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过客》一篇是最能说明鲁迅先生这时期的感受、矛盾和不断迫求的态度的。“过客”这一形象的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自己当时的感受和情绪。他“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向着“似路非路”的前面不歇地走去；尽管十分劳顿，但绝不能回转，因为“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他极端憎恶这些，绝不能与之作任何妥协，而且“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使他不能停歇下来；因此尽管“力气太稀薄”，而且不能肯定在前面催促他的声音的性质和前面究竟是什么所在，但仍然一个人“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这一形象的对过去憎恶之深切和对前途迫求之坚定，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但他孤独、困顿，而且不能肯定前面是什么所在和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也许没有力气再往前走而竟然止于坟前，但这些都不能使他停歇下来，他必须向前走。这其实就是鲁迅先生当时的实际感受，《野草》中的好些篇都含有这样的内容。如果竟然半途停止下来呢？这个老翁的形象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与小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相类似的人物，他也熟悉走过来的地方，前边的声音也曾叫过他，但他终于休息了，于是就再也听不到前边有声音叫了，他只知道前面是坟了。我们知道吕纬甫早先也是勇敢地参加过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但后来变得悲观颓唐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休息下来了，于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在小说和在散文诗中一样，鲁迅批判了这种屈从于黑暗势力的性格，他是一定要向前探索和迫求的。至于那个女孩，则像鲁迅在别处所说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她看到的不是坟，而是野百合和野蔷薇，她目前是很难理解现实的严酷程度的。

从《过客》中可以看到鲁迅的与旧的彻底决裂、不顾一切地向前迫求的精神，但同样也看到了他的困顿和孤寂的情绪，而从根本上说来，像这样坚定勇敢的战士而有时竟然感到困顿，那正是因为他处于孤军作战的孤寂状态的缘故。所谓“孤军作战”自然是指作者主观上的感受，实际上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形成很大的社会力量，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无论在目标上或方向上，都与鲁迅在北京所进行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一致的；而且既然都是整个人民革命力量的组成部分，客观上也不能彼此不发生联系和互相支援的作用。因而从整个革命斗争的形势说来，尽管黑暗势力还仍然十分强大，但他并不是处于孤立的“游勇”状态。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会有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呢？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以后，革命的文化战线还没有像后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那样的形成自己的强大的队伍，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鲁迅自己当时思想上有弱点，他还不能准确地估计当时各方面的革命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瞿秋白同志所分析，一方面鲁迅的“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串着他的各个时期”，而且“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这两方面的矛盾其实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个性主义的思想负荷，才使他在战斗中感到了孤独和空虚，使他对于革命的前途未能充分肯定，对于革命的动力缺乏真实的估计。譬如对于“新的战友”的寻求，他这时是把注意力更多地着重在青年身上的；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青年知识分子富有朝气，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旧的负荷比较少，因而易于接受革命思想，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他们本身的弱点很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锻炼和改造，是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来担负中国革命的重任的。因此后来在他目睹“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之后，就“思路因此轰毁”而且终于从事实的教训中明确地提出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结论。

但在写作《野草》的时期，他的心境的确有如《过客》中所表现的那样，是免不了有“孤军作战”的悲愤之感的。《复仇（其二）》一篇就借着以色列人迫害耶稣的故事，沉痛地描写了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的遭遇和心情。而这心情又是和改革者对于周围人的看法相联系的；他感到“四面都是敌意”，自己也要被钉死了，但他“玩味”周围的人，“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这当然也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复仇》第一篇更强烈地批判了那种缺乏热烈的爱憎而习惯于持旁观态度的人们，他自己说这篇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而作的；两篇都充满了愤激的情绪，这由《复仇》的题名也可以看出来，而这正是作者当时的孤寂心情的反映。他后来曾自述这一篇：“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目《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这是1934年写的，观点与前不同，他指出了那“不过愤激之谈”；但这种愤激情绪却是由来已久的，小说《示众》中看客无聊的围观，《祝福》中鲁镇人们对祥林嫂的痛苦的咀嚼，以及《阿 Q正传》中人群麻木冷漠地鉴赏阿 Q示众的“盛举”，都是鲁迅一向感到悲愤的现象。他曾沉痛地说，不觉悟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并说：“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由于过多地看到群众身上的精神创伤，而对他们的“革命可能性”估计不足，是鲁迅早期一些杂感中往往有的缺点，这种缺点正是由个性主义的思想负荷、由孤独感而来的一种愤激痛苦的情绪产生的。这种情绪在《这样的战士》、《颓败线的颤动》、《死后》等篇中都有所流露。

鲁迅在战斗中由于尚未能充分肯定理想和前途，由于感到黑暗势力强大而自己处于“游勇”状态，更重要的，由于已经感觉到自己思想中存在着矛盾，因此在他与敌人进行战斗的同时，他也不断解剖和批判自己思想中的一些空虚阴暗的情绪。他并不认为他所有的或一心绪的波动都是对的，反之，他努力思索、解剖、批判那些他自己也感到的思想上的矛盾，努力求得有利于战斗的解脱，而这正是促进他后来思想飞跃的重要原因。《影的告别》和《墓碣文》两篇就表现了他的这种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自我解剖和批判，而且是十分认真严肃的。前者中有影对形的言词，后者中有“我”与死尸的交晤，文章中所表现的两方面的感受态度有所不同，但又同为作者的诗的抒情，即皆代表诗人的思想情绪的一面；作品解剖了这种矛盾，并努力批判那种空虚阴暗的思想；这两篇是可以深刻的说明鲁迅先生当时的思想实际和自我解剖的内容的。“影”来告别时说出了许多话，他告别的对象是“人”，就是“形”；“形”在这里没有说话，但他显然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战斗者；他是属于影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的“你们”中的一员，他对“将来的黄金世界”是肯定的。形影本来是应该不分离的，但影竟然要告别了，他感到“不愿仿徨于明暗之间”，又不能肯定“是黄昏还是黎明”，而他的命运只是或被沉没于黑夜，或被消失于白天，他所有的只是“黑暗和虚空”；于是他愿独自远行，沉没于黑暗。以形与影的不同想法来写自己思想矛盾的在中国有很老的传统，陶渊明的《形影神诗》三首即其一例，其中《影答形》一首即记影对形所说的一番话。这里影所说的当然是作者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想，而且显然成了形的战斗的负荷，作者并未否定黎明或白天的到来，但也未能充分肯定，而是“仿徨于无地”。这就是说，他一方面在战斗中有“黑暗和虚空”的感觉，一方面又愿意与之分别，使黑暗消失于白天，虚空不占于心地。这种“黑暗和虚空”的思想在《墓碣文》中表现得更其阴郁，那墓碣阳面和阴面的残存文句所表现的极端虚无的思想是属于那个死尸的，他何以如此则虽“抉心自食”也难知“本味”，这种思想在一个战士身上只能是一时的波动，它和战斗实践当然是矛盾的；作者在深刻地解剖这种思想之际，不只以死尸的形象和剥落的墓碣刻辞来表现作者的批判态度，而且最后的文句是：“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迫随。”他是努力要克服矛盾并与这种虚空思想决绝的。这两篇作品中所写的虚空阴暗的思想本身当然是不健康的，但作者是以一种自我解剖和批判的态度写的，而并非赞扬它；虽然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到达马克思主义的高峰，因而这种思想矛盾还未能获得真正解决，但他感觉到自己思想中有矛盾并努力排除一些阴暗的情绪，正预示着在他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另外《腊叶》一篇，作者说“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据孙伏园先生回忆，《腊叶》中也是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思想矛盾的。作者曾对孙伏园说：“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很。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等却是无关宏旨的。”这里是日常谈话记录，如与其他各篇参看，则所谓矛盾的内容实质上仍然是与前述情形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