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我讨厌旅行”，半个世纪以前结构主义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如是说。但正是讨厌旅行的列维-斯特劳斯因其讨厌的旅行而缔造了经典名篇《忧郁的热带》，成就了人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姑且不论旅行与旅游的区别，他所讨厌的并不是旅游本身，而是旅游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和包袱。大多数作为游客的外来人到达一个旅游目的地后，不是疾呼“上当受骗”、“再也不想来了”之类的抱怨话语，而是想要真正体验在异域环境中自由自在而又具有尊严的生活，过一种短暂的“诗意地栖居”生活。

“碧山计划”是2011年6月由欧宁策划的知识分子在安徽乡村地区共同生活的实验，意在探讨徽州乡村改造和乡村重建的可能出路，并探索一条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因其携带有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想情结和乌托邦在乡村社会的一厢情愿，故而备受争议。关于“碧山村要不要安装路灯”的争论：村民们非常希望有路灯，否则泥泞的夜路没法出行；而外来诗人和游客却认为，有了路灯就看不到星星了，破坏了乡村的诗意。“碧山计划”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单向度的旅游设计叙事系统，殊不知，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否能够代表旅游者的真实需求，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兴起的新旅游者或者乡村旅游者。而这类群体往往被误导性地贴上机械的怀旧复古、回归自然和欣赏落后的标签，“越是落后的，就越对他们有吸引力”这是对其的误导和歪曲。乡村旅游者被深刻地打上了后现代社会的印痕，但其绝对不是一种呆板地遵从传统的机械主义者，其乐意追求的也非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一种流动的传统，而非静止的文化和板结的传统，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精髓的欣赏和尊重；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而是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高度和谐的回归自然和田园的生活方式；他们并非各玩各的，而是期待和寻找主客互动，是对地方的高度认同和对当地特色的保护；他们强调一种多元异质的主观体验、感悟和认知，认为旅游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发现和自我认知的过程。“碧山计划”则有意扭曲了真正乡村旅游者的真实需求，只是一种自说自演的精英筹划而已。

近期发生的“峨眉山景区村民阻路维权事件”起因于企业和政府等外来力量控制景区发展，村民在旅游开发和发展中始终处于利润分配的最低端。这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城市化和开发方式的经济独裁化，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村民则被排斥在边缘，成为观望者和迷茫者。而生活于当地环境中的人才是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真正主人，村社规则、仪式活动、风俗习惯等都是当地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凸显出逝去的祖先、现在的我和未来的子孙的绵延感。乡村旅游的核心是当地的文化或族群生活的方式，而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缺场将会导致文化彻底丧失意义，而文化又在不断地形塑生活在其中的人。产销合一和人景合一，这也是乡村旅游者所真正追求的一种境界。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维持一种“去中心化”的他者形象，是旅游目的地能否具备长期吸引力的关键。

旅游涉及游客、当地人和设计者，这就给乡村旅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游客而言，要减轻其在旅游过程中的负担和压力；对于当地人而言，要合理分配利润和保护当地传统文化；而对于设计者而言，要设计一条既符合产销者需求又能符合自身利益的旅游发展之路。那么，什么样的乡村旅游才是真正的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这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元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本书从“乡村旅游是什么”的本质命题出发，提出“制造景观”概念，围绕“景观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一核心命题，指出当前乡村旅游开发是在“他者文化是可以消费的”这一观念下制造出的一簇簇旅游景观，旨在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及文化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为何以及如何演变为一种制造出来的旅游景观，即景观制造的原因、过程、机制及后果。本书重点在于探讨一个特定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权力、资本和地方的关系，商品、景观与文化的关联及乡村旅游的本质。本书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反思乡村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核心主题仍然指向文化商品化论题，但克服了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二元性和研究内容上的“弱介质化”和“行动者缺场”的局限。因此，旅游介质和行动者这两大视角使具有行动者意义的文化商品化研究成为可能。此外，笔者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