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影响因素

财产研究中，财产水平和分布是很重要的领域，影响财产水平和分布的机制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和把握是深入理解财富不平等和找到公共政策切入点的重要基础。微观的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财富积累，年龄、种族、家庭结构、收入和教育等都是现有财富积累研究中讨论的重要变量（Keister, 2000），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对这些变量与财富之间关系的掌握有助于决策者制定税收相关的政策。

2.2.1 生命周期

生命历程从人口学角度看，就是年龄的变化。财富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是经济学领域长期讨论的问题，生命周期假设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用来解释财富随生命历程的变化（Keister, 2000）。生命周期理论是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一生中重要的学术贡献，关于生命周期的研究部分重要论文收集在《莫迪利亚尼·弗朗哥论文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一书中。Modigliani和Brumberg 1954年的论文《效用分析和消费函数：基于截面数据的解释》（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为生命周期理论奠定了基础，之后的几篇论文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验证。生命周期理论的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储蓄不是现有收入（current income）的函数，而是长远收入（permanent income）的函数，因此，从长远看，储蓄率是稳定的，但短期储蓄率则会随着目前收入与平均一生收入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Keister, 2000）。那么，家庭会在个体工作期间积累财富，到了个体老年退休后则用积累的资产支持消费。家庭净资产在退休前应该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属于财产积累期，退休后则迅速下降，属于消费支出期（Ando and Modigliani, 1963）。

年龄是财富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当年龄与时代影响相互交织，其意义就更加明显。在中国，一方面，财富的积累与人的生命周期息息相关，买房买车等资产的积累与就业、结婚等人生重要事件有关；但另一方面，中国家庭的私有财产积累直接受到了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年龄与是否赶上“机遇”有关，比如公共福利房的私有化、2000年以来住房市场的繁荣发展使得年龄较大的年龄组通过福利政策积累了私有财产，而青年组则未赶上积累财产的机遇，并且在财产积累上（尤其是住房购买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生命周期理论在展示年龄重要性的同时，也提示我们，时代和队列是重要的因素，是财产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2.2.2 种族

种族差异是美国财富研究关注的重点。财富分配具有较大的种族差距，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家庭财富水平明显不如白人（Vespa and Painter II, 2011）。20世纪80年代晚期，黑人家庭净财富的中位数仅为白人家庭的8%，同时，黑人家庭的负债明显高于白人家庭，有60%的黑人家庭没有资产或者负债，而白人家庭的比例则为20%（Oliver and Shapiro, 1990, 1997）。

有研究进一步探索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提出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部分地可以被他们之间的教育、职业和经济机会所解释（Campbell and Kaufman, 2006; Conley, 1999; Oliver and Shapiro, 1997; Shapiro, 2004）。Henretta和Campbell（1978）利用国家劳动力参与追踪调查数据（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研究净财产的获得，发现家庭总财富与家庭背景、教育、婚姻和收入正相关，因此得出结论，少数族裔因为教育机会有限所以积累的财富更少，并且这种不利的地位会代际传递。同时，非白人能够从家庭中获得的经济帮助或者遗产少，这也是导致其与白人财富差距大的一个主要原因（Avery and Rendall, 2002）。

但是，也有研究在控制了收入和人口学因素后仍然发现黑人的财产显著少于白人家庭（Conley, 1999）。Oliver和Shapiro（1997）使用1987～1989年收入和项目参与面板调查数据（Panel of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IPP）分析了种族与财富的关系，挑战了已有的关于收入的结论——收入研究表明，黑人中产阶级正在出现，而同样特征的黑人家庭在财富上却并未达到白人家庭的水平。可见，种族之间的财富不平等比其他社会经济指标（比如收入、消费）更甚（Oliver and Shapiro, 1997; Keister, 2000; Hao, 2007）。从趋势上看，近几十年来，美国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在扩大（Wolff, 1998）。种族之间财富水平差距可能与不同的财富结构有关，如黑人和白人因为收入水平、家庭背景不同，投资行为也存在差异，如股票持有状况，随着股票市场的繁荣，他们财富水平的差距也拉大了（Keister, 2000）。此外，在借贷、利率方面的结构性歧视也造成了种族之间财富结构的差异（Oliver and Shapiro, 1997）。

除了黑人和白人的不平等外，另外一类的种族研究则涉及移民。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以及移民财富积累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新的研究话题，财富是理解移民经济融入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变量（Keister, Vallejo and Borelli, 2013）。有研究者认为，财富能比收入更好地反映移民的社会经济融合状况，因为在控制收入水平的情况下，移民和本土居民在消费行为和对孩子期望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财富水平，如果只考虑收入则会遗漏融合的重要方面，而且财富是累积性的，能够捕捉到移民社会融合的连续的、累积的过程（Hao, 2007）。也有研究从移民的出生地入手，看财富水平的种族差异，总体而言，出生地不是很重要，但是与加拿大出生的人相比，英国和爱尔兰出生的人明显拥有更多的住房资产（Matteo, 1997）。

2.2.3 家庭因素

家庭结构

经历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主要是欧洲的国家，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后仍然持续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婚姻、生育制度发生变迁，结婚、生育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同居增多，终生不育者增多，婚外生育上升（蒋耒文，2002）。家庭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单亲家庭、再婚家庭、“丁克”家庭、中老年人“空巢”家庭屡见不鲜。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引发了研究者对家庭结构与家庭福利关系的兴趣，研究表明，家庭结构与贫穷有关，因为离婚而导致的单人户或女性户主家庭更可能陷入贫穷（Keister, 2000）。

家庭的孩子数量明显影响家庭的财产水平，因为养育孩子的成本高，会影响到家庭储蓄甚至增加家庭负债。Keister（2000）利用模拟的方法预测家庭结构对家庭资产高于家庭收入可能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单身家庭相比，夫妻家庭的资产大于收入的可能性更高。家中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比没有孩子或者有三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明显拥有更多的财产（Matteo, 1997）。同时，家庭结构又影响下一代的认知、非认知能力发展（Cooksey, 1997）和受教育程度（Downey, 1995），从而影响他们未来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行为。

兄弟姐妹数

家庭因素还包括童年时的经历，研究表明，兄弟姐妹数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财富积累，来自大家庭的孩子与小家庭相比积累的财富更少（Keister, 2003）。有兄弟姐妹会直接稀释父母的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比如时间），资源的稀释会影响到孩子的受教育水平，降低了下一代能够从父母处获得的直接经济帮助以及父母去世后的遗产继承的水平，教育程度和财产资源又会进一步影响到经济行为——储蓄和投资，进而最终影响到成年的财富（Keister, 2003）。兄弟姐妹数的增多还会影响获得住房产权和股票产权的可能性。

婚姻

结婚有助于储蓄的积累和财产水平的提高，因为结婚是男女双方有效率的分工和结合，同时能享受“规模经济”（如住房、食物、家具等）优势，还扩大了原本的社会网络圈子，增加了财富积累的机会（Wilmoth and Koso, 2002）、工资优势（Cohen, 2002; Stratton, 2002）和双份工资优势（Vespa and Painter II, 2011）。这些因素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和投资，夫妻经济资源的结合和共同投资进一步通过资本增值和资产收购提高夫妇二人的财富水平（Vespa and Painter II, 2011）。相反，婚姻的破裂则不利于财富积累（Ozawa and Lee, 2006; Schmidt and Sevak, 2006; Wilmoth and Koso, 2002）。

在家庭结构研究中，有一项比较细致的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都具有较大的创新性。Vespa和Painter II（2011）使用国家青年追踪调查数据1979（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1979）考察同居史对结婚后财富轨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育、收入、生育率、同居持续时间和婚姻选择的情况下，只有一次婚前同居经历并且与同居者结婚的夫妇的财产积累速度是没有同居经历的夫妇的2倍。

2.2.4 教育

教育是财富积累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Keister, 2000, 2007）。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改变的是个人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能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财政决策能力更强（Keister, 2003），存款更多，负债更少（Oliver and Shapiro, 2006）。教育始终对财富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即使考虑了其他中介影响因素，同样收入或同样职业下，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富裕（Keister, 2000），这有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收入更高（Anderson, 1999; Land, 1996;Wolff, 2000）；储蓄行为是投资知识和风险偏好的函数（Sierminska et al. , 2010），高回报率的投资能够积累更多的财产（Ruel and Hauser, 2013），而受教育水平和在学校的表现能够很好地反映投资所需要的能力（Bernheim and Garrett, 2003; Ozawa and Lum, 2001）；另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倾向于更早地开始财富积累（Keister, 2003），推迟消费、积累财富，所以拥有更多净财产（Dyan, 1993）。考虑到内生性，Keister（2000）用滞后教育（Lagged Education）预测净财产，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同时，Keister（2000）发现，在家庭财富的决定性因素中，教育、收入以及是否获得遗产是三大主要影响因素，可见教育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角色。

很多研究发现，教育不仅直接影响财富水平，还通过影响其他变量而间接影响财富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变量，比如家庭规模、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收入（Keister, 2007）。这可以部分解释种族的财富差异，黑人的财富水平低于白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人的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白人（Henretta and Campbell, 1978; Conley, 1999; Shapiro, 2004; Campbell and Kaufman, 2006; Oliver and Shapiro, 2006），也可以解释性别的财富差异（Ruel and Hauser, 2013），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也有一部分可以被教育程度所解释（Keister, 2007）。

在中国，教育到底如何决定家庭财富水平？用实证数据回答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多，但是，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已经被研究得非常广泛和深入。教育的收入回报率低（Peng, 1992; Whyte and Parish, 1985; Xie and Hannum, 1996; Zhao and Zhou, 2002），但近年来在上升（Bian and Logan, 1996; Hauser and Xie, 2005; Wu and Xie, 2003; Zhou, 2014），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Xie and Hannum, 1996），高等教育扩招促使收入不平等上升（Xie and Hannum, 1996; Zhou, 2014）。Jansen和Wu（2012）用数据表明，教育的回报率在稳步上升，1978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收入会提高2%, 1985年为3.5%, 1990年为4.5%, 1995年为5.5%, 2000年为6.6%, 2005年达到7.7%。那么，教育如何影响财富？与收入相比，教育对财富水平的影响有何不同？相关的实证研究还较少。

2.2.5 性别

性别与财产水平有关，女性在财产水平上明显低于男性（Schmidt and Sevak, 2006; Yamokoski and Keister, 2006; Denton and Boos, 2007; Ozawa and Lee, 2006; Warren et al. , 2001; Yamokoski and Keister, 2006），这可能是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参与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导致的（O'Neill, 2003; Warren et al. , 2001）。已有关于性别角度的财产研究多从户主角度入手，通常是默认为有成年男性的家庭男性则为户主，甚至包括同居家庭，而没有成年男性的家庭比如离婚女性、未婚女性、终身不婚女性家庭则女性为户主（Ruel and Hauser, 2013）。结论是，女性户主家庭的财产要明显低于男性户主家庭（Ruel and Hauser, 2013; Grinstein-Weiss et al. , 2008; Schmidt and Sevak, 2006）。

尽管研究发现，单亲男性户主家庭或者同居家庭的财富水平与传统的夫妻家庭财富水平差异很小（Ozawa and Lee, 2006; Yamokoski and Keister, 2006），但有研究发现，单亲父亲带孩子和单亲母亲带孩子的家庭其财富水平不仅低于夫妻带孩子的家庭（Grinstein-Weiss et al. , 2008），也低于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家庭（Yamokoski and Keister, 2006），而单亲母亲的财富劣势最甚，多项研究表明单亲母亲家庭是财富水平最低的家庭类型（Grinstein-Weiss et al. , 2008; Ozawa and Lee, 2006; Warren et al. , 2001; Yamokoski and Keister, 2006）。不过，关于终身不婚的女性和终身不婚的男性的财产水平比较结论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二者没有差异（Warren et al. , 2001），但也有研究表明女性积累的财产更少（Yamokoski and Keister, 2006）。

为什么女性的财产水平更低？地位获得理论的解释集中在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和工资低上（Blau and Kahn, 2007; Sierminska et al. , 2010），女性在一些积累财富的关键结构性要素（比如稳定的就业、职业声望或者收入）上是处于劣势地位的（Denton and Boos, 2007; Hardy and Shuey, 2000）。很明显，女性都在平均收入低的职业和行业工作，而男性则更可能在收入高的、核心的行业工作，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了财富的不平等（Warren et al. , 2001）。而且，收入差距、工作时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导致女性的养老金账户财产更低（Ginn and Arbor, 1996）。此外，女性也有着与男性不同的特征，比如，女性多是风险厌恶型的，因此选择的投资也是倾向于低回报率的（Sunden and Surette, 1998; Hanna and Lindamood, 2005; Watson and McNaughton, 2007），投资策略的不同导致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之间出现了财富差距。尽管以上提到的教育、工资等能够部分地解释财富的性别差异，但是控制这些变量后，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单身女性的财富存量明显低于单身男性，不过有研究表明，这种差异在年轻家庭户中消失了（Schmidt and Sevak, 2006）。

虽然已有一些研究关注财富的性别差异，但财产的性别不平等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国外依据户主性别进行的性别财产差异研究尽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不利地位，但更多体现的是家庭结构的差异。与收入不同，财产基本是家庭层面的，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分个人收集财产数据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很难的（Keister, 2000; Ruel and Hauser, 2013），所以要在一个家庭中分性别看财产分配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已有关注性别平等的研究也从别的角度入手分析家庭中财产分配的性别差异，比如看住房产权、土地产权是在丈夫还是妻子名下或者联合署名，从而判断女性在家中的地位（Deere and Doss, 2006）。另外一个角度则是计算每年的极富人群（比如“福布斯排行榜”）中女性所占的比例（Deere and Doss, 2006）。

尽管已有研究不多，但性别仍然是研究财产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视角，因为财富水平关系到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源，财富分配的性别不平等可能导致权力获得的性别差异（Deere and Doss, 2006）。财富的不平等也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福祉，有一项针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自己住房或土地的女性更不可能成为家暴的受害者（Fireside et al. , 2009）。

2.2.6 职业

毫无疑问，职业类型直接影响家庭财富水平。最直接的，是否有工作与财富水平高低相关，有工作的人的财富大约是没有工作的人的财富的2至3倍（U. S. Census Bureau, 2001）。工作稳定、全职而且社会声望高的职业人群收入更高，储蓄能力更强（Dietz et al. , 2003; Wolff, 2000）, Matteo（1997）直接将职业按职业地位得分分为七类，发现职业地位与财产水平紧密相关，职业地位越高的人财产水平越高。以临时性职业为例，众多研究都表明，临时性员工平均收入低于正式员工，即使控制了职业种类，临时性员工的平均工资仍然低20%～40%（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99; Cohany, 1998; Hipple, 2001）；临时性员工从工作中获得的短期和长期福利（如养老计划、医疗保险、技能培训）也更少（Cassirer, 2000; Kalleberg, 2000; Kalleberg, Reskin and Hudson, 2000;McGovern, Smeaton, and Hill, 2004）。因此，临时性工作的不稳定性、收入低、福利少、人力资本发展机会少等特点降低了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人储蓄和投资的机会。

职业种类除了通过收入、福利和自身发展机会影响财富积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住房。临时性职业从事者拥有住房资产的可能性明显低于有稳定职业的人，而住房资产是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许多家庭最主要的资产，它不仅能够提供当前的使用价值，而且也能够提供长期的经济福利（McGrath and Keister, 2008）。但是，买房通常需要稳定的职业和一定的储蓄资产，借贷者往往不愿意给临时工作者贷款，因为他们偿还能力低。没有住房的人不仅失去了一项主要的资产，从长远看，又失去了通过房产增值而积累财富的可能性（McGrath and Keister, 2008）。

在中国，住房对积累资产的作用同样重要，但职业如何通过住房影响财富积累却跟国外情况大不相同。Walder和He（2014）专门研究了中国特殊背景下职业如何通过住房资产影响到城市家庭的财富积累。他们使用1995年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分析了住房改革下的受益者，其结论是：住房私有化改革下的主要受益者是改革前就有职业优势的人，他们分到的面积大、质量好、地理位置优越的房子在住房私有化后转变成一项最大的家庭财产。但是职业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因为只要在有分房福利的单位工作，无论在单位内部职业地位如何，都有机会获得福利分房，而房子面积和质量的差异相对较小。不过，作者最后指出，随着房价的快速攀升，职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扩大。

2.2.7 宗教信仰

文化取向与物质福利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Keister, 2008），对宗教信仰物质后果的激烈探讨长达几十年（Darnell and Sherkat, 1997;Featherman, 1971; Greeley, 1969）。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取向，首先会间接通过影响其他与财富积累有关的行为而影响财富积累，比如宗教信仰会影响教育水平（Darnell and Sherkat, 1997; Lehrer, 1999），影响性观念和生育率——包括性交活动开始的时间、初育年龄和家庭规模（Marcum, 1981, 1986; Sherkat and Ellison, 1999），也影响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Bartkowski and Ellison, 1995; Ellison, Bartkowsi, and Segal, 1996; Ellison and Sherkat, 1993）。另外，宗教信仰影响性别角色，比如带来劳动参与的性别差异（Lehrer, 1995; Sherkat, 2000）。因此，通过这些中介变量，宗教信仰会影响到职业、收入和其他的经济资源、储蓄能力，进而最终影响到财产水平（Leister, 2008）。另外，宗教信仰也通过塑造人们的工作和经济决策而直接影响财富积累（Keister, 2003;Swidler, 1986; Keister, 2008）。价值观是有关行动和结果的观念，宗教团体的信仰会影响到价值观（Keister, 2008），包括为哪些机构工作、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及储蓄、给予和其他与金钱有关的观念（Keister, 2008）。宗教信仰也通过影响信仰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化过程而影响到其成年后的财富，比如很多人童年时期会从父母和他人身上学到储蓄策略（Chiteji and Stafford, 2000）和有利于储蓄的工作行为，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家中、教堂或学校接触不到此类信息则不利于未来的财富积累（Keister, 2008）。某些宗教信仰团体也可能因为无法获得能提供商业机会信息或投资的社会关系而在财富积累上处于不利地位。

研究表明，一些宗教团体更可能经历财产的贫困（Keister, 2003）。Keister（2007）研究保守新教徒（Conservative Protestants）的财产状况发现，他们多处于财富分布的底端，在财富存量上处于劣势地位。受教育程度低、早育、多育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低部分地解释了他们财富水平低的现象，但这个宗教群体的经济观念也直接影响了其财富积累行为。

尽管并无相关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宗教信仰如何影响资产积累，但文化要素与财富积累的关系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

2.2.8 财产的代际流动——财产赠予与财产继承

广义上，财产继承应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继承父母的遗产，二是父母的财产转赠，三是文化资本的继承（Keister, 2000）。财富积累是遗产、家中资产转赠、收入、存款和投资策略的函数（Ruel and Hauser, 2013），遗产几乎占了财产积累的一半，而且遗产是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最直接路径（Gale and Scholz, 1994）。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的途径都有两条，一是通过工作，二是继承遗产（Piketty, 2014）。19世纪法国的年度遗产继承额占国民收入的20%～25%（Piketty, 2014），随后的年代至今虽然比例在下降，但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在现代社会，来自父母的财产赠予对年青一代更是非常重要，对他们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甚至要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Piketty, 2014）。有研究表明，父母的财产赠予在代际财产转移中所占比例甚至大于遗产比例（Gale and Scholz, 1994）。财产继承的第三种形式文化资本指的是对与上层社会有关的规则、行为、品位、互动方式以及其他偏好的理解，这类资本可以通过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经历、社会联系以及文化符号传承。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进入上层社会的“入场券”，缺乏这样的文化资本将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Keister, 2000）。

能直接影响家庭财富水平和整体财富分布的是前两者——遗产和赠予，它们在促进不平等和维持财产的不平等分布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Keister, 2000）。财产的代际转移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种族差异、性别差异或者其他人口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种族之间的财富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种族间的财产继承差异（Oliver and Shapiro, 1997），白人父母在一生中积累的财产更多，转移到下一代的也就更多（Keister, 2000; Avery and Rendall, 2002），黑人能从父母处获得的及时经济支持始终较少（Mogan and Scott, 2007），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下一代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黑人和白人之间财产差距的扩大也会阻碍种族的社会融合（Mogan and Scott, 2007）。同样的，遗产继承的性别差异也会影响财产分布模式，有研究表明遗产继承和转赠更可能发生在男性身上，女性获得的遗产或赠予比男性少（Gundersen, 1998）。不过，目前仍然缺乏翔实的数据回答“谁继承”和“财产继承对不平等的意义”这样的问题（Keister, 2000）。

对于中国而言，关于财产继承的研究并不多，但是“啃老族”“富二代”等一些词语的流行其实就是一个财富的代际流动问题。中国已婚青年普遍存在“啃老”行为，特别是在住房上（宋健、戚晶晶，2011）。已有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关于“谁会啃老”“啃老对于财富不平等的意义”相关的问题还有待未来更多的研究去探索。

2.2.9 收入

收入与财富是两个容易混淆的经济指标，却在本质上并不相同，财富是一个时点上的存量，而收入则是一个时期的流量。收入的不断积累、储蓄、投资可以形成财富，财富反过来又可以产生收入，因此收入和财富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总结起来，收入和财富的关系如下。

收入水平对财产水平有正向的预测作用（Keister, 2000, 2005），收入的提高还能够增加财富正向流动的可能性，即收入和财产的正向流动存在正相关关系（Keister, 2000）。

收入和财产虽然正相关，但是相关度却较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表明二者相关度仅为0.5，如果去掉财产带来的收入，收入和净财产之间的相关度下降到了0.26（Keister and Moller, 2000）。中国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之间的相关度仅为0.35（Xie and Jin, 2015）。

大量研究表明，财产分布比收入分布更不平等（Fireside et al. , 2009;Scholz and Levine, 2003; Keister, 2000）。在美国，财富所展现的种族差距比收入所展现的种族差距大得多（Oliver and Shapiro, 1997; Menchik and Jianakoplos, 1997）。针对中国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即财产差距大于收入差距（谢宇等，2013; Xie and Jin, 2015）。

可见，财富与收入并不是等同的，收入研究和财富研究都对社会不平等、分层流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2.2.10 区域

对中国而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区域差异。区域差异不仅影响整体经济不平等水平，也影响经济不平等的变化幅度，区域不平等是中国经济不平等的主要特征（Zhou, 2014）。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倾斜和沿海内陆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Wan, 2007）。Xie和Hannum（1996）利用198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发现区域变量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而且经济发展更快的城市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回报率更低，不过经济发展速度与不平等程度相关度低。Hauser和Xie（2005）使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数据进一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区域差异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作用在增大。Xie和Zhou（2014）将中美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成为中国收入差异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解释了收入不平等的10%以上，而美国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很小。Zhang和Wu（2010）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县之间的差异能够解释收入总差异的41%。目前仅有的几个专门针对财富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实等（2005）用泰尔指数分解了城乡之间差距对全国财产差距的贡献率，1995年城乡之间的差距仅贡献1.1%，到2002年，一跃攀升到37.2%。可见，探索财产差异的影响因素和模式时，区域差异不可忽视。原鹏飞、王磊（2013）考察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分配状况，对基尼系数贡献率进行分解，结果发现，地区间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对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分配差异贡献率最大。

此外，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时代，人口转变、社会和经济变革、信息技术革新等都可能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尤其是可量化的人口变化，如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流动人口快速增长，这些变化与财富水平和分布差异的关系是什么，目前尚没有答案，有待于未来研究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