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本书对此进行归纳整理，以期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思路的形成提供有益借鉴。
2.2.1 财政支农政策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5方面的研究：一是财政支农必要性和动机的相关研究(P.G.James,1970; Kym Anderson & Yujiro Hagami,1985；金峰峰，2000；鲁德银、雷海章，2002；马晓河、蓝海淘，2002；莫光政，2004；何平均，2006；丑洁明，2009；何平均，2009)，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必要性和动机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财政支农政策有其必要性。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动机也比较一致，主要集中于弥补农业比较收益低、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增长、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价格等。有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必要性和动机的相关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有益的理论支撑。二是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相关研究(陈池波，2003；黄小舟，2005；刘汉屏，2006；徐俊强、郭善民，2009；李勤炜，2005；林亚括，2009；王丽丽，2008；陈其清，2007)，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结构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偏小，投资总量不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但优化方向研究结论略有不同。有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相关研究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有益的研究基础。三是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相关研究(聂勇、陈池波，2008；李海军，2009；席元香，2004；张洪军，2005；赵林、张鹏，2009；夏立本，2006；戴尚峰，2007；蔡农，2008；戴旭宏，2010)。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有效管理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需要规范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并提出多种规范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使用的对策建议。有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有效管理的相关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四是财政支农效率(效益、绩效)相关研究(Ievitt & Joyce,1989; Dimitris Dieosavvas,2002；徐芳、星焱，2010；李燕凌，2008；赵璐、吕杰，2011；李燕凌、欧阳万福，2011；黄小平，2008；余凌，2012；刘穷志、卢盛峰，2009；封明川、吴平，2009；齐福全，2010；尹孝凡、吕杰、王超，2010；何军、胡亮，2010；林森、张亚斌，2011；谭晶晶、向萍，2008；王建兵，2001；殷筱琳、雷良海，2010；宋志华、韩亮亮、李凯，2011)。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效益、绩效)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现阶段我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支出效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提高。并对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效益、绩效)的有效评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主要是基于相关指标，基于一定的定量研究方法[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数据包括分析(DEA)等]、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并针对如何提高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效益、绩效)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五是财政支农政策对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财政支农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部分学者对财政支农政策与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得到的结论有单向和双向差别。大部分学者(吴庆田、方倩，2012；李冬梅、李桂保，2012；吴艳、王林萍，2013；杨峰，2012；高峰、徐界华、赵礼恩，2010；胡春阳、汪上、李强等，2012；邢艳霞、王中博，2011；孙文祥、蔡方，2005；王擎、魏朗、张期翔，2007；魏朗，2007；申小莉、安龙送，2007；陈灿煌，2009；蔡高明，2009；李杨，2010)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鼓励提高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相反的研究(范东君，2011；王倩，2010；熊吉峰，2008)，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原因在于很多制约因素的存在。
其中，国外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农业补贴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重商主义者就主张由国家来干预经济生活、管制食物价格、奖励人口增加。国外学者对农业补贴存在着不同观点，主要集中于5方面的研究。一是农业补贴必要性研究。詹姆斯(P. G. James,1971)、麦克卡拉(A. F. Mccalla,1985)等人都在各自的专著中，对农业补贴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明确指出应该对农业给予补贴。二是有关农业国内支持水平的衡量方法。主要有农业名义保护率，农业有效保护率，生产者支持估计和消费者支持估计，以及设计的用于衡量成员国的农业支持水平的综合支持量4种方法，这也是国际贸易谈判削减国内支持的主要指标依据。百丽·巴拉萨(Bele Balassa,1965)提出了名义保护率，T.Joling于1993年提出了生产者补贴等值。三是农业补贴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莫亚和若陵(Moyer & Joling,2002)指出欧盟在农业补贴过程中，存在着套取补贴的现象。奥肯登和富兰克林(Ockenden & Franklin,1995)甚至认为欺诈行为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四是有关农业补贴福利效应的分析。其中主要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即以Bhagwati(2004)为代表的农业补贴将使全球净福利增加的观点；以Paiva(2005)为代表的农业补贴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观点；以Koo & Kennedy(2006)为代表的农业补贴导致农产品出口国经济福利净损失，但是对进口国有利的观点。五是对农业保护的政策工具所产生的效应进行了比较。实施农业保护的政策工具有很多，主要包括以关税政策、进口配额政策为主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国内各种农业补贴政策为主的国内支持以及出口补贴，通过比较研究，各种农业保护政策工具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区别。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干预，将会产生无谓的损失(Gardner,1990)，加重环境污染(Chris Edwards,2009)。六是对农业补贴效果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农业补贴对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社会福利、居民健康、生态环境、农民收入、能源危机等方面的影响。Sumner(2008)、Dalibor Rohac(2011)认为农业补贴实际上是将财政收入转移给农场主，不能有效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Julio Godoy(2008)提出农业补贴提高了小麦、玉米的产量，有效地缓解了粮食危机。
国内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7个方面。一是实施农业补贴必要性研究。主要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财政学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等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二是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剖析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效率、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对策及建议。三是对具体补贴项目或各种补贴方式的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从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角度进行研究。四是对国外农业补贴及其经验借鉴的研究。对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和借鉴。
2.2.2 农户行为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户行为的研究理论主要分为四大学派：理性小农学派、组织生产学派、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以及社会心理学派。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农户的生产行为是理性的，农户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有效率地分配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并且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变化，通过权衡长期利益和风险因素，而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并选择相应的生产行为(Popkin,1979)。组织生产学派以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为代表，他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农户的生产活动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需要，并非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换言之，农户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农户行为选择的标准是宁肯选择收益低但稳妥的策略，也不会冒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Scott,1976)。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有着不同的经营目标，单纯地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农户行为是不科学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依据不同的经营目标逐渐将农户分化为经营式农场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不同层次的农户的经营目标不同，对待风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经营式农场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主要的经营目标；而均衡辛苦劳动付出和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是中农最主要的经营目标；半无产化的小农最显著的经济行为则是有效地维持生计(黄宗智，2000)。社会心理学派主要包括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Fishbein & Ajzen于1975年提出理性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个人行为的直接要素，而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Willock, Deary & McGregor et al(1996)认为研究农户决策行为除了要考虑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外，还应该考虑其他方面的可能对农户行为产生作用的有效变量，因此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特征变量和外在环境变量。Ajzen(1985)对理性行为理论加以延伸，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进而形成了计划行为理论。
国内对农户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不同领域的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农户作为生产者和决策者，农户的行为必然直接左右农业生产的变动，影响实行农业政策的效率。因此，根据农户行为研究农业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农业问题的重要方式和基本内容，对于我国农业，则更具现实意义(洪民荣，1997)。近10年来，我国农户行为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集中在农户生产技术选择、农户金融行为选择、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组织行为选择等研究领域。我国农户行为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我国农业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紧密相关，特别是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及的相关内容，必将成为一个时期的研究热点。农户行为的研究与国家政策导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农户行为研究热点的变化也呈现出一定的政策导向规律。在研究中应该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高研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朱美荣，2015)。二是研究方法的运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Probit模型等成为研究农户行为的主要方法，实证研究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三是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池泽新(2003)认为，农户行为受农产品商品率、兼业程度、资产专用性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产品市场结构和农户行为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它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农户行为与价格机制调节方向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不一致性。张兆同、李静(2009)通过对江苏苏北地区农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不大，而市场需求与价格，生产成本与资本拥有和可获得性，熟人、朋友、亲戚行为的影响，传统种植习惯和从众行为特征等是其决策时相对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集中性生产限制因素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因素。逯志刚、王志彬(2011)认为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农户种粮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中某一项或几项因素。依据主要影响因素的不同，可将农户的种粮行为划分为经济型、保守型、顽固型、激进型、无奈型和娱乐型等类型。童毅(2014)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视角，利用农户行为模型，建立农户经营规模决策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农户经营规模决策行为的因素。结果显示，是否拥有农业机械、家庭经营主业、农业补贴收入、水稻亩均产量、种植水稻的劳动时间、户主是否接受过非农就业培训、非农就业净收入、当地非农就业机会等因素对农户经营规模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2.2.3 农户认知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研究在认知层面上影响农户行为的因素。Leewuis在其著作《乡村创新传播》中提出“个体行为基本变量”模型，该模型着重指出认知在改变农民行为中起了重要作用。改变人们的认知和思考方式是改变人们行为的首要条件。从认知的角度考虑，农户对自身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环境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压力的认知与判断、对参照评估框架的认知和判断是影响个体农民行为的4个基本变量(Leewuis,2004)。David(2003)认为，个体农户采纳农业创新系统需具备3个必要条件：对创新的认识，对创新的可行性、实践性的认知判断，对创新是否能帮助农户实现目标的认知判断。Anthony Glendinning对印度东部粮食产区的技术推广传播模式以及该传播模式如何影响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采纳方式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态度是其技术采纳行为的决定性因素。Adesina(1995)对非洲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非洲农户对新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观偏好是影响其是否决定采纳农业生产新技术的主要因素。Keith O. Fuglie(2005)从技术采纳的角度研究农户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他对美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采纳与技术扩散进行研究后，认为农民受教育程度、土壤肥沃程度、农场规模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土壤营养检测、综合害虫管理、保护性耕作这三种技术的扩散方式，不同的农场规模、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土壤肥沃程度会使最好的农场与最差的农场之间的技术采纳行为相差20年左右。Boz & Akbay(2005)以土耳其农民对玉米新品种的采用为例，对玉米新品种的早期采用者、晚期采用者及非采用者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显示早期的玉米新品种采用者比晚期采用者和非采用者在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农场规模、距离乡镇的远近、对意见领袖和推广人员的利用、机械化水平、信贷和农业投资等方面拥有更好的条件。
国内学者关于农户认知的相关研究领域较广，冯忠泽、李庆江(2007)在对全国7个省份9个地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广大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可追溯意识较差，对有关农业投入品合理使用规定及符合标准的生产操作规范不了解，急需政府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农户的农产品包装标识、打造品牌的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并需要政府对农产品标识标注进行规范；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主要与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状况有关。罗小锋(2010)应用来自9省共131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Ordinal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对生产中的科技作用的认知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农户对农业生产中的科技作用的认知还不强；第二，农户对科技作用认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是否有专业技能、家中是否有干部、耕种面积、是否参加过培训、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邢美华、张俊飚、黄光体(2009)以未参与循环农业的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环保认知，并运用排序选择模型就影响其环保认知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未参与循环农业的农户的环保认知还比较弱。其中，多数农户会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仅有的环保行为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研究还表明，信息获取渠道是否畅通、户主性别是影响农户环保认知度的重要因素；是否有非农收入、地理区位、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户主年龄等因素也对农户环保认知有较明显的影响。吴林海、侯博、高申荣(2011)以江苏省3个地级市的6个县(市、区)的241个分散农户为样本，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除家庭特征对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影响难以测度外，地域的差异性以及农药施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接受外部培训、对粮食安全性的认识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徐欣、胡俞越、韩杨、王沈南(2010)基于北京、河北、河南、吉林、山东5省(市)328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户对市场风险的感知、对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户下一年种植决策的首要因素，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首要风险；受各种现实因素限制，加之政府对农户如何规避市场风险方面的培训力度不够，农户普遍缺乏主动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对于市场风险规避工具之一的农产品期货，农户认知度很低，认知渠道也非常单一；影响农户对农产品期货认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对市场风险的感知、种植规模、有无外出务工经历、所在地区距离期货交易所的远近等。
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一致结论显示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总收入等农户个体特征因素是影响农户认知水平必不可少的因素。
其中，基于农户对农业相关政策认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李普亮、朱永德(2006)对现阶段农户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政策、“免费”政策和“两免一补”政策的认知状况进行研究，仅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农户对义务教育政策认知的因素，从农户的政策认知能力、政策关注程度和政策认知渠道三个视角阐释了当前农户政策认知水平的制约因素。杨维鸽、陈海(2010)为深入了解农户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知和态度，研究他们受影响的因素，对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镇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仅从个人经济收益角度对退耕政策持积极态度；农户年龄、文化水平、退耕面积、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对退耕政策认知和态度的显著因素。吕晓、肖慧、牛善栋(2015)以山东省264份农户调查问卷为依据，分析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现状，运用SPSS软件对农户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相关土地政策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不同类型农户对同一政策以及同一类型农户对不同政策的认知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年龄、性别、家庭总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对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度产生较大影响，且对不同政策的认知影响程度有明显差异。当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与政策目标相一致时，才能促进土地政策整体效率的有效发挥，从而才能保障农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董德坤、沈飞、谷树忠、周洪、胡咏君(2012)认为，从农户对“30年不变”土地承包政策的认知度来看，多数农民赞成这一政策，但更倾向于“公平”的土地分配方式，同时农民对这一土地承包政策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并不肯定。在影响农民对政策赞成与否的各因素中，集体土地调整、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承包土地面积、出租土地面积、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家庭农业户口人数、是否村干部户、租入土地面积呈负向影响。魏茂青、郑传芳(2013)利用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对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的认知情况，发现农户对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内容的认知度不高，农户对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出现分化，政策的宣传和执行落实力度对农户认知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基于此提出政府应对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加大宣传和执行力度以及提高粮食主产县的农资综合补贴力度等政策建议。潘林、郑毅(2013)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分布式认知理论分析了农民对新农保政策认知的过程，并结合在安徽省霍山、蒙城、和县和广德四县的实地调查资料建立了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农民对政策认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所选择的11种影响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政府对政策宣传的重视程度、保险养老观念和养儿防老观念这5种变量对政策认知有着显著的影响。王炜、曹晓敏(2014)通过对黑龙江省5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农户对政策感知程度与科技政策激励效果和政策预期目标实现的关系，以此分析影响农业科技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对现代农业科技政策理解程度越高，对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越有激励作用。因此，应通过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完善农产品市场机制、优化农业的科技发展环境等措施，提高科技政策的激励力。仇胜昔(2014)认为我国农户对政府出台的多项支农惠农政策普遍不太了解，认知度偏低，很大一部分仅停留在“知晓度”层面。由于知识缺乏、能力有限、信息不足等局限性，农户对政府农业政策的认知度普遍存在差异。农户的行为决策主要受当时主观认知的直接影响，提高农民对农业政策的认知度旨在指导农户对政策的正确理解与应用，加强对农民认知规律的研究是深入认识农民行为本质的有效途径。本书通过农户行为理论结合认知经济学分析了农户认知对农业政策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推广农业政策时要加强对农民政策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农业政策认知的政策建议。王志刚、吕杰、郗凤明(2015)建立Probitt回归分析模型，利用辽宁省408户样本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区大多数农户对循环农业的认知度还比较低，仅有13.73%的受访农户参与了循环农业工程，循环农业工程建设还有待深入。研究还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家庭人均年收入、循环农业认知度、技术指导、信贷支持是影响农户参与循环农业工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文章认为要提高农户对循环农业工程参与程度，应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农户对循环农业认知度，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强农户循环技术指导和培训，加大循环农业资金投入和财政支持力度。
2.2.4 农业相关政策与农户行为
涉及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孔玲(2006)认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施直接补贴方式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再承担按照政府制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的义务，政府也不再对其进行补贴。政府所承担的仅仅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数额，这样，政府的负担会大大减轻。李国祥(2009)认为，发挥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托市作用，确保广大种粮农民成为最低收购价格的最大受益者，可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实现粮农增产增收。
刘克春(2010)根据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对当前在国家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下的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农户粮食生产收入预期是决定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中介变量；政府实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调节了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提高了其粮食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则负向地调节了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吴连翠、蔡红辉(2010)通过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理论模型，考察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粮食补贴政策在动态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土地投入”激励效应。曹光乔、周力、易中懿、张宗毅、韩喜秋(2010)利用Probit、DEA和Tobit方法实证分析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户购机决策、行为及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和合作社经历是农户购机决策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户会受文化水平不高、基层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引导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而做出从众决策；经济发达地区、资金充裕的农户往往更可能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种植规模较小、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较多和融资能力较弱的农户容易受补贴政策的引导而选择购买补贴农业机械。吴连翠、陆文聪(2011)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塘溪村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数学规划方法，构建农户模型，并根据调查地区的现实状况，设置补贴强度、农资要素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等情景条件，模拟研究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情景条件下对农户粮食生产和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增收效应与农产品价格变化呈现正比关系，但与要素价格变化呈现反比关系，且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的负面影响明显超过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助于发挥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和家庭增收的乘数效应。彭克强、鹿新华(2010)基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统计数据，对财政支农投入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展开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两者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状况。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农投入有助于推动粮食生产发展，其中除支援农村生产及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对于粮食生产具有负效应之外，其余财政支农投入对于粮食生产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效应；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农投入的应急性特点和工具化倾向造成其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政策效果不佳，其中支援农村生产及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于粮食生产发展具有较明显的滞后正向效应，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粮食生产仅具有微弱的积极作用，农村救济费不是粮食增产的短期原因。江喜林(2013)构建农户粮作经营模型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综合性收入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促进作用甚小，而生产性专项补贴和粮食价格支持则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尚未达到以收入补贴为主的阶段，粮食补贴应定位于生产目标而非收入目标。相应地，粮食补贴应以生产性补贴为主，且补贴目标应瞄准粮食生产户，补贴方式应与农户生产决策挂钩，补贴资金的配置应逐步向种粮大户倾斜，以适应粮食生产规模化的发展形势。
涉及政策认知与农户行为的研究，康小兰、申云、朱述斌(2012)应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计量方法对林农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与响应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改程序相对比较规范民主，但农民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仍然有限；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实施到位率比较高，但“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配套改革政策实施进度缓慢，农民对配套改革政策实施的响应度不高；农户对林改政策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政策信息渠道是否畅通是影响农户的政策认知与响应程度的关键因素；林改政策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程序透明度是影响农户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的又一关键因素。金刚、柳清瑞(2012)分析了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和政策认知度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东北地区调查样本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在较高的政策认知条件下，“差别化”的财政补贴方式比“一刀切”的方式更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选择的缴费档次。王兰鹏(2012)认为，农村公共政策是否合理以及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的认知和感知是否准确，都会直接影响其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涉及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及影响因素与农户行为的研究，王勇、骆世明(2007)认为农户的认可或接受意愿决定了农业政策能否落实，农户的决策及投入行为决定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农户的认识和经营模式决定了农业生态状况。刘小春、翁贞林、朱红根(2008)基于江西省312户种粮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对农业补贴扶持政策的认知特征及农业补贴扶持政策对种粮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扶持政策向种粮农民传达了一种国家重视粮食生产的强烈信号，但各项政策对农民的具体生产经营行为影响不大，没有消除种粮农民对种植粮食的各种担心。翁贞林、熊小刚、朱红根、刘小春(2008)基于江西15个粮食主产县120户种稻大户的问卷调查，在分析种稻大户生产经营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其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特征、行为意愿。结果表明，总体上种稻大户的粮食补贴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应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构建对种稻大户的补贴机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等。郗静、曹明明、陈海(2009)调查了米脂县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度与行为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Logit模型进一步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度(包括对政策的认知、判断和意愿)与其具体的行为选择存在群体的一致性和个体的差异性；耕地收入、副业收入、打工收入、户主年龄、是否种植经济作物、行政村是否有后续产业因素是退耕还林政策影响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主导因素，同时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具有差异性。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政府制定的相关惠农政策对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十分重要。冯娜娜、沈月琴、曾程(2014)基于浙江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对森林抚育补贴政策的认知和满意度，并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森林抚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的逐渐推进过程中，农户对森林抚育政策方面的认知与评价对农户参与森林抚育的意愿有主要影响。其中，农户对森林抚育必要性的认识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逐渐加强；满意度和是否有滥砍滥伐现象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始终有显著影响。陈美球、钟太洋、吴月红(2014)运用以“江西省农业补贴与农户耕地耕种变化”为专题调研的390份问卷，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提高农业机械化、推广低毒农药的使用、促进先进农业技术的运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劳动力投入天数、农田基础设施投入、种植绿肥面积和施用农家肥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粮食直补对促进低毒农药的使用和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兼业农户使用低毒农药的影响远大于专业农户，对专业农户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要大于兼业农户；良种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使用先进农业技术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兼业农户；农机具购置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农业化水平提高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兼业农户。杨国强、殷秋霞、郭锦墉、刘滨、肖芳文(2014)利用江西省231个稻农调查样本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影响稻农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并侧重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稻农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对稻农土地流转意愿的积极影响不大，稻农对农业补贴资金的用途各异，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补贴资金不用于水稻生产的稻农的土地流转意愿几乎无积极影响，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稻农的能力禀赋、社会经济禀赋、目标禀赋和外部因素均对稻农土地流转意愿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刘滨、康小兰、殷秋霞、黄敏(2014)根据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对当前农业补贴政策下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的种粮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补贴政策、交通资源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粮食收入占比、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种粮的主要因素；交通区位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经济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扩大种粮面积的主要因素；当前国家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正向调节了耕地资源丰富且以粮食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的种粮决策行为，提高了其种粮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种粮面积的扩大；在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农户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和补贴方式是影响农户种粮决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