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灾区化”与明太祖的作为

明前期江南“灾区化”是一种自然—社会复合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就其生成机制而言，“灾区化”也是明前期江南经济社会生活“政治化”的必然结果，明太祖是其始作俑者。其后嗣诸君，则是“俑”之维护者。其中，明太祖给明初大明帝国“涂上”鲜明的“朱元璋”色彩，这种色彩虽在建文时期（1399～1402）一度短暂淡化，转而又为明成祖“加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己即曾著书数种，身边也有不少文臣替他策划，此人思想上的见解不能吸引今日一般读者，可是他的设计，最低程度在短时间内确实有效。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数量，于是才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其实，为了“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朱元璋不择手段，为稳定南北社会秩序而采取诸多非常举措，如他实行的“抑南方略”就是其中之一。“抑南方略”与江南“灾区化”有着必然联系。

一 “图治”与江南社会经济的脆弱性

明太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有着较为明确的社会理想，并在政治方略及国家建设中积极实践。如张显清先生所论：“明太祖继承发展儒家、法家和道家、佛教学说，并保留了某些农民思想意识、情感和要求，以‘中’、‘和’、‘安’、‘平’、‘均’为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为了构建这样一个社会，他提出，在官民关系上，治国要以‘人’、以‘民’为本，要‘适人情’、‘合人情’、‘顺人情’、‘本人情’，要‘为民’、‘爱民’、‘敬民’、‘安民’、‘富民’、‘忧民’、‘依民’；在贫富、强弱关系上，要形成‘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协调共处关系，避免‘役民致贫富不均’，功臣勋贵的状态则是决定官民、贫富、强弱关系的关键；欲形成这样的官民、贫富、强弱关系，必须约束、节制勋贵、豪强、官吏们的贪欲，防范、打击他们的违法行为，实施‘除奸贪、去豪强’,‘右贫抑富’,‘锄强扶弱’,‘哀穷赈乏’,‘赏善罚恶’政策；同时平民百姓必须遵礼守法、纳粮当差，不得越礼犯分、造反作乱。他以为，如此则可‘家和户宁’、‘人民大安’、‘天下公平’、‘而与天地同其和’。”明太祖治国实践，是其“社会理想”实践。如明太祖治下的江南地区，元末以来社会组织及经济社会被彻底“改造”，而江南在明初国家政治中的角色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翻阅相关史料，不难发现，明太祖及明前期帝王对“江南”在大明帝国这盘棋中的作用及其角色有着独特的认识与谋划，有明一代，江南经济社会生活诸多现象与此不无关系，包括“灾区化”。

（一）“抑南方略”：明初国家战略

洪武时期，对江南征收重赋，表面看来，国家是为了多收“三五斗”而已，实则不然。江南重赋是明太祖“抑南方略”具体实践，是其明初国家战略。关于明初“抑南方略”问题，学者多有论述。如方志远先生称：明太祖“通过有意识地遏制‘南人’特别是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士人，以缩小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达到南北平衡和政权巩固，是明代政治体制和统治方针的重要特征。明太祖以降的历代君主对南人的压制，正是这一体制和方针的表现。虽然这种压制以牺牲局部经济发展为代价，但在客观上却保证了政治大局的稳定”。其实，为了保证“政治大局的稳定”，明太祖不仅压制“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士人”，而且还实行江南重赋及抑富措施“压制”江南地区，借以缩小南北经济差距。

明初江南重赋之下，小民生计艰难。明太祖对此等情况也算了然，故而不时救助。如洪武六年，明太祖有旨：“今年三四月间，苏州各县小民缺食，曾教府县乡里接济。我想那小百姓好生生受，原借的粮米不须还官，都免了。”洪武七年，又下旨：“苏州、松江、嘉兴三府百姓缺食生受，今岁夏税和纳的丝绵钱麦等物尽行蠲免，恁省家便出榜去教百姓知道，有司粮长每毋得科扰。”关于“民生缺食生受”症结，明太祖自有说辞。如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称：“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又称：“数年以来，颇致丰稔，闻民间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岂徭役繁重而致然欤？抑吏缘为奸而病吾民欤？今岁丰而民犹如此，使有荒歉，又将何如？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有终岁勤动而不得食者。”不过，对明太祖而言，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又有何难！对他来说，说是说，做是做，二者不是一回事。明前期诸君，如明成祖、明仁宗及明宣宗等，对江南重赋情况也“了然”，然而他们深谙明太祖“心思”。所以，明知江南赋重，知道灾区民众“衣食不给”，还是重赋不止。对于明朝皇帝来说，独据最高统治权才是核心利益所在，“江南”这个棋子如何摆放，必须从政治上判断，从有利于其统治权着眼，而不以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换言之，对于明朝来说，江南的政治作用远远大于经济意义，“重赋”本质上是政治行为。明太祖为了政治需要，在所不惜。

除了重赋，明太祖还在江南等地实行抑富措施，对地方豪强采取打压政策，旨在削弱其地方势力及社会影响力，强化朝廷权威，维护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环境与经济生活秩序，借以保障国家赋役征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抑富成为明太祖“抑南方略”又一主要措施。元末以来，江南等地豪强富室多横行不法，他们盘踞乡里，恃强凌弱，为害一方，甚至左右地方政府，挟持官员以谋私利，动摇朝廷威权。此“风”未随元亡而稍息。如洪武初，“吴民熏染夷僭，靡习豪室，田宅舆服往往逾检，明法以整齐之。嚚者或更籍持短长，贼谲蜂起，复号难理”。又，“洪武初，艮山门外有民华兴祖，其家巨富，金蓄千万，田地不计，大池三百六十处，期以一日生息，供一日饮馔，因家大难保，常交结权贵，以压乡里，以防祸患”。明太祖亦称：“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为了巩固大明政权，明太祖清楚，唯有大力扶植自耕农，发展自耕农经济，锄强扶弱，才能有利于乡村社会控制。因此，他使出铁腕手段，对江南豪强采取严厉打击政策，通过罗织罪名，或牵连论罪而籍没其家，或迁徙异地，或加重经济剥夺等手段，铲除他们“控制”地方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及社会基础。其后嗣诸君亦“萧规曹随”。如《明史》称：明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又，时人称：“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

（二）重赋与“图治”：洪武时期江南战略定位

明初江南为何实施“重赋”政策？与“图治”战略有无关联？清修《明史》称：“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三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垺，其重犹如此。”显然，《明史》编纂者未能洞悉明太祖重赋的真正意图，而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论及重赋原因，当代学者亦不乏卓见。兹从“图治”战略着眼，就江南重赋问题略加分析。

元朝末年，乃“乱世”之秋。是时，暴政、灾荒与兵燹横行，田多荒芜，饿殍塞途。其中，北方地区受祸最惨，地荒人稀，经济社会破败不堪。如黄河以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亦称：“中原之地，自有元失政，生民（灵）涂炭，死者不可胜计。”相对说来，江南等处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显然，明初，朝廷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中原等地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等关乎王朝命运之迫切问题，其必将恶化而累及南方，进而拖垮整个明王朝。严峻的形势，加重明太祖忧患意识与急切“图治”愿望。开国以来，他“宵旰图治，以安生民”。然而，“图治”绝非易事，尤其是在国家百废待兴之时，“图治”更为不易。如何“图治”？明太祖自有主张。如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提出：“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又，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称：“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朕极意安抚，数年始苏。”问题在于，建朝之初，国用浩繁，朝廷必须取舍，如何取舍？洪武初，明太祖称：“今疆宇虽定，然中原不胜凋敝；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又，“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艰难，粮税从宽必先郡县之凋敝，有司其尚谨于奉承，以体朕恤民之意”。显然，明太祖认为，中原等处为“粮税从宽”之地，而江南则“钱谷力役又皆仰之”。事实亦如此。史称：“初，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计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其实，重赋之地何止苏州一府，而是基本囊括江南地区。如洪武七年（1374）,“上（明太祖）以苏、松、嘉、湖四府租税太重，特令户部计其数”。

笔者认为，“重赋”之举，实为明初国家“图治”重要战略。全国一盘棋，国用有定数。洪武时期，苏松嘉湖等地赋重，其他地区得以“薄征”、甚至“永不起科”，与民休息。换言之，明初“取”重赋于苏松嘉湖等江南之地而“休养”中原等处，“疲”一地而利天下，借以实现全国经济复苏及天下大治。也就是说，明太祖从“图治”层面认识“赋税”功能，即国家赋税政策为“图治”战略服务。事实如此。如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令以北方府县近城荒地召人开垦，每户十五亩，又给二亩种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十三年，令各处荒闲田地，许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俱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又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又有旨：“自今河南民户止令纳原额税粮，其荒闲田地听其开垦自种，有司不得复加科扰。”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再次诏令：“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无疑，在明初政治语境中，圣谕“毋得起科”“不得复加科扰”及“不起科”均为“永不起科”之意。洪武时期，“永不起科令”主要于北方部分地区实施。其中，以河南、山东等地为重点，旨在发展经济，借以“图治”。

明太祖从政治高度筹划“重赋”政策，使其变成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计划与“图治”行为。首先，朝廷在“重赋”地区实施田地产权调查，摸清江南田地家底，明确耕地所属及征收赋税对象，优化人地结构，借以保障“重赋”顺利征收。如洪武元年，明太祖“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谓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咨怨……定某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又，明太祖以江南为重点，下令地方政府编制“鱼鳞图册”，明确田产所属关系。如洪武二十年（1387）,“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进鱼鳞图册。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于是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上闻之，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其法甚备”。除此，为优化人地结构，洪武三年，明太祖有旨：“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其税。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又“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上谕户部尚书杨靖曰：朕思两浙民众地狭，故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岁歉，民即不给，其移无田者于有田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其次，重视教化，加强江南民众思想控制与政治教化，劝民安分守法，为“重赋”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如洪武三年，明太祖“面谕”苏松等地富民，劝其争做守法“良民”:“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又，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户部榜谕两浙、江西之民曰：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仁义忠孝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最后，明太祖在户部官员选用上实行地域回避制度，即“凡户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户部主管赋税征收，明太祖此举，意在防止江南籍官员从本位主义出发更改或反对重赋税则。经过一系列筹划，江南“重赋”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强力保障。

明初江南重赋，赋“重”到何等程度？实则比较而言。如永乐初，松江府人杜宗恒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兴，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税，每亩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者，反轻于古者井田之税，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重，盖因赋重而流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入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入者，有司不体圣心，将籍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远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三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之二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是，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致民俗日耗，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正德《姑苏志》亦称：“今天下财赋多仰于东南，而苏为甲……唐天宝而后，东南财赋始增，至宋元弥盛。然考之旧志，宋元岁数在苏者，宋三十余万石，元八十余万石，国朝几至一二百万。自古东南财赋又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夫聚于上者多，则存于下者能无蹙乎？此为治者之所当念也。”江南“重赋”为明代公认之事。又，景泰中，长洲之民杨芳称：“五季钱氏两浙亩三升，宋王方贽均两浙田亩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税，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亩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苏松因后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苏在元，粮三十六万，张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明中叶，朝廷重臣丘濬亦称：“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当今学界对明代江南“赋重”事实也有研究。如范金民先生认为，明代江南苏州、松江、应天、镇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八府，明初田地不到全国的6%，而税粮却高达23%。也就是说，江南以全国十六分之一的田土缴纳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税粮。就每亩平均缴纳的税粮而言，明初亩均税粮，全国仅为0.038石，江南竟高达0.143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近4倍，后因减赋有所下降，但仍为全国的3.5倍。牛建强先生指出：明代“苏、松地区是全国赋税最重的地区，几乎达到了超负荷的剥削程度。因自然因素的变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种赋税征取常常是不稳定的。再加上人口增长等因素的作用，赋税负担的最后完成依靠单一的农业经营根本是不可能的，遂依赖江南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发展包括渔业、种植业、加工业等在内的其他副业经营，以补偿农业经营中超必要劳动剥削的损耗”。

综上，不难看出，较之明以前历朝，明代江南等地赋税颇重；较之明代其他地区赋税而言，江南“赋重”亦是事实。

（三）重赋、抑富与江南社会经济脆弱性

明初“取”重赋于江南而“休养”中原等地，借以实现北方经济恢复与全国经济同步发展。为此，江南成为明初“图治”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江南民生状况因之而改变。在“抑南方略”之下，重赋而抑富，加剧明初江南社会经济脆弱性。如洪武初年，有官员疏陈：“致治之道，固不可骤至……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将何以教养黎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点视种莳次第、旱涝预备之具也……所谓求治太速之过也。”其实，在明太祖眼里，巩固政权、保住朱家天下才是治国之根本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包括“重赋”，包括“图治”。明人丘濬称：国家“所以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关于这种道理，明太祖说得冠冕堂皇。如他有言：“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然而，洪武时期，富国而非富民。时人称：是时，“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又如明初，巡视苏嘉湖等地官员称：“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明初江南重赋，造成小农税负过重，一年劳作到头，所剩无几，一遇灾荒，无以为生，重赋加重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脆弱性。

明初打击豪强、“抑富”之举，造成江南等地豪民富户大多破产亡家，朝廷基本上消除了豪强控制地方社会的组织系统及其经济实力，把元末以来被地方豪强所侵夺的地方利权收归政府，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直接控制权。明太祖此举，也对江南社会与民生影响较大，除了导致元代以来江南富豪在地方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枢纽作用瓦解，亦使在朝廷引导下（如“入粟补官”“劝分”等）建构起来的以富民为主的民间社会自我救助组织体系丧失。问题还在于，明初，百废待兴，荒政亦在逐步建设过程中，而当地新兴的自耕农群体财力单薄，抗灾自救能力低下，正常年景尚能勉强度日，一遇天灾则闹饥荒。国家稍有救济不及，或救助不力，则大量富民或被迁徙外地或破产，欲参与赈灾而不能。凡此，加剧当地社会经济生活脆弱性，造成小民遇灾则荒。

二 求治心切，尤重“秩序”

明太祖图治，尤其重视礼法“秩序”建设，求治心切，以致治国用法量刑过繁过重。史称：明太祖“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臣解缙云：“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又，《客座赘语》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谓顿挫奸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纲恢恢矣。”嘉靖《太平县志》亦载：明太祖“惩元季政偷，法尚严密，百姓或奢侈踰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人罔敢虎步行。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细布土缣。士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纻丝。女子勤纺织蚕桑，衣服视丈夫子。士人之妻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甚者，洪武十九年，明太祖有旨：“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凡此，旨在规范民众生产生活以强化社会“秩序”。无疑，明太祖这种严厉而紧张的为政之道及严酷血腥的政治手段，产生了超强的政治威慑力与影响力，成为他推行“礼法”、实行强权与独裁及推行“重赋”政策的重要政治保障。

明太祖用心于礼法建构，却不以民生为重。对于江南等地而言，政府征收重赋于江南，而该地农田水利则疏于建设。明代江南，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水田为主。江南水田核心区域为太湖平原，其地势起伏，湖荡汊港密布其间；湖州、常州、镇江三府位于太湖水系上游之地，苏州、嘉兴及松江三府处在下游流域。如明初，户部尚书夏原吉所言：“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环以太湖绵亘五百余里，纳杭、湖、宣、歙诸州溪涧之水，散注淀山等湖，以入三泖，顷为浦港，堙塞汇流，涨溢伤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涤吴松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显见，明代江南农业，水利最为重要，治水成为国计民生要务，灌溉为农业前提与基础，所谓“旱则车水而入，潦则车水而出”。如明人称：“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然而，洪武初年，明太祖征重赋于江南而疏于农田水利建设，听任民众任意围堰造田，水灾则频繁“出现”。如“洪武九年八月，长洲县民俞守仁等诣县，状诉苏州之东、松江之西皆水乡，地形洿下。上游之水迅发，虽有刘家港，难泄众流之横渍。张氏开白茅港与刘家港分杀水势。自归附以来，十余年间，并无水害。今夏淫雨，又山水奔注，江河增涨。况常熟、昆山之民于白茆四近，昆承湖南诸泾及至和塘北港汊，尽为堰坝，不使通流。虽曾差官开浚，彼民随开随堰”。也就是说，由于朝廷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不作为，又听任江南民众私自圈围河汊，人为加重水患。天灾人祸交相为恶，洪武初年江南水灾频发。

三 政治高压与“重赋政策”

“重赋”之举，和明太祖治国风格与理想有关。明太祖渴望创造“治世”伟业，他希望通过开创“治世”来佐证明朝继统的“合法性”及大明政权的巩固。故而他积极求治，甚至有些急切。如明太祖有言：“朕闻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屡臻，号称至治。朕以菲德，不能任贤图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灾异荐兴。夙夜兢业，不遑宁处。”到了晚年，他仍心中惴惴，“治世”情结越发浓重。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对官员讲：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所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求治心切，为了“图治”，明太祖自然会使用各种手段。救灾官员赵乾被杀事件，就是解读明太祖“图治”心态与洪武时期政治风气的典型案例。

明初“重赋”之下，江南发生诸多变化与反应，如民生贫困，灾荒频发；江南籍士人、地主及小农对“重赋”政策也发出抗议。这些变化与反应不断刺激明太祖政治神经，影响了他的政治判断力与行为，甚至影响到一批官员的命运，如救灾官员赵乾被诛。明太祖“诛赵乾”事件，表面上看，是朝廷严惩救灾不力官员，为了整肃吏治，实际上是实行“重赋”政治高压而已。

事情还得从洪武初年的频繁灾异说起。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有诏：“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同年底，“直隶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浙江杭州，湖广荆州、黄州诸府水灾。遣户部主事赵乾等赈给之”。随即，水灾之地，又闹饥荒，且京师亦为其所累，粮价上涨，人心惶惶。如翌年正月，有官员称：“京师乃天下都会之地，迩来米价翔踊，百物沸腾，盖由苏湖等府水涝，年谷不登，素无储积所致。”洪武十年（1377）正月，明太祖“诏赐苏、松、嘉、湖等府居民旧岁被水患者户钞一锭，计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七户”。问题在于，灾区与灾民急需粮食，朝廷先赈钱钞，必然导致“米价翔踊”。如史称：同年二月，朝廷“赈济苏、松、嘉、湖等府民去岁被水灾者，户米一石，凡一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先是，以苏、湖等府被水，尝以钞赈济之，继闻其米价翔踊，民业未振，复命通以米赡之”。与此次江南水灾同期，湖广等地也闹水灾。洪武十年五月，明太祖“故伎重演”——先赈钞而非赈粮，他“复命户部赈济黄州、常德、武昌三府并岳州、沔阳二州去岁被水灾户六千二百五十，户给钞一锭”。不过，明太祖还有一手，即下令“诛户部主事赵乾。敕中书省臣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救灾官员赵乾因“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而被诛，看似罪有应得，其实不然。仅就“荆、蕲等处”灾区“民饥死者多”的原因而言，一则在于朝廷“先赈钞”救荒政策失误，致使灾区“米价翔踊”及“民饥死”，错在朝廷；二则灾区面积过大，横卷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荆、蕲等处”又系多山之地，交通不便，灾区分散而灾民过多，朝廷救灾程序教条而繁复，负责具体救灾事务官员未有便宜从事之权；其三，洪武九年至十年间，赵乾在苏松嘉湖等处救灾，然后奔赴“荆、蕲等处”灾区救济。赵乾被诛原因，明太祖只提“荆、蕲等处”灾情及其“坐视迁延”罪责，而不提“苏、松、嘉、湖等府”灾情及救灾活动。所以，赵乾被杀，实为明太祖为规避重赋致灾事实仍坚持重赋政策，转移朝野视线，借赵乾之“头”以谢天下，故赵乾实则死于“重赋”政策。尽管朝廷积极赈钞、赈粮，又杀赵乾以儆效尤，然而江南几十万灾民还是处于“艰于衣食”状态。如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以苏、松、嘉、湖之民尝被水灾，已尝遣使赈济，至是复虑其困乏，再遣使存问，仍济饥民六万二千八百四十四户，命户赐米一石，免其逋租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八石”。同年十二月，明太祖又“以苏、松、嘉、杭、湖五府之民屡被水灾，艰于衣食，命悉罢五府河泊所，免其税课，以其利与民，今岁鱼课未入征者”。显然，江南饥荒问题一直存在，还很严重。其实，赵乾被杀之后的洪武时期，其他地区救灾不力官员相继，却少有被重刑者。如洪武二十九年正月，“监察御史辛彦德出按事，道经彭泽，闻民间岁歉，官吏不以时存恤，至有鬻其儿女者。还奏之。上曰：‘县令于民最亲，民乏食鬻及儿女，乃坐视其困，恬不加恤，而又不以上闻，为民父母者如是耶？命杖之，令发粟赈其民’”。

洪武之后，江南“重赋”政策虽有变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重赋”事实，甚至相关“配套”措施亦被继承，借以保证明王朝对江南进行持久的合法的经济掠夺及保持南北社会经济平衡需要。论及明太祖诏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动机，方志远等撰文称：“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的‘祖制’虽然是为着保证田赋的经济目的，但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随着苏松嘉湖地区的繁荣富庶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以及用东南之财养西北之兵的理念日渐成为当政者的共识，减免苏松‘重赋’的呼声已越来越弱。无论哪一地区的官员任于户部，处于国家财政的考虑，都无法也没有必要为苏松减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