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1]

契诃夫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

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克雷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都曾写过剧本。高尔基也写了不少剧本。苏联作家也大多继承这个传统，在小说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也从事戏剧创作。这就决定了俄国的戏剧也和小说一样，都有杰出的成就。

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丝毫不下于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

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有新的题材、新的风格，为俄国戏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由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契诃夫的剧本有独特的成就，在演剧艺术上形成了一个流派，至今莫斯科艺术剧院还是用海鸥（因为演出契诃夫的剧本《海鸥》取得非凡的成功）作为自己的标记，绣在舞台的幕布上，印在海报和说明书上。

契诃夫的剧作对于俄国戏剧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影响首先表现在高尔基的戏剧创作上。

契诃夫的剧作对于国外戏剧家也有影响，高尔斯华绥和萧伯纳都说曾受契诃夫的影响。

我国作家鲁迅、瞿秋白等都很推崇契诃夫的创作。

契诃夫从小就喜欢戏剧，十五六岁时就在学校里参加戏剧演出，十七八岁就编写了他最初的戏剧作品。

一八八五年，当他二十五岁时，写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本《在大路上》，一八八七年写了独幕剧《天鹅之歌》，同年写了他的第一个多幕剧《伊凡诺夫》，并在柯尔希剧院演出。之后，一八八八年写了独幕剧《蠢货》《求婚》，一八八九年写了《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婚礼》，一八九〇年写了《万尼亚舅舅》（根据一八八九年所写的《林妖》改写），一八九一年写了《纪念日》，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写了多幕剧《海鸥》，一九〇〇年写了《三姐妹》，一九〇二年写了独幕剧《论烟草的危害》，一九〇三年写了《樱桃园》。

《樱桃园》是契诃夫最后的剧本，他在一九〇四年便因肺病去世了。契诃夫逝世时才四十四岁，正是他创作的盛年。

契诃夫的创作生活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这正是俄国先进的人们为解救人民的苦难、为谋求祖国的复兴而前仆后继地寻求革命真理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列宁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在上一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虽然契诃夫的全部生命不到半个世纪，但他正巧生活在这个俄国先进的人们经历痛苦和牺牲、以舍身忘我的精神寻求革命真理的黑暗与光明交叉的时期，时代的精神不会不在他的创作上留下烙印。当我们仔细阅读他的小说和剧本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出他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的痕迹。契诃夫正是列宁所说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进步的思想界”的一位真理探求者。

契诃夫是以写作幽默小说走上俄国文坛的，由于他所生活的环境、他所接触的人物、他对于周围事件的敏感、他对于社会生活的仔细观察，他的创作并不停留在猎取一般的趣味和无聊的幽默上，而是写出了普通的知识分子、小官吏、小职员、小伙计这一类小人物的苦闷和苦难的生活。契诃夫创造了新型的短篇小说，趣味性的幽默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悲剧性的幽默。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的悲愁生活，迫使契诃夫写出了不少主题悲愁、阴暗、晦涩的作品（有些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作品内容里的烦恼反映了作者本人心境中的烦闷。在八十、九十年代之交，当他已经相当有名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写作劳动对于人民是否有什么好处。他的创作愈是成熟，他愈加觉得内心矛盾。他的内心矛盾是由于感到自己的世界观不明确，因而也就对自己的创作感到不满。在这种情形之下，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契诃夫便一心一意地开始追求人生的目的，明确作家的任务，解决作家为什么而写的问题。契诃夫认为：“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但是因为字里行间充满着浓郁的目的性，所以除了现有的生活之外，你还可以感到应有的生活，使你入迷的也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呢？……我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可是再进一步呢？……我们既没有近的目的，也没有远的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契诃夫认为，作家有责任号召他的读者做什么，怎么做，走什么道路。八十年代的契诃夫认为自己也必须像六十年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为读者回答“怎么办”的问题。然而契诃夫当时并没有能够迅速而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很苦闷，他说：“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而想过自觉的生活，那简直不是生活，而是负担，是可怕的事情。”

契诃夫把这种找不到世界观的苦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有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饥如渴地寻求”，“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寻到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找不到“中心思想”，不知道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一时寻不到革命出路的契诃夫，就在自己的作品里描写这种痛苦摸索的知识分子。

为了探索人生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契诃夫决定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不辞辛劳跋涉，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库页岛去，因为那里流放着祖国最优秀的人——政治犯，“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把许多追求新生活的人禁锢在那里做苦役。渴望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契诃夫，假托要到库页岛去收集资料，写学位论文，摆脱了一些“好心人”的劝阻和反动当局的留难。

一八九〇年的库页岛之行，解决了契诃夫的思想危机。这次旅行之后，他开始认真关心政治生活，积极要求参加社会斗争。契诃夫和他多年的“好友”苏沃陵绝交，他过去因为一向不问政治而和这位反动报纸的发行人过从甚密，现在他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就不愿意再和这个反动的人来往了。

他回来后写了著名的小说《第六病室》。二十二岁的列宁读了这篇小说后感到沙皇统治的俄国就是一个大监牢，急切要求冲出牢笼去进行革命工作。这篇小说并没有指出什么是革命的出路，但是人们读完了它，必然会产生一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必须另寻出路”的迫切要求，这正是契诃夫创作的迷人之处和艺术力量。这也可以说是契诃夫创作的一个特点：他似乎只写悲苦、愁闷、阴郁的一面，并不正面提出任何回答，但是他所写的东西，从整个布局和叙述的逻辑性来看，在语言的背后往往潜藏着读者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例如他的小说《苦恼》的主人公——老马车夫约纳死了儿子，心里很难过，他要向人诉说一下，但是谁都不愿意听他的诉苦，最后他只能对自己的马诉说。谁都不愿意听的诉说，经过契诃夫描述后，谁都愿意带着同情来倾听。这便是契诃夫作品的艺术魅惑力。

契诃夫的思想意识随着他的创作才能的提高而提高，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渐渐地，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美好的希望和乐观的气氛，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自己的信仰：即使现在的生活很困苦，很悲哀，但是前途并不悲观，他预言三四百年之后生活会愉快和幸福起来。渐渐地，他预言幸福的新生活，不是在三四百年之后，而是在二三百年之后，进而又说是在一二百年之后，几十年之后。后来他愈来愈乐观，预言未来的新生活不久即可到来：“请你相信吧，再过几年，我们就没有专制制度了，你看着吧。”（见吉列索夫的回忆）“俄罗斯像蜂窝似的在嗡响着……你看吧，再过两三年是什么样子……你要不认识俄罗斯了……”（见卡尔波夫的回忆）后来有一次他兴奋地对高尔基说：“就在明天发生变化多好啊！”

契诃夫的眼界日益放宽，他到农村里住，更多地接触农民的生活，写了好几篇有关农民的小说；他也注意工厂的工人，描写在资本家压迫下的工人的悲苦生活。

不论契诃夫怎样力求进步，而且事实上他也日益进步，日益接触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但是他没有能看到一九〇五年的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因为他在一九〇四年去世了。

虽然一生很短促，但这位温和文雅、幽默沉静、具有浓重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他是那样热情地一刻不停地追求进步、探索革命真理，努力为人们未来的幸福生活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契诃夫这种政治思想的进展，在他的戏剧创作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单从他的五个多幕剧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

一八八七年，契诃夫写了第一个多幕剧《伊凡诺夫》。

一八八七年，十七岁的列宁开始在喀山大学参加革命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时拥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寥寥无几，在俄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大城市里，不过有十几个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是在一八八八年末参加喀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缓慢发展的困难时期。列宁说，社会民主党在当时正处于胚胎发育的过程。

也就是在一八八七年，民意党的恐怖派谋刺沙皇而没有成功，沙皇反动势力更加残酷地镇压进步思想和工人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出现了彷徨和动摇。

这时契诃夫虽然并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伊凡诺夫》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如果一个艺术家善于深刻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主题，他就能创造出其影响远远超出他那个时代范围的作品。契诃夫正是表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派和民粹派的代表人物，批判了旧式的活动家，描写他们极容易从热烈激奋转变到幻灭绝望的特点。这种知识分子易于激动、易于做出激烈的行动，一遭到挫折又易于消极怠惰、悲观绝望的特点，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种表现，它的根源就是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没有坚定的意志。

一八八八年，契诃夫在一封信里曾谈到这一点：“有人刚一离开学校的大门，就鲁莽地挑上了力不胜任的担子……他们演说，给部长写信，向恶做斗争，向善鼓掌……可是一活到三十岁或三十五岁，就立刻感到厌倦和无聊，甚至认为当时俄国最反动的政论家卡特科夫的意见也‘往往是对的’了。”

剧中的主人公伊凡诺夫说，从前“我是火暴性子，不怕风险……我们在二十岁的时候都是英雄，什么都干，什么都敢干，可是到三十岁就疲劳不堪，什么也干不成了。这种疲倦你怎样解释呢？”他找不到答复，他认为“是被环境害苦了”已经不能作为解释，那不过是一句陈旧无聊的话罢了。

回答应该是这样：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没有中心思想。作者没有表现出伊凡诺夫找到了这样的回答，但是读者和观众看了这个戏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伊凡诺夫爱过一个美丽的女子萨拉，他答应给她幸福，她相信了他，脱离家庭，改变宗教信仰，她被“她的牺牲重负压得渐渐憔悴”，他却厌恶了她。他说：“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什么缘故呢？我不明白。如今她在受苦，她的日子不多了，可是我却像一个最卑劣的胆小鬼那样躲开她的苍白的脸、她的干瘪的胸脯、她的恳求的目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可耻的、卑鄙的、没有价值的坏人。他苦恼着，他怨恨自己。

另一个年轻的姑娘萨霞，才二十岁，热情地爱上了三十多岁的伊凡诺夫。萨霞充满热情，充满希望，她认为伊凡诺夫是一个有知识、有才能、有理想的人，她决心跟着他走。她看到他的苦恼，她决心要治好他的苦恼，给他幸福。她要主动地去爱，使一个不幸的人得到幸福。“我愿意跟您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不但到天涯海角，哪怕到坟墓里去也成，只是请您看在上帝的分上快一点才好，要不然我就会憋闷死的……”

伊凡诺夫想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幸福，但他却没有勇气带着萨霞到天边地极去，他发生怀疑，他反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把我自己推进了一个什么样的深渊？我这种软弱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我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我简直想往脑门子里开一枪！……”

后来，妻子死了，他决定和萨霞结婚，就在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也就是他内心矛盾达到极顶的时候，他真的开枪把自己打死了。

一个没有正确理想的人，即使曾经有过幻想，但是只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活动，在一阵狂热之后，很快就会消沉下来，必然会落得这个下场。伊凡诺夫在自杀前高喊：“要知道我们人数很少，而工作很多很多！”民粹派单枪匹马地进行恐怖活动，而不联合广大群众，结果幻想破灭了，自觉软弱无能，不得不结束了自己。

在大时代的革命斗争中，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必然要走上毁灭的道路；即使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但如果把一切希望仅仅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自己的希望就难免会幻灭。萨霞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逐渐幻灭的希望。

观众看完了这出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能走他们的路！正像年轻的列宁得悉他的哥哥因参加谋刺沙皇未遂而被杀害的消息时所说：“不，我们要走的不是这条路。不应当走这条路。”（见《亲属忆列宁》）

由于沙皇政权的野蛮统治（契诃夫所有的剧本都受到检查，出版和演出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刪改）和契诃夫本人在政治认识上的局限性，《伊凡诺夫》和其他剧本都没有明白地写出革命斗争，比较尖锐的思想意识在这里只得到了隐喻的象征式的表现。我们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从社会思想意识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契诃夫在戏剧创作中所努力勾画的这条政治性的红线。

差不多过了十年，在第二部多幕剧《海鸥》里，作者又把这条红线勾画得稍微明确了一些。作者在继续探寻正确的世界观，他通过剧中女主角尼娜的嘴，说出了无论做什么事业，必须有一种中心思想，有一种信仰，否则，即使有很高的才能，工作也是做不好的。尼娜是一个演员，她疯狂地热爱一个她认为完美无缺的作家特利果陵，但是“他不相信剧院，嘲笑我的梦想，我呢，也渐渐不再相信，心灰意懒了……我变得琐碎，无聊，表演得差劲了……我不知道该把手往哪儿放，在舞台上不知道怎么站好，嗓音也控制不住。”

这位作家遗弃了她，她跟他所生的孩子也死了。她经历了许多痛苦、无数摸索和煎熬，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现在我不再那样了。我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演员，我演得津津有味，入迷，在舞台上陶醉，觉得自己出色。现在，当我住在此地的时候，老是走来走去，老是一边走一边想，我想啊想的，感到我内心的力量一天天在增长……科斯佳，我现在才知道，才明白在我们的事业中，在舞台上表演也好，写作也好，这都一样，总之要紧的不是名望，不是光荣，不是我过去想望的那些东西，而是忍耐的能力。要善于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要有信心。我现在就有信心，我并不那么难过，每逢我想到我的使命，我就不害怕生活了。”

原来追求尼娜的另一位作家——特烈普列夫，继续在追求着她。他有一定的才能，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他没有崇高的理想。他在重新见到尼娜并且听她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之后，感到悲哀，他说：“您找到了您的路，您知道您在往哪儿走，可是我仍旧在幻想和形象的混沌世界里漂泊，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目的，这有谁需要。我没有信念，也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这种醉生梦死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契诃夫也给他安排了自杀的结局。

《海鸥》与《伊凡诺夫》不同，除了描写找不到正确生活道路的特烈普列夫终于也和伊凡诺夫一样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外，还写出一个找到自己生活道路的人——尼娜，她知道为什么演戏、为谁演戏，她坐三等车，和农民在一起，到小城镇去演戏。

契诃夫以纯洁美丽却被人偶然打死的海鸥为象征，比喻有才能的尼娜遭人伤害并被遗弃。但是被比作被伤害的海鸥的尼娜，由于自己的努力，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变成了一只飞向太阳的自由的小鸟。另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自己不努力，始终彷徨于愁苦阴沉的生活中，结果变成了一只被射伤的海鸥而堕落和毁灭。

《海鸥》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生活中的转折点，从这个戏起，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天才的剧作家。但是他本人是不满于自己的成就的，他在一八九五年的一封信里说：“我是不满意甚于满意的，当我读着新写成的剧本的时候，我再一次相信，我绝对不是一个剧作家。”

契诃夫不满意自己的剧作，他严格要求自己，他甚至于把自己比作剧中的特烈普列夫。他因为不能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才能而悲哀。他曾借着特利果陵的嘴说：“我还是一个公民，我爱祖国，爱人民，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就得谈人民，谈他们的苦难，谈他们的未来，谈科学，谈人权，等等。”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契诃夫继续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一八八九年契诃夫写了《林妖》，一八九〇年把它改写成《万尼亚舅舅》。作者本人对于改写过的《万尼亚舅舅》是仍旧不满意的，搁了好久，直到一八九七年才发表，发表后各地争相上演，获得成功，出乎他的意料。

从一八九五年开始，俄国进入了革命运动的第三个时期——无产阶级时期，工人阶级已成为重大的政治力量和强有力的革命因素，但是开始于一八八九年、完成于一八九〇年的剧本《万尼亚舅舅》，过了七八年才公开演出，它的内容显然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

当时俄国乃至欧洲的知识分子正处在世纪末的颓废哀伤的情绪中，而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多少还透露着积极和进步的气息，对于当时的革命思潮不无肯定的影响。列宁看过这戏，曾极口赞美。高尔基看完了这戏，写信给契诃夫说：“我看着，竟像一个女人一样哭了……这是一部可怕的作品……是你用来敲击观众的空洞的脑袋的槌子……我不禁赞美你的天才，为人们也为我们惨淡贫乏的生活而害怕和颤抖了……”

《万尼亚舅舅》的主题是《伊凡诺夫》和《海鸥》的主题的发展，契诃夫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努力向观众说明：自己没有理想，没有远大的目的，却把理想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为了别人的幸福进行忘我的劳动，可这位“别人”其实是一个庸俗、渺小、毫无远大理想的人，这就非常可怕了。

高尔基指出这是为偶像献祭，真是一针见血的说法。从这一说法引申开来，我们就会从《万尼亚舅舅》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辛辛苦苦地为剥削人的人劳动是不值得的，这种“自我牺牲的劳动”，只是帮助了剥削者继续剥削别人。例如剧中的谢烈勃利亚科夫，他依靠别人的劳动而享受幸福，甚至要把终生为他劳动的人置于冻馁之地。因此，劳动的人必须为自己劳动，要为远大的目的劳动，自己要有正确的理想，绝不能盲目地崇拜偶像，白白地牺牲自己。

当万尼亚舅舅明白了他是为别人当牛马、浪费了自己青春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下去，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指导他，他高声地问：“我怎么过这十三年呢？我干些什么事，用什么东西来填满这十三年呢？啊，你明白……你明白，要是能用一种什么新的方式来度过我的余年就好了。……应该开始过新的生活才是……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开始……从哪儿做起……”

他从医生阿斯特罗夫那里得到的回答却是：“哎，去你的吧！哪儿还有什么新生活！我们的处境，你的和我的，都没有希望了。”

那么，怎么办呢？阿斯特罗夫把希望寄托到一两百年之后，说也许那时人们会找到幸福的方法。

悲哀绝望的万尼亚舅舅因为找不到正确的世界观，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偷了医生的吗啡，准备服毒自尽。

但是契诃夫给万尼亚安排了另外的命运：静下心来工作。这就远比伊凡诺夫和特烈普列夫进步了，而他的外甥女索尼雅的积极和热情也以更明朗的声调响彻在舞台上：“我们，万尼亚舅舅，要活下去。我们要度过许许多多漫长的白昼，许许多多漫长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地忍受命运带给我们的考验。”

但是总的说来，契诃夫由于当时在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并没有能够指出究竟应该为谁劳动，他只做到了一点：使剧中人虽然经受了那样深刻的震动，但并没有悲观绝望，而是用最大的力量迫使自己安下心来劳动，以为劳动就是最高的美德。可悲的是：他仍旧是为偶像劳动，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死后的天堂，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这辈子还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

可贵的是，契诃夫并不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被生活的阴暗攫去，而是继续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这在一九〇〇年所写的《三姐妹》里又有了进一步的表现。

《三姐妹》写作和演出的时期，已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的前夜，这时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俄国工厂倒闭了三千多家，失业者的数量增长，工人罢工运动展开，列宁在国外创办的《火星报》开始出版，为建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奋斗。一九〇二年出版了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指出党是使工人运动革命化的力量，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

契诃夫预感到革命的风暴即将来到，他在《三姐妹》里喊出了这样的呼声：“时候到了，一个庞然大物正在向我们大家压过来，一场强大有力的暴风雨已经准备好，它正在过来，已经逼近，不久就会把我们社会上的懒惰、冷漠、对劳动的偏见、颓废的烦闷一扫而空。”

这是契诃夫在一九〇〇年写的话。一九〇一年，高尔基在他所写的《海燕之歌》里，喊出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呼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这种热情洋溢的号召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绪。

在《三姐妹》里，契诃夫对于劳动有了更积极的看法。他的剧中人物土旬巴赫决定脱离军籍（并且真的脱离了军籍），到砖窑里去当工人；三姐妹中的小妹妹伊莉娜也以参加劳动为最大的满足，并且最后决定到工厂里去教书，把一生献给需要她的劳动的人；另一个剧中人物——韦尔希宁展示了这样卓越的思想：“要是有了劳动热情再加上教育，或者有了教育再加上劳动热情，那就好了。”土旬巴赫还预言说：“我要工作，再过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光景，人人都要工作。人人！”事实上，过了十七年，俄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每一个人都参加劳动了。

关于未来的展望，《三姐妹》比之前的三个多幕剧进了一步。韦尔希宁不仅说出未来的生活“会不可思议地美好，令人惊叹”，而且号召人们为那种生活作准备，“要是这种生活现在还没有，人就必须预先体会它，期待它，渴望它，为它做准备，因而必须比他的祖父和父亲见闻多，知识广”。土旬巴赫表示赞同他的话，主张立刻就为新生活的到来而工作：“即使还很遥远，现在也必须为它做好准备，必须工作。”后来韦尔希宁又指出：“我们之中许多人觉得生活十分空虚，没有希望，可是，必须承认，它还是在变得越来越明朗和轻松，看来，它变得十分光明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契诃夫还把这问题更进一步发展下去：三姐妹在遭受到个人生活中无比痛苦的打击时，并没有屈服于昏暗和绝望，而是喊出了“必须生活下去……必须工作”的呼声。她们相信：“我们的痛苦会变成在我们以后生活的那些人的欢乐，幸福和和平会降临这个世界……”

三姐妹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未来的向往和信仰上，更有力的是，大姐奥尔迦在闭幕之前喊出了要“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的呼声，她高声地说：“要是知道就好了！”

这也是列宁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怎么办”的问题，列宁回答了这个问题。契诃夫在剧本里只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能回答这个问题。契诃夫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发展，但仍不能解答应该走什么路和依靠谁的问题。然而，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戏里表现了实在无法忍受下去的生活，必然会促使读者和观众积极地向往革命的道路。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在国外的列宁从报上看到《三姐妹》演出的盛况，极为注意，并写信到莫斯科问他的母亲：“契诃夫的新剧作《三姐妹》怎样？”

契诃夫在一九〇三年写的《樱桃园》是独创一格的抒情喜剧，他表现了“今天的俄罗斯”，又写出了“明天的俄罗斯”正要和“昨天的俄罗斯”告别。他在写这剧本的时候，疾病已很严重，但并没有给剧中人物染上悲观的色彩，全剧始终是以乐观的调子来处理“可怕的悲剧”和“愉快的喜剧”的。

即将来到的革命的风暴，将结束黑暗的、痛苦的过去，并将展开光明的、幸福的未来，一种大变革的预感充满着契诃夫的心灵，他在《樱桃园》里提出了要清算过去的生活。他说，美丽的樱桃园是园主过去剥削许多农奴、用农奴的血栽培起来的，现在每一片樱桃树的叶子都有农奴的灵魂，在张望着农奴主的后裔。“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倘要在现代生活，我们就非补偿过去、清算过去不可，倘要补偿，只能忍受熬煎，不放松地、不间断地去工作。”

契诃夫认为，旧的一切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破坏旧的，才能建设新的。美丽的樱桃园代表旧的俄国，应该完全抛弃它，建立新的大花园：“整个俄罗斯就是我们的花园。土地辽阔而美丽，其中有许多美好的地方。”

于是，我们在戏将闭幕的时候，听到后台传来斧子砍倒樱桃树的声音，预示着旧生活的终结、旧俄国的毁灭。

也就在快要闭幕的时候，剧中人物还意味深长地说道：“别了，旧的生活！”“欢迎你，新生活！”

写了赞美新生活的《樱桃园》，契诃夫却没有来得及看到新生活，也没有看到他所欢呼的俄国第一次革命，便不幸去世了。

契诃夫在写这些热情洋溢的剧本时，已经感觉到他所表达的思想、他所描写的人物是落后于当时的形势。他在一九〇〇和一九〇一年就曾对高尔基说，他不满意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我觉得，现在需要写的不是这样，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别的东西，另外—些严肃而正直的人。”

一九〇一年高尔基写的第一个剧本《小市民》里出现了工人尼尔的形象，契诃夫看到后非常兴奋，他写信给高尔基说：“尼尔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必须把他的时间加长两倍至三倍，用这个角色来结束全剧，使他成为主要人物。”

写严肃的革命者，写有力的工人，写革命事件——这是契诃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的热烈愿望。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就是写的一个少女撇开家庭，废除婚约，从一个小城市投奔当时革命中心的彼得堡的故事。原来在小说里是写少女投奔革命，由于作家魏列萨耶夫劝告说这样的少女不会这样投入革命，契诃夫才把她写成到彼得堡去求学。不过，契诃夫在当时曾回答魏列萨耶夫说，奔向革命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

是的，契诃夫循着自己的道路走向革命，用他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形式为革命服务，在使俄国人民群众革命化的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不成熟的时代出现不成熟的思想。契诃夫生在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缓慢形成的时代，他虽然努力追求革命真理，但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革命世界观，没能找到透彻的革命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从契诃夫独创的、造诣很高的几部戏剧作品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政治性。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他所描写的旧社会、旧人物的阴暗的一面，而忽略了占主导地位的光明的、乐观的、革命的一面，那就找不到正确的尺度来评价他的作品了。

林陵

注释

[1]此篇前言是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撰写的序，这次选用，个别地方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