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品格

学科的理论品格是学科的灵魂，是学科发展的支撑，也是学科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之一。学科的理论品格是由学科的使命、学科的理想、学科的理论、学科的范式及学科的规范等构成，它是一种学科意识、一种学科理念、一种学科逻辑。那发展社会学有着什么样的精神品格呢？

发展社会学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之一。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一样，是一门形而上与形而下相融合、理想主义与现实批判相融合、丰富的想象力与严谨的实证性相融合、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相融合的学科。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社会学通过对社会与发展关系、需求—行动—结构的研究，说明我们社会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行动。

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特点和理念特质，社会学包括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品格可概括为社会批判与建构的学科使命意识，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富于想象力与严谨规范的科学气质。

一 社会批判与建构的学科使命意识

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揭示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依据。学科使命意识源自学科的目标和学者的责任。成熟的学科与真正的学者都有一种学科意识和使命意识。

中国学者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费希特说：“学者的使命则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他庄严地提出了学者的责任就是：“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

每个成熟的学科也都有着自己的使命：别林斯基说：“什么是艺术的使命和目标？用言词、声响、线条和色彩把大自然一般生活的理念描写出来，再现出来，这便是艺术的唯一而永恒的课题。”如那些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就大多具有：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表达了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写出了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命运，等等。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理解为历史学的学科使命；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了奠定人类一般福利和尊严的基础”，是带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诺瓦利斯语）。

那社会学及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使命呢？按照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说法，现代社会学根本上是要力求解答霍布斯（1588～1679）在《利维坦》里所提出的问题，即考虑到人类的利己主义，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或者说，各种利益如何可能调和成一种规范秩序？社会学探讨从契约（司法整合）转向共同体（规范整合），再转向社会（结构整合）。面对共同体与社会、神圣与世俗、地位与契约、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起源与目标、分化与整合等的分裂，社会学孜孜以求于一种整合的原则，能够调和现代性的种种矛盾，赋予这个失序、碎裂的世界以统一性。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社会发展何以可能？这正是社会学及发展社会学的经典而永恒的研究课题，也是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使命。发展社会学始终保持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或者说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发展社会学不仅要具有科学性，还要有人文性；不仅要有实证精神，还要具备意义和追求；不仅要揭示事物的真实，还要关注人生的价值。

发展社会学首先具备一种社会批判意识。社会学者是为社会公正服务的，他们应该代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意味着对一切苦难、压迫和虚伪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正义、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向往；意味着本质上浪漫的世界主义精神家园；意味着敏锐、正直、热情、好学和无限向往未来的精神品格。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日益背离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关怀传统，沦为一门体制化、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这表征着知识分子关于社会变迁的立场由激进趋向保守，也意味着批判主体的湮没和失语。这种状况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官僚体制的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现代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工逼迫人们更热衷经验主义，致使从事社会反思的人文学者的没落。米尔斯重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大声呼唤具有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代性的新状况，冲破社会分工的束缚，解放现代性的批判潜能。

重视发展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并非经济增长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社会学家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因此，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如何在技术社会中使技术的运用变得人性化，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正确消费，这些都是发展社会学者所面临的新问题。

发展社会学不仅具有社会批判意识，而且同样具有社会建构意识。社会学的古典大师迪尔凯姆就坚持，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是能够将个体联系起来的社会纽带，即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使社会达到理想整合的有机团结。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对现实社会的建构当中，就此而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诊断与对理想社会方案的设计建构就成了同一工作的两个侧面。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都来源于良好的知识素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它们是每一个可以被称为社会学者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

中国社会学学者正是这一学科使命的忠实践行者。这里我们不妨将眼光移向19～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大潮，就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图存、维新自强运动。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鼓吹变法，传播西学。强调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向西方学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学作为西学被导入中国，并作为一种学术制度，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种制度符号。这一制度符号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了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力度，而且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的新的日常生活体系和知识体系，为近代社会转型及其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深层变革提供了制度动力和学理动力。

维新派倡导、传播的社会学，与传统学术文化知识体系相比较，它不仅有着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且还具有强烈民族救亡意识的内容。它与当时其他被导入的西学一样，既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必备的学理条件，同时也为近代社会变革和发展造就了主体力量。维新派不但把社会学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且还用社会学等新思想培养拥有新的知识结构和民族精神的人才。康有为1891年于广州长兴学舍聚徒讲学时就将“群学”列入了教学大纲。严复则将社会学作为培养“士”的内容。在维新运动兴起之际，全国大约成立了58所维新学堂，这还不包括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社会学及其他西学在新学堂的传授，不仅改变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学生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使其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人群体。

因此，如果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群学作为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标志，社会学在百年之前之所以能得以兀然崛起，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从一开始便与中国现代化强烈而自觉地互动，把现实的中国社会、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

中国的社会学者大都怀有“志在富民”的抱负，他们上下求索，学以致用，不屈不挠地建构着中国的社会学，追求着社会学的中国化，探索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说道：“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易于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也认为：“社会学家的职责是指出科学进步和大众市场的要求，尽可能清楚地标示出人的自由、道德家的观点和政治家的意志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点，并拟定出符合他的意愿的和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即便是最带有空想色彩的方案。”

二 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

社会学的产生，是时代精神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是社会自我反思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发展社会学因为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因而这一学科始终勇敢地直面现实，洋溢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因而类似饥饿、贫困、艾滋病、社会歧视、种族身份、地缘政治、弱势群体、全球化影响下的地方发展等社会问题就成了发展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就说，该书并不是一本消失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社会学从诞生至今，一直都洋溢着这种直面现实的实践理性精神。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就说，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发展社会学者对社会弱势的关注，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对社会日常的批判，使得发展社会学担负起了社会批判与建构的责任。如社会学在最初导入之时，康有为就把它称之为“经世之学”。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凸显出来的救亡保种的迫切形势和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积极因素，使得中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在20世纪，社会学又承担起了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为中国现代化谋一良策的重任。费孝通先生就曾明确说过，“从实际出发分析现实社会，用以指导人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是我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第一部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专著，就是1915年早期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原名履恭，1888～1960）与梁宇皋用英文合著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中国社会学者用社会学方法写的最早的调查报告可能还是陶孟和在1915年撰写的关于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报告。

中国社会学所凸显的这种精神品格，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也是社会学直面现实所形成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理念的投影。如果说，社会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社会发展何以可能，那么，社会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关注发展、关注民生、关注人民苦难的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的工作。而在社会学中能取得重大学术突破和成就的，也无一不是具有这种精神品格的社会学者。这批社会学者都有着鲜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清醒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宏大恢廓的世界眼光。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正是有着这种学科精神品格意识的社会学者能在求真和深切关怀人民苦难及祖国命运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他们的研究获得了空前开阔的视野和丰富充足的养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发展社会学既直面现实，对人类命运和苦难深深同情，又一刻也没停止过自己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扬，对公平公正始终不渝的追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提出了社会的第一原理：“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并根据这个第一原理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得到有助于满足其身体各项机能的事物的相同的一份，而是人人都有追求这些事物的相同的自由——完全相同的机会。”

马克思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主张，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贝尔看来，他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首先，它通过最低经济收入原则使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份。其次，它基于任人唯贤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他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为此他相信，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合法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

我们倡导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来说，也正是发展社会学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的体现。发展是发展什么？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这样的发展如何才能实现？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要回答与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首先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人民性。为人民而发展，而不是为生物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发展而发展；为人民而发展，而不是为部分人需求或精英需求的发展而发展。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理念。

这种发展的人民性体现在：第一，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第二，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发展的最高尺度；第三，社会公正是发展的最基础层面的道德。因此，我们以为，社会学始终应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始终高扬人文主义旗帜，始终高扬理想主义精神。贝尔就认为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书主题就既有思想性又富于人情味，既有关社会学又注重人文领域。

三 富于想象力与严谨规范的科学气质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处于工业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中，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问题如杂草丛生，大量的急速变化的信息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社会学者们拥有了远比前辈们充分的资料和信息，却丧失了那种看清世事，把握社会论题的理性能力。因此，米尔斯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

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是指将私性的问题与公性的问题、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的结构联结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心灵特有的素质，是社会成员总结认识这个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和他们自身内可能发生的东西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一定要社会学者经过训练才可能具有的，而是一般的社会成员都可能具有的一种能力。但在米尔斯这儿，“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是一种想象的能力，而且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注重于观察人类社会冲突和变迁的本质。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想象力能使我们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体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能使我们理解个体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通晓他所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社会学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可以使我们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我们需要这种想象力，这是一种增进理性的心智的品质。

吉登斯在说到社会学想象力时曾举了喝咖啡的例子。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发现许多看似只与个体有关的事情其实反映的是更大的问题，如离婚、失业等。我国社会学家林耀华写的《金翼》，就是一部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著作。《金翼》是一部家族的编年史，书中的张、黄两个家庭一度都很辉煌，但是在其后的不到20年间，两家的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家在一连串的打击下一蹶不振，到最后，偌大的一个家竟只剩下一个寡妇媳妇和她领养的孩子。而黄家却在艰难中挺了下来，攀上了家族事业的另一个顶点。

究竟是什么在决定人的命运呢？林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从这种竹竿和橡皮带的体系中所想象抽取出来的便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断的均衡—破坏均衡—恢复原有的均衡，或者是均衡—破坏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过程。林先生力图说明：黄、张两家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猎奇的叙述，而是当时中华民族的缩影。这个故事有超越性，它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具有社会学的广泛意义。

正是《金翼》所具有的这种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才使得这本著作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广泛的理论解读张力。也正如林先生在著者序中所说：“真实的再现（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的情景，科学地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断面。真实性、历史性、理论性的结合，是本书追求的宗旨。”但仅有想象力，发展社会学是成不了一门科学的，它同时还具有严谨规范的科学性。

发展社会学是一门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般的社会常识和依靠所谓的洞察力或无确凿根据的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它只能依赖科学的证据，依赖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系统研究获得的。人们说，社会学理论的目标是要达到对社会一致性的陈述。这里有两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对一致性的陈述。第一类陈述是经验概括，即一个孤立命题所概述的是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关系的可观察到的一致性。如对恩格尔的消费定律，格罗夫斯-奥格本发现“制造业占有很大百分比的城市，已婚青年也占较大百分比”。这类命题的混合物只能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提供原始资料。第二类社会学概括被称为科学定律，它是对从理论中可推出的不变的陈述。这些科学的证据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系统研究获得的。要获得这些科学的证据和取得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就要尽可能多地把定量的方法与定性的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解释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结合起来，就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技术，比如物理学、生物学的技术。马克思也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正的发展。

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特别强调实证性，强调实证调查。发展社会学的严谨规范的科学气质鲜明地体现在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原则和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上。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迪尔凯姆倡导社会事实的研究原则，他要求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迪尔凯姆说，要使事实秩序成为一种审慎的科学，光靠缜密的观察、描述和分类是不够的，用笛卡尔的话说，更加困难的是找到它们如何变成科学的角度：在事实中找到某些能够带来精确性的客观要素，可能的话，还要找到测量这些事实的方法。

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存在的前提在于主客体的分离，在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的认定当中，社会是区别于个人的客观实在存在的；并且，这种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按《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说法，它是“物”。作为物的社会事实，一方面，它外在于人的意识，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对个体意识有强制作用，可以为并必须为人们所认识。

坚持社会事实的原则，就是要摆脱一切预断，对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并且，分类过程中的各个社会事实的共同特征应该尽可能是最客观的。很显然，作为物的社会事实，在迪尔凯姆看来，它不仅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观，更在于它是认识论及方法论上的追求。也就是说，社会事实这个研究对象，不仅在于它为社会学寻找出了研究范畴，还在于提供了在这个研究范畴内进行研究的方法路径。

正是因为确立了社会事实这个研究对象，使得社会学独立于一切哲学，从而在这个经验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最终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有特定的学科理念，即需要对社会事实进行解释，它是“客观”的，不在于改造社会；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即需要对所有的社会现象进行类型学的划分，然后用一个社会事实解释另一个社会事实。

在坚持“社会事实”原则上，马克思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马克思《资本论》里的“论据在任何地方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出自哲学领域”。熊彼特说，社会学家马克思进行工作的手段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他不仅是用巨大的历史图景，也能使用种种历史细节来说明他的社会见解，他使用的大多数历史细节的可靠性都高于而不是低于他那个时候其他社会学家的水准。他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抓住这些事实。

“理想类型”则是马克斯·韦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他主张用“理想类型”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概念工具。他说，“社会学方面必须构想出那些行色的‘纯粹的’（‘理想’）类型的形态，理想类型越是被构想得清晰和明确，也就是说，它们对世界越是陌生，在这个意义上就越能作出它们的奉献，在术语和分类方面也好，在启迪学方面也好，情况无不如此。社会学构想的概念是理想类型的，不仅在外在方面，而且在内在方面。正是由于它的实际进程与理想类型进程的差距，更易于认识它的真正的动机。”他认为，“只有用‘纯粹的’（‘理想’）类型，社会学的辨析才是可能的”。理想类型来源于经验事实，是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概括，但它又不同于经验事实，它要高于经验事实，“在所有情况下，……它离开现实，并服务于认识现实，其形式是通过表明一种历史现象接受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者若干个人的程度，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因此，现实中的各种事实和过程都可以看作“理想类型”的某种“偏差”。

韦伯是为了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一套更精确、严谨的概念工具而提出了“理想类型”范式，理想类型不是对所有的事物进行经验的概括，它只是选择那些对研究者来说有兴趣的因素，而忽略其他的因素，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及过程，都统合到一个在思想上逻辑一致的秩序图像中。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即以此方法进行。韦伯认为这一内在合一的逻辑概念，“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增长推断‘因果归属’的技巧。它不是‘假设’，但它提供了构想假设的方向；它不是对实在的描述，但它的目的却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理想类型作为一种思维图像，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则必须通过经验性的因果规律来考察。在这里，韦伯为社会科学研究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找到了一个合法的依据，使因果归属探讨成为理想类型概念的内容。

理想类型是概念的抽象，我们用它来力求掌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在韦伯这里，是把理想类型作为一种借此比较和评价经验事实的标尺来使用。在理想类型和正在被调查的实际制度模式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就因而成为理论兴趣的对象。作为一种模式（理想性）服务于社会学家，它可以保证清晰的理解力，保证排除意义不明确。通过与理想型的比较，便可能去理解实际行动被诸如情感和邪恶之类的种种非理性因素所影响的方式，由此，它们便说明了那种从所预期的行动路线中的偏离。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就是以“理想类型”作为一种主要的分析方法的。他说，他透过两个焦点来破译其中的矛盾。其一就是人工设计的“理想类型”。这种“非历史”的封闭模型可以用来做“虚拟演绎”研究，并标明研究对象的局限。这种“理想类型”的好处是便于勾画他称之为轴心原则和轴心结构的主要轮廓，以免历史变动模糊了我们对特定社会领域的观察。贝尔由“理想类型”方法而提炼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断裂的概念。贝尔说：“断裂观念是分析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理论方法。在目前阶段，可以比较方便地运用它来区分社会的技术、经济与政治体系。”

正是发展社会学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现实关怀与理想主义、富有想象力与严谨规范相融合的学科精神品格，使得发展社会学者为了社会秩序、社会发展和学科的繁荣，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社会学长河中宵衣旰食，辛勤开掘，中流击浪，上下求索，碰撞出了万千思想浪花，汇聚成澎湃学术大潮，使得社会学这条学术长河在流过百年、流过千山、流过悲壮、流过辉煌后，迎来了一种水深浪阔、潮涌涛卷、千岩竞秀、百川争流、学术昌盛的壮丽。新的世纪，新的流程，新的召唤，发展社会学者也正面临着一个中流击浪、大显身手的难得机遇，只要执着于弘扬发展社会学的精神品格，发展社会学的长河在新的世纪一定能卷起更加瑰丽更加澎湃的学术和思想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