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指导意义

高兰

2017年11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此前，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近年来，习近平从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出发，对命运共同体进行过上百次的阐释，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希望同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与2016年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写入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一个以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治国理政的科学思想体系，日渐清晰。

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中国向世界宣示，“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经济全球化使人们利益相互交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了70亿人走向共同发展的可能。世界经济早已走出一国垄断，成为无法割裂的整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了找到利益支点，以共同发展让更多人共享美好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形式、意义

习近平是命运共同体的最积极倡导者。在利益日益多元、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习近平提出命运共同体，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规划了新的蓝图。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引发共鸣，正是因为中国的主张真实反映了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心声。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思维，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主张，体现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四种意义、四大内涵、三种形式。

首先，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四种意义。第一，政治意义，即“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第二，经济意义，即“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这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济新前景。第三，安全意义，即“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这是“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第四，文化意义，即“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

其次，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四大内涵。第一，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共同维持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良好发展势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第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不同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挑战。第三，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和宽广，时空领域更加广阔，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第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姿多彩的亚洲大家庭。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再者，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种形式，即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上。中国告诉世界，“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由上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十八大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到习近平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发表重要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逐渐发展成为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理论体系。从其理论来源和价值目标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主义”“和合主义”相结合，在21世纪的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二 日本对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政策的基本认识

日本对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近年来习近平对日外交政策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密切研究。

（一）日本对华认识的“两义”观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中国发展的中长期蓝图，为此，日本首先在对华认识上进行了新的思考。

大体看来，各国对华认识观，并不仅仅是经济上协调、安全上防范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具体来看，在经济层面，一些国家认识到中国对本国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同时也存在与中国经济的对立要素。此外，在安保层面，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军事发展带来的重大冲击，另一方面也认识到需要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协调。因此，各国对华认识观存在协调与对立的“双重含义”，也即日本学者认为的“两义性”。

日本认为，各国的对华政策均存在“两义性”特征。日本希望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切实了解各国对日本的需求，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外交。从“两义性”特征的防范因素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各国认为日本的重要性在加强。例如，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轴心转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期待日本等地区盟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建立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尼一方面强化了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日本、美国等国缔结伙伴关系协定，以确保外交的“动态均衡”。澳大利亚出于安全保障的担心，着力关注与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合作。即使是俄罗斯，针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也试图强化与日本等国的战略关系。

此外，从“两义性”特征的协调因素来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但各国依然看好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将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此外，在安全领域，由于中国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特别是与中国邻近的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关系。因此，日本主张，在进行积极外交的同时，必须慎重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各国认识到，与中国对立成本巨大，它们即使对中国抱有不满情绪，也不希望直接与中国对峙。其结果是，日本如果提出明显针对中国的议案，其他国家不会积极响应。

因此，近年来，日本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开展对华外交。

第一，与其他国家就中国外交进行讨论的场合，日本采取两面做法，不仅渲染“中国威胁论”，而且更加强调维护现存国际规则，防止中国不遵守国际法的“异常态”行动。例如，日本主张维护航行自由，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问题，反对通过武力威慑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对钓鱼岛继续加强控制的同时，谋求与中国进行对话，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强调国际规范、致力于力量的制约与均衡，等等。

第二，以公共外交为手段，加强舆论宣传，强调二战后日本一贯维护国际社会规范，发挥国际影响，遵守国际法，倡导“积极和平主义”外交，从而引发其他民主国家草根阶层的共鸣，消除中国指责日本“破坏战后秩序”的国际影响。

第三，从协调因素出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由于各国对华协调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例如围绕中日领土争端，印尼、澳大利亚等国未必支持日本的主张，只是希望避免卷入中日对立的漩涡中，因此，日本认识到，应该借鉴俄罗斯和印度的对华协调政策，如果日中关系恶化，难以期望国际社会协助日本共同对抗中国，但如果日中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良好状态，日本的外交协调空间将会扩大。

此外，根据2016年1月日本内阁府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 83.2%的受访者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但是，关于“今后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对两国以及亚太地区是否重要”, 73.3%的受访者回答“重要”。因此，即使日本政府不正式公开提及“中国威胁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也在下降，并日益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活动”，但是日本国民依然深刻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二）渐进的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一直关注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和平发展理念。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随着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日本始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意图抱有怀疑和警惕，高度关注中国是否抛弃韬光养晦政策，偏离和平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风波的干扰和苏东剧变的影响，我国外交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局面和压力。面对国际上的复杂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1992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贯彻邓小平提倡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绘制了随后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对外工作部分，《建议》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10年10月，戴秉国国务委员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再次强调：“中国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

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主张：“在经济上，各国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安全上，各国应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2005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具体阐述了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重要内容。白皮书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白皮书强调，“中国同12个陆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处理同邻国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建设性姿态提出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尽最大努力维护南海、东海及周边和平稳定。中国通过开展双边合作并参与区域次区域合作，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继承了上述和平发展的国策，但是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我们要广泛深入宣传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

2014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开拓之年、创新之年。中国开展对亚洲的积极外交，成功举办上海亚信峰会和北京APEC会议，积极参与全球热点问题解决，“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2014年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人民愿意同各方一道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亚洲梦。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对亚洲安全问题做出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指明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发出亚洲安全的最强音，彰显“中国智慧”对亚洲安全与稳定的积极贡献。

2015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两条主线”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办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和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推动制定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

亚洲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源地，新安全观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这是亚洲对促进国际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亚洲安全环境日渐复杂，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摩擦共生，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地区国家矛盾与域外势力影响交织。亚洲的局势总体上是和平、稳定、安全的，尽管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争端以及海洋权益划分等，但局面总体是可控的。在亚太地区，冷战思维在个别国家始终存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大行其道，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等，都对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了冲击。此外，领土领海问题的争端数量较多，有的还有升温趋势，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应成为今后各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亚洲安全机制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致力于和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出高水平、特殊性的特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在求同存异、加强务实合作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中国全面提升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中国主动提出要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提出了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的诚意。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逐步发展和完善。但与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相比，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相对滞后。面对亚洲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加快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刻不容缓。2014～2016年，中国担任亚信峰会主席国，利用这个平台，中国提出了涵盖亚洲地区的总体安全框架，倡导新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来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实现共同、可持续的安全。

（三）“中国大国化”趋势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示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大国化”政策远景。

自2013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已经进入“大国化”时代，即经济大国化、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具体来看，中国的GDP已经达到日本的2倍，中国已经成为G20的领袖，拥有强有力的政治发言权。此外，习近平强调“战之必胜”的强军思想，同时大力推进海洋强国战略。

日本认为，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内政、外交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政方面，中国提出实现以“两个一百年”为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外，面对中国经济减速的趋势，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梦与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复杂局面，率先开展21世纪基于“一带一路”的世界战略外交，设立亚投行，资本金达1000亿美元，超过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

在2015年联合国创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提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提倡和平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日本认为，在外交方面已经进入了中美两国的大国时代，中美关系呈现出多面性特征。针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从陆海两个方向对西方世界进行扩展的“西进战略”。中国正在多方面构筑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不仅进行外交、经济战略对话，而且加强安全对话。例如，在2015年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宣布与美国积极协调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201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认定人民币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还同时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并列，增大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中日关系总体上呈现改善的迹象，日本认为习近平对日外交整体上采取了谨慎政策。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举行了多次首脑会谈，2015年11月，中日韩首脑峰会时隔三年再次召开，对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2015年5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时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中国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政策，未来也不会变。”但是，习近平也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表明历史问题是中国的原则底线，展示出中国基于历史记忆的外交安全政策。此外，安倍政府实施新安保法以来，中国高度关注并强硬应对日本派遣自卫队赴南海巡航。为此，日本高度关注中国的“大国化”发展趋势，并希望妥善化解与中国就钓鱼岛等问题存在的安全困境，建立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的双边关系。

三 中国“大国化时代”的中日关系症结及其实质分析

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国时代，除了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传统重大分歧，中日关系面临的课题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中日之间缺乏相互敬意与尊重，两国对对方的重视程度均在下降。近年来，安倍政府采取“围堵中国”的政策，特别是2016年3月以来正式实施的新安保法，包围、封锁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在日本运作下，2016年5月27日举行的G7峰会在首脑宣言中提及东海和南海问题。宣言称：“我们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并强调和平管控和解决争端的重要性。”G7重申应当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航行和飞越自由”，中方对日本和G7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日本注意到，中国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不包含日本、印度等国，日本担心在中国的外交构想中，其存在被湮没，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质的下降。由此可见，中日双方应共同努力，加强相互理解，增进相互信赖。

第二，日本的对华认知出现偏差。正如王毅外交部长在回答记者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所指出的，对中日关系而言，其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中日两国比邻而居，隔海相望，两国人民有着友好的传统，中国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真正地好起来。但是面对中国的发展，日本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中国的发展已经给日本带来了重要利益，但从心态上讲，日本似乎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中日之间目前的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此外，关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保障条件，中日双方认知出现差异。一方面，日本认为，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确保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也确保了战后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共享和平繁荣。另一方面，日本国民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活动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带来结构性挑战。中国则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事业的发展是为了营造适合本国和平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

总体看来，自2014年11月APEC会议、2015年4月的亚非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连续两次实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以来，基于四点原则共识，中日关系正在趋温向暖，逐步改善。但是，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日双方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第一，中日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2006年，中国的GDP约为26801.4亿美元，日本约为43625.8亿美元，中国仅为日本的一半多；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的GDP约为59847.1亿美元，日本约为54885.5亿美元；2015年中国GDP约为10.42万亿美元，日本GDP约为4.32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日本的1.4倍。2015年美国GDP约为17.8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7倍。以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为标志，日本100多年来第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实力可能强于自己的中国，与此同时，在很多方面，日本对中国仍然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中日关系出现结构性的胶着状态。

第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中日结构性矛盾。2010年中国GDP总量约为5.9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5.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3倍。2015年，美国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7倍。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日本获得了成为“正常国家”的良机。美国目前处于战略收缩期，越来越需要盟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减轻其负担。在东亚，美国对日本的防卫要求日益迫切。为此，美国明确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欢迎”，奥巴马政府承诺《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未来，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在“正常国家”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

第三，除了以上结构性矛盾，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矛盾不断凸显，即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本身存在矛盾。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乃是战略性矛盾。由于历史问题等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中日没有实现战略性和解，加之钓鱼岛领土争端等危机逐步升级，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对峙也日益激化，今后中日之间将会继续保持“温战”状态。

从2016年3月开始，包括11项法律在内的日本“新安保法”正式付诸实施，二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安保政策被彻底颠覆。安倍希望日本与在法治及海洋自由等方面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多元合作，同欧洲、印度以及东盟等强化外交与安保关系。日美计划把防卫合作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以便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日本也考虑与印度建立安全合作关系，与俄罗斯构筑协作关系，以摆脱现在过度依赖美国的危险体制，建立结构多元化的同盟关系。

第四，在经济领域，中日韩自贸协定（FTA）第六轮首席代表谈判于2015年1月16～1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在开放商品市场、服务和投资自由化方式等方面仍存意见分歧。安倍强调要和中国进行高层会晤，进一步加强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以便更充分地利用中国市场，促进“安倍经济学”的推行。但是，日本担心自己成为中国经济圈当中一个边缘化的国家，丧失东亚经济主导权，因此，2015年5月23日，日本宣布设立1100亿美元规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在寻求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希望先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希望以TPP国家和经济圈为后盾，增加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的筹码，加强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也在慎重研究加入亚投行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风险，既不愿意像英国那样不顾美国的反对率先加入亚投行，也难以摆脱同美国的协调而自行加入亚投行，引起美日的分裂。

第五，日本认为中国倡导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关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两面性。从积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带动陆路、海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抑制海盗、打击恐怖势力等举措利于维护海洋安全；从消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未来可以利用基础设施网络牵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日本认为，需要慎重观察“一带一路”的开展情况，从开放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引导中国遵守国际规范。

总之，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矛盾正在发生作用，由于日本对华认识的“两义性”特征，日本现在正处于矛盾状态，即日本在安全领域与中国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又在经济层面对中国既防范又合作，是一种既竞争又依赖的复合型矛盾关系。中日之间依然缺乏战略互信，两国建立了许多对话机制，例如中日战略对话、中日安全对话等，但既有的战略对话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尤为严重的是，东海、南海局势的演变正超出原先的双边范畴，中国所主张的双边协商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受到挑战，严重影响了中国周边的海上安全环境，需要重点关注和高度警惕。

四 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日关系“再正常化”进行顶层设计的重大指导意义

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转型期，“十三五”规划全面展开，21世纪前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入最后时段，目前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只有几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已经全面开启，中国面临复兴之路的“关键一程”。

进入新时代的中日关系需要“再正常化”。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在这一年里中日两国良性互动明显增加，安倍首相6月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合作的积极信号，9月参加了中国驻日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会。此外，中日领导人还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会议期间进行了正式会谈。

特别是2018年1月22日，安倍首相发表了施政演说，希望推动中日关系向新阶段发展，并表示将“与中国合作，应对不断扩大的亚洲基础设施需求”。对此，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表示“中方愿与包括日方在内的各方一道，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繁荣。”

然而，正如唐家璇所指出的，近年来，中日关系一度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局面，目前虽已进入改善升温轨道，迈入转型磨合期，但基础尚不牢固。一方面，双方共同利益持续扩大，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中新老问题交织，矛盾摩擦增加。中日两国应确立对彼此的客观、理性认知和定位，从两国人民日益走向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视角，相互奉行积极友善的政策，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精神，致力于开展良性互动，构建危机管理机制，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不断积累政治安全互信，积极补齐两国关系的“短板”。

遵循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今后在推进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寻求扩大中日利益交汇点。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发挥现有沟通机制的作用，谋求与日本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端。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可以依据国际法、国际条约，遵循以公平原则为核心的各项国际原则进行平等磋商。继续磋商建立中日首脑热线对话机制，维持完善中日外长热线对话机制、中日海上热线联络机制等，预防与处理中日海上可能出现的突发性冲突。

第二，增强中日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继续“以民促官”，加强中日民间交流，改善中日国民感情。日本政府的目标是2020年之前实现中国访日游客增至每年2000万人次，完全依靠政治推进中日对话的时代已经悄然改变，民间交流推动政府和官方的时代正在到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中日之间旅游、文化交流等活动，增强中日两国的亚洲意识、文化一体化意识，最终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三，谋求亚洲共同安全意识，积极参与建设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但是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相对滞后，加快亚洲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刻不容缓。中日两国在妥善解决中日双边安全困境的同时，应共同努力推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总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与世界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共同体。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带动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以积极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这些新思想体现的是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中国已经进入“大国化”时代，中日之间并不仅仅是政治紧张的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在短期内面临困境，但从长期来看，良好的中日关系是维持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日本期待着再次建立中日新型大国关系。中日之间尽管存在很多矛盾与冲突，但是由于人员往来频繁、经济交流密切等因素，双方在安全、经济等领域依然有许多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也涵盖在东亚各国的地区整体利益之中。

正如傅高义所指出的，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要避免中日冲突，应该启动改善中日关系的艰难进程。今后，中国与日本应相互克制、加强协调，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构筑中日关系“再正常化”时代，并与东亚各国一起增进共识，共建繁荣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