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食盐专卖制和征税制

东汉亡后，是三国（公元220—280年）、两晋（公元265—420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在这三个半世纪里，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南北对峙的局面之中（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在南方，只有在较短的时间里，有的政权实行过食盐的专卖制度；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势力强大的豪族集团的阻隔，无法顺利地推行专卖政策，而只能像东汉那样对食盐征税。这是中央集权制衰落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在北方情况要好些，由政府控制食盐的时间要多些。

一 三国西晋时的食盐专卖

三国鼎立五六十年，兵祸连结，食盐却实行专卖。因为军国所需实赖盐利，不搞专卖不行。其中以曹魏为先导，蜀汉、孙吴亦踵行之。晋易魏祚，仍主专卖。自从东汉税而不榷以来，食盐专卖制度在这段时间里算是再度得到推行的机会了。

曹操在汉献帝时已掌握实权，食盐专卖也早在献帝建安时就开始实行了。当时卫觊镇守关中，看到“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恐“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这位家在河东安邑、和盐打过交道的明白人，于是向曹操的谋士荀彧写信说：

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

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在盐官之上设使督之，这是恢复食盐的专卖。盐利的收入用于安集流民、振兴农业，且有抑制军阀豪强势力之意，与东汉时盐税归统治者私用是不同的。后来平蜀有功的邓艾更向司马懿建议：

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国要用，……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

食盐专卖（官煮官卖）又进一步与平吴之策联系起来了。魏明帝时，凉州刺史徐邈修武威酒泉盐池，卖盐收谷供给州内军费支出。可见食盐专卖也推行于边郡。曹魏政权所实行的食盐专卖，积极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蜀汉盛产井盐。刘备既定益州，即“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首任校尉（又称司盐校尉）王连，管理盐井，专卖食盐，“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校尉的官属称“典曹都尉”，吕乂、杜祺、刘干等都曾当过这个职务，并为王连所提拔。由于盐官“简取良才”，蜀中的食盐专卖也是搞得比较好的。越嶲郡也擅盐铁之利，张嶷为太守，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盐之处设置官员，除当地自用外，所产之盐也补充了蜀汉政权实行食盐专卖的货源。

东吴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孙氏也同魏蜀一样实行食盐专卖。在今浙江海盐、江苏常熟、广东东莞等地有孙吴所设的管理食盐产销的机构，盐官也称司盐校尉、司盐都尉。

三国盐法大抵如此，都趋重于实行专卖。盐官设置，魏蜀吴的制度是相仿的。

西晋统一后，循曹魏旧制，继续实行食盐专卖。《晋令》曰：

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主吏二岁刑。

这就是食盐专卖的明证。据《晋书》所记，当时杜预为度支尚书，管财政，“乃较盐运，内以利国，外以救边”, “朝廷以预明于筹略，凡所条奏皆采纳焉。”食盐专卖制度的规划整理出自杜氏之手。自泰始初迄永兴末四十年间，专卖制度无所变更。连三国之时，食盐专卖一共又实行了一百多年。

二 东晋南朝的食盐征税制

永嘉南渡，东晋统治主强调“盐者，国之重利”，仍欲依西晋之旧，维护食盐专卖的原则，故而有禁占川泽的法令。但贵族豪门“不遵王宪”，封略山湖、侵占川泽者到处都有，连打鱼采薪也要“保为家利”，加以垄断，更何况川泽之利中的最大者——煮盐卖盐。所以食盐由官府专卖只是一厢情愿，无形中已经废弛，实际上是退而征税而已。

东晋以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政权——是为南朝。境内盐产区丰富，东南有海盐，益州有井盐，又有岩盐。但自刘宋时起，面对势力日大的豪族，统治者索性不禁川泽，承认大川泽主存在的合法性，而分享其余利。食盐专卖也就正式取消而改为征税制，一般地收些税。宋、齐、梁三朝都是听任私人煮盐销盐，占去盐利的大部分。经营自由，税又不重，私营盐业商人就十分活跃。如盐城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官府自己也有一些盐亭，再加上向私营盐亭所收实物税，部分食盐就由官府掌握，所以来运盐的船只，既有私船，又有官船。不过食盐的商品量，主要还是由私人掌握。在益州，盐大都也由私营，主要也操纵在障固自然资源的官僚贵族的手中。食盐的产量大，销路广，获利多，在官家孱弱、私门强大的情况下，只能坐视利归于下而不能作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支配了。

梁末侯景之乱后，腐朽的豪门士族受到了一次扫荡，过去障固山泽的大盐铁主死了不少。这时，继起的陈朝国土缩小，内乱未平，财政非常困难。就在阻力减少和亏空增大的情况下，虞荔、孔奂等在陈文帝天嘉二年（五六一年）, “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陈朝政府同意这个建议，决定征收海盐税，控制食盐的买卖。这种税数额很大，不同于先前一般的收税，而是属于专卖税的性质。也就是说陈朝开始把海盐收归政府专卖了，当时是和酒类专卖相提并论，一起订立条例的。整个南朝言盐利事就只此一见。实行海盐专卖的陈朝只二十几年就为隋所灭。在南朝的一百六十几年中，实行专卖的历史很短，基本上还是实行了征税制。

三 北朝的食盐专卖和反专卖的斗争

与南朝的盐利长时期内主要地落入私人之手有所不同，在许多时间北方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倒是主要由官府掌握。当然，官私之间有争夺，政策是有变化的。

早在十六国时，南燕的慕容德“军无私掠”，而搞盐铁官营：“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 “以广军国之用”。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盐池是设官掌管，但由于豪强的反对，在北魏时期食盐的政策经历了五收五放的反复过程。

北魏前期对河东盐收归官管的时间是较早的。所谓“旧立官司，以收税利”，就是制盐由民（盐户），官收其税，销盐由官，或由商销而税之，税很重（专卖税），盐利大部分入官，商民不能逃税自销。生产是经特许的，官府设有禁私的法令。这应属专卖的性质，而非仿南朝实行征税制。一般的征税制，即无所谓盐禁之说。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年）, “弛山泽之禁”，盐禁遂开。河东盐听民制民销，只稍微收些税（这才是征税制，但并非废除盐税）。但盐利为豪强占断，政府吃亏，贫民受害。第一次放的结果不好。孝文帝延兴末（473年）, “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其做法是由主司裁察，按收入多少，实行差额的累进税，“强弱相兼，务令得所”，豪者富者交的税多，盐利主要可收之于公。这是第二次的收（并非此时始设官司，征收税利，延兴以前，无有盐法）。二十三年后（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又“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这是第二次放（改为一般地征税）。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 “诏还收盐利以入官”。三年后（正始三年，506年）又诏罢盐池禁。史载世宗（宣武帝）“政存宽减，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其国用所需，别为条例，取足而已”，指的就是这第三次的收了又放（另立条例，一般地收点税，取足而已，并非完全免税）。在这次收放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曾对盐池的禁与不禁展开激烈的争论。据《魏书·甄琛传》记，御史中尉甄琛乞求罢禁，请依周礼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其理由无非是王者勿吝，藏富于民，蓄意迁就豪强的那一套。尚书邢峦等以为甄琛之言迂阔，不切实际，力加反对，请依“前式”, “依常禁为允”，使“丰无过溢，俭不致敝”, “取货山川，轻在民之贡”；同时也指出“典史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贩轻议”，兴复盐禁以来之弊也须改进。结果还是依了甄琛之计（所谓周礼川衡之法，是薄征其税，并非无税）。盐禁一开，就为“绕池之民尉保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史称“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这样的事是很多的。“严为禁豪强之制”，只是空话一句。又过了十二年，孝明帝神龟初（518年），太师高阳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怿等提议，重新实行食盐专卖，认为“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以免“豪贵封护”, “近者吝守，卑贱远来，超然绝望”，好处都为豪强得去。“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可是这也未能坚持很久。所置盐官未几又告撤销，第四次收了又放。孝明帝孝昌中（约为526年）, “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这是第五次的收了。可是未能稳定下来，时间仅过一年（528年）又有诏废盐池税，只是为据河东的长孙稚所拒绝，才依常收税以给军需。但节闵帝（前废帝）一即位（531年，次年改为后废帝永熙元年），就马上下令废除盐禁和税盐之官。这第五次的放也是北魏最后一次放，真是“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北魏至此也就结束统治了。食盐政策变化如此之多，表明了政府与豪强在盐利问题上矛盾斗争的频繁。资源丰饶的河东盐其盐利一年之中足顶冀、定二州常调之绢（孝昌时河东盐利年收税准绢二十万匹），双方怎么不为之全力争夺呢？在财政困难时对统治者关系非同小可。所以官方放了一阵子（六七年、二年、十二年）就收回来，但因豪强反对又不得不再放下去。总的说来，自孝文帝时算起至北魏之亡，专卖时间与私营时间各半；连同北魏前期一起计算，那就是官营的时间较长了。

北魏之后，东西魏争夺河东盐池。西魏据河东时，仍由盐池都将统管河东盐利。

海盐如何管理，北魏时无史料可稽，可能情况与河东盐相仿。据《魏书·食货志》所记，东魏“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零八斛四斗。军用所资，得以周赡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要靠四州的盐利。这四州是由官府设置的灶户煮盐（官煮），完全禁断民灶。比西汉时犹为民制的食盐专卖又进了一步（可称为“全部专卖”，与河东盐的专卖形式不同。并非此为专卖彼是征税）。东魏末孝静帝武定时崔暹建议海、沂也由官煮盐，有利军国；崔昂认为“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可知沧、瀛、幽、青四州（今辽宁、河北、山东盐区）确为官煮（非民制官收），四州之外则为民煮，只是稍征收点税而已（征税制）。东魏以后，北齐在一段时间内仍循旧例（四州官煮，其余征税），到齐后主武平六年（575年），四州以外其他地方的盐改用征收较重的专卖税的方式（武平以前盐只是准一般的关市之例收税；武平六年“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这个盐税是加重了的专卖税），不久北齐也就亡了。

北周食盐主要由官府掌握。“凡盬盐、形盐（池、井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在盐禁下的“税”不是一般的税，而是专卖税，食盐是实行民制官销或在重税下商销的专卖制。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隋初实行食盐无税制之时为止。

总之，北朝各个政权对食盐的控制严于南方，这是北方的豪强势力不如南方之大所致。但豪强势力仍然不小，所以专卖制度只能间断地、不顺利地推行，与汉武帝时专卖政策作为摧抑豪强的一个措施来有力地实行，气象很不相同。虽然如此，实行专卖，盐利主要入官，以资军国之用，比之不实行专卖时“富强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而国用有缺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北方的食盐专卖是强于南方的食盐征税的。

历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盐法由萌芽而至发展，食盐专卖制始告建立，但并不稳固，食盐征税制仍不时回潮，两种制度此消彼长起伏不定，两头征税，中间专卖，专卖还未占绝对优势。而且专卖制是属于全部专卖、直接专卖，采取民制（或官制）、官收、官运、官卖（或商人分销）的形式，表现出它们的共同性，而前后并没有更多的特点，直到中唐刘晏创行就场专卖，食盐专卖才进入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之所以把前面这一大段时间连在一起进行考察，原因就在于此。治盐政史者称之为“赋税专卖循环时期”是合适的，唯这段时期不应把隋唐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