后代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象只会扩大。因为，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生存和生活必需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越小，能够留给下一代的财产也就越多，下一代的收入也就变得更多。

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平等问题，随着代际积累日益凸显。这种现象很早就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很多国家因此引入累进税制和遗产税等，想要用这些措施来防止收入分配不平等继续扩大。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问题，人们也渐渐发现，仅仅凭借收入再分配政策是无法解决的。

经济理论与公民权利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分配机制。19世纪70年代，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以及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引领了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过于着眼于资源分配的效率，忽视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才是最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追求公民自由的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公民自由包括公民居住和职业选择的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有效实现公民自由。市场中的交易活动是各经济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第三方机构强制推行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还认为，如果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就是能够实现高效的资源分配。但是在分配的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考虑分配不公的问题，并认为政府的核心作用是保证私有制，确保公平的完全竞争市场能够运行。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虚构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并在这一框架内进行理论性和伦理性演绎。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三个理论前提。第一个前提是稀缺资源的私有制，我们已经在前文做了详细论述。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私有制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假设。否定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前提是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具有“可变”（malleable）乃至“非摩擦”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随意地、无成本地、瞬间从一种用途转变为另一种用途。比如，某一个产业使用的资本设备，根据价格、需求等市场条件的变化或其他因素的变化，可以改变用途，用于其他产业的生产，并且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费用和时间。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在政策上提倡的贸易自由化想要成立，生产要素的“可变性（非摩擦性）”（malleability）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个前提，是避而不谈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前面讲过，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无视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像这样仅以效率为标准考虑资源分配机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性问题，我想再次强调，忽视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偏离了经济学本应具有的社会问题意识。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这些前提假设，构建了纯粹意义上的虚构的市场经济制度，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和收入分配机制。但是，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接连进入经济衰退和萧条，失业和贫困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渐渐发现，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设想的理想状态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公民基本权利与经济学

与此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发展，在自由权利思想之上，生存权思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自由权利思想强调公民享有居住和职业选择的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等；生存权思想则认为，公民不仅生来享有自由权利，还拥有为获得社会认可的适当报酬而劳动的权利，以及获得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收入的基本权利。基于这样的思想，政府需要担负起不同于以往的职能。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实行必要的经济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同时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保障公民的生存权。

进入20世纪，以自由权为主线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扩大。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生存权思想也日渐深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则是这种政治思想的转变最激烈的体现。

大萧条几乎在同一时间席卷了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规模和波及范围上还是在破坏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的历史性大暴跌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到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25%，如果只看工业部门的情况，失业率甚至已经突破37%，远远超出正常水平。除此之外，有超过1万家金融机构在大萧条中倒闭，美国的金融制度几乎彻底崩溃。至此，宣称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稀缺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分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随之破灭。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说。1936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能够带来充分就业的自律机制，非自愿性失业才是更“普遍”的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就业状态只不过是极“特殊”的情况。凯恩斯还进一步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需要实行怎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此，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一般会对有效需求产生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适当地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变成怎样的政策措施才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正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新发展。

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稀缺资源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过程的稳定性这两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必须构建一个替代的理论框架。

托斯丹·凡勃伦在1904年出版的《企业论》（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中提出了机械操作（machine process）的概念，凯恩斯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中开始使用体现现代化技术的机械。人们基于某种特定的功能和用途设计相应的机械，安装在特定的工厂，用于某种特定的生产工序。并且，某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会被用于另一个工厂的生产活动，第二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会被用于第三个工厂。像这样，各个工厂的生产密切相关。因此，机械一旦被制造出来并安置于某个工厂，再想转变用途或组装到其他生产工序里，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换句话说，大部分机械都具有极强的固定性，无法轻易改变用途。这也适用于包括劳动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因此，从机械操作的理论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稀缺资源的可变性并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这样一来，生产过程的固定性也随之提高，生产要素被配置于特定工厂的特定生产过程，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假设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市场条件的变化，随时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此相对，凯恩斯理论中的企业是一个有机组织，具有浓厚的实体性质，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征（identity）。企业作为实体性组织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凡勃伦在《企业论》中最先指出了这一点，凯恩斯在《通论》中考察了凡勃伦式企业，并以此为中心，进一步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对凡勃伦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固定投资，即固定生产要素的积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总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即投资总额，是决定经济活动的水平，即有效需求大小的基本因素。投资总额是决定有效需求或就业的核心因素。一般来说，并不能保证投资总额一定处于能够产生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的水平，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发生非自愿性失业，要么忍受物价的不稳定上涨，这才是更“普遍”的情况。

凯恩斯还在《通论》中进一步阐释了凡勃伦强调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在宏观经济上的含义，即金融资产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金融和资本市场日益成熟高效。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的流动性迅速提高，只需要少许的手续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买卖。于是，人们开始持有这些企业债券作为金融资产，以期获得资本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投机性动机居于支配地位，市场价格完全由投资者的行为决定，不再反映这些负债的实际价值。于是形成了投机性经济。但是，这样的投机性泡沫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一旦现实与预期的差距超过一定的心理承受值，就会引发股价大暴跌。凯恩斯认为，1929年10月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发生的金融恐慌，正是来自于这种投机性泡沫的破裂。

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恐慌终会对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引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减少，结果造成国民收入的下降，以及大规模非自愿性失业。国民收入的降低又会进一步诱发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减少，伴随着非自愿性失业，经济螺旋式恶化，陷入持续的慢性停滞。凯恩斯经济学明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大萧条是一种必然现象。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分配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的稳定性这两大公理，把目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企业及其作用，并进一步阐明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含义。凯恩斯的理论可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剖析。

然而，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两条公理，稀缺资源的私有制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凯恩斯所构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则完全没有涉及。

在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问题上，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是：生存权一般应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加以保障。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收入低于维持最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应该通过直接的转移收入进行事后救济。这种做法，不是事先采取制度性或政策性的倾斜措施，降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减少到最低收入水平的概率，而是试图通过收入保障，救济实际上已经处于最低收入水平以下的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并不试图通过追求制度性条件来降低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与后文论述的社会共通资本理论的关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理论，而且也是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导致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舆论也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生存权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展，生活权的政治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经济学家就明确提出，将生活权思想作为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接着，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生活权思想在生存权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生存权思想认为公民应该获得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收入，生活权思想则认为，公民还拥有维持健康、享受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的基本权利。因此，对政府职责的要求就包含了创造物理和政策上的条件，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些权利。

以生活权思想为基础，需要深入分析财政支出的实质内容，即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生存权思想为背景，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但是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支出的实质内容。正如琼·罗宾逊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口号是“实现充分就业！”，但更需要弄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虽然缪尔达尔和《贝弗里奇报告》已经涉及生活权思想，但是在经济学领域，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被明确提出。1970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的理查德·艾黎讲座上，琼·罗宾逊发表了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的讲演，认为“为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一次危机，猛烈抨击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倡导构建新的经济理论。

琼·罗宾逊提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时，她指的是20世纪的第二次危机。这里的“危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定义。也就是指，尽管既有范式（paradigm）的理论基础已经崩溃，现实的有效性也已经消失，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范式。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引发经济理论第一次危机的导火索。它让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一致性和现实适用性两个方面都完全失去了可靠性。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化解了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再次陷入大规模混乱，迎来了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时代，凯恩斯主义也失去了有效性。但是，能够代替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尚未形成，经济理论面临着第二次危机，这就是琼·罗宾逊在理查德·艾黎讲座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发生在1970年，但是琼·罗宾逊提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这期间的经过与本书的主题——社会共通资本理论密切相关，在此我要做详细的介绍。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显现，市场的不均衡也逐渐成为常态。直接的诱因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无法自拔，面临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赤字的“三难困境”（trilemma），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结构上，市场的不均衡趋向于螺旋式扩大。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迅速波及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有效性。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日渐拉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日趋紧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严重。比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不稳定，医疗及教育等基础部门出现混乱等。从整体来看，社会生活的实质内容与经济表现脱节，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普遍。琼·罗宾逊在“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中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追求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类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而要从追求公平分配、消除贫困这一经济学的最根本立场出发，形成新的范式来构建必要的理论框架。

越南战争引发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地壳变动，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循环过程的不稳定和社会混乱，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扩展到全世界。特别是1973年11月爆发的石油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个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向着琼·罗宾逊所指的方向发展。我曾经用“历史的逆流”来形容这时的经济学发展特征。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成为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更极端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货币主义、经济理性主义、供给经济学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等多种形态，究其核心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前提，共同特点是理论前提具有非现实性、政策取向具有反社会性，都以市场机制的正当性为前提，强调市场机制作用。

此外，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都过于强调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即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也过分宣扬分权制资源分配机制的优点。

因此，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势必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就是说，这些经济理论试图在政策上要求稀缺资源和生产主体私有，尽可能低地限制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能，最大范围地应用自由、分权的资源分配机制。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政策和制度的选择开始日益显现出这些政策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日本首相中曾根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新保守主义的大旗，谋求通过制度改革激发所谓的民间活力。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背后都有上文提到的那些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的支持。这些经济理论强调中央集权式资源分配机制的低效和反社会性，突出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含义，提倡尽最大可能将所有稀缺资源都置于私人管理或所有之下，追求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分权的市场经济优点的制度。

纠正历史逆流，重返经济理论的原点，探讨如何创造更人性、更宜居的社会，这就是社会共通资本的思想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共通资本希望达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