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事实材料间性关系研究

第一节 流传学

一、流传学的渊源、定义与特征

（一）渊源

流传学（Doxologie）也称为誉舆学、际遇学，与媒介学、渊源学一同并列为影响研究的三大传统模式。“Doxologie”最初是一个宗教术语，指礼拜仪式上歌颂上帝荣耀的赞美词。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在他的理论著作《比较文学论》中首次将“Doxologie”沿用到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中来，因此流传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比较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的“法国学派”。

法国学派以巴尔登斯伯格、保罗·梵·第根、卡雷、基亚等法国巴黎大学的教授组成，提倡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因此也被称作“影响研究学派”。在《比较文学论》这部被公认为“第一部全面介绍法国比较学派理论观点”的著作中，梵·第根对比较文学“一般的原则与方法”作了相应介绍：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并对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及路线三要素——起点“放送者”、到达点“接受者”、媒介“传递者”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梵·第根认为：“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是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成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同时，梵·第根建议采取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达到这一目标：一是考察“经过路线这对象本身”，即发生影响的东西，尽可能多地搜集以“文学假借性”（“文体”、“风格”、“题材”、“思想”、“情感”等）为共同因子的文学事实；二是研究“经过路线是如何发生的”，而这一点相对于第一点来说更为重要。为此，梵·第根提出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影响的经过路线”，从而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分为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三种基本模式，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是流传学，又称作“誉舆学”，研究者立足“放送者”的立场，关注影响的“终点”，研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种文体在外国的成功；其次为渊源学，研究者立足“接受者”的立场，关注影响的“起点”，寻找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受到哪些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最后为媒介学，研究者立足“传递者”的立场，关注影响的“媒介”，考察文学跨疆界产生影响的媒介和手段。

（二）定义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指出：“一位作家在外国的影响之研究，是和他的评价或他的‘际遇’之研究，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竟至这两者往往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研究称为誉舆学。”日本学者大冢幸男（Yukio Otsuka,1909—1992）则引申为：“誉舆学是一门研究作为发动者的某个作家在国外受到人们如何对待，对外国作家、文学流派及文学样式产生怎样影响的学问。用比较文学的术语讲，所谓舆誉学，就是探索、研究作家的成就、命运及影响的历史。”因此我们说，流传学是以文学影响经过路线的放送者为起点，探究一国文学、流派或思潮、作家及作品在他国的声誉与成就，旨在寻找作为影响终点的接受者在接受影响与变异创新方面的研究。

（三）特征

流传学归属于“影响研究”的范式，进入流传学研究视野内的国际文学关系必定是一种影响与接受的关系，这是流传学总的特征。因此，对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其应有之义。但区别于渊源学和媒介学的是，流传学是以“放送者为本位的”，这正是流传学这类研究的特质所在。

释放文学影响的放送者是流传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点，放送者在整个影响路线中具有给予性、中心性和辐射性的特点。放送者的“给予性”和“中心性”反映了一国文学对他国文学发展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而“辐射性”则说明了放送者在施加影响时是非定向和不确定的，接受者则享有绝对的主动权去选择可供接受的因素。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1931—）所言：“一种影响只有在被接受时才变成有创造价值的影响。为此，终点和它产生的创作至少和起点以及它引起的作用同样重要。”

二、流传学的研究类型与模式

（一）研究类型

梵·第根曾将国际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划分为四大类：“一般的关系和集团的影响”、“一位作者对于另一位作者，对于一个集团或一个派别之影响”、“一位作家在外国的际遇和影响”，“传播，模仿，成功真正的影响”。梵·第根所概括的四种影响关系可以总结为整体的影响与个体的影响两大类。因而有学者将流传学归纳为个体对个体的影响、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和群体对群体的影响四种类型。但具体而言，流传学所关注的文学影响关系按照不同形态与属性的放送者及放送者对接受者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

作家的人格、精神等对另一国文学接受者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对中国现代文学家郁达夫的影响就属于这一类型。作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卢梭抛弃名誉，敢于承认自我、大胆追求自由、直率坦诚的个性曾深深地吸引了中国作家郁达夫。早在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就接连发表了《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关于卢骚》等长达数万字的评述，对卢梭的生平、政治主张和创作特色作了极为全面的介绍，并亲自翻译了卢梭的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将卢梭作为自己倾慕尊崇的偶像和仿效借鉴的老师。卢梭对郁达夫最深刻的影响正是《忏悔录》中那种大胆而率直、“自我暴露”的精神气度，这部作品甚至被郁达夫誉为“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杰作。郁达夫从卢梭那里找到了勇气和力量，而卢梭那种世人少有的大胆与率真的精神气质也为郁达夫“自叙传”的创作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郁达夫也因为放浪形骸的个性而被称作“中国的卢梭”。

再比如德国思想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对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影响，尼采甚至因此被看做是卡夫卡的“精神祖先”。卡夫卡与尼采思想的接近缘于卡夫卡对尼采著作的喜爱，他最爱读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经常给人朗诵其中的章节，他对《道德谱系学》也十分感兴趣，而对《悲剧的起源》更是一生都推崇备至。卡夫卡正是通过这些著作的阅读接受了尼采思想和精神的影响。

作品在国外的影响、流传和声誉。如《〈三国演义〉在泰国》、《〈古兰经〉在中国》、《苏东坡的作品在日本》、《〈红楼梦〉在法国》、《易普生戏剧在中国》、《〈三言二拍〉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等，这一类研究是按照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即主题、题材、形象、体裁以及艺术形式等文本的因素来梳理国际文学之间的流传关系。

文学内容的外国影响主要是题材和主题方面的问题，它们往往会随着作品在外国的传播而成为接受者再创作的素材。比如，中国古代小说集《东周列国志》中第一篇就讲到了“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先被英国人托姆斯（P.P.Thoms,1815—1823）翻译为英文译本并命名为《花笺记》，而后又在1833年被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其论著《论浪漫派》中戏谑地转述，1922年又被德国自然主义作家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1865—1910）改编为长篇小说《美丽的褒家姑娘》，在书的封面还印着“幽王宠褒姒”五个中国字。随着佛教的世界性传播，古印度佛经中的神话和传说成为了世界文学艺术的重要创作题材，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就是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奴曼的故事和佛教经典《贤愚经》中“顶生王升仙姻缘”故事的综合与化用。而时至今日，有关罗摩故事题材的罗摩剧、皮影戏、木偶戏、舞蹈音乐、雕刻绘画等依然是泰国、缅甸、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传统的表演艺术，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文学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体裁方面。如宋词在短歌体式上对朝鲜民歌“时调”的影响，印度梵剧在傀儡戏、影戏和讶鼓戏等中国民间戏剧中保留的印迹。当然这种影响也包括文学体裁在流传中的演变。比如一直在西方文学中享有盛誉的“十四行诗”，最初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行上是抑扬五音步，即十个字缀、重音落在逢双的音缀上，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诗体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流传，十四行诗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体。16世纪，十四行诗被华埃特（Thomas Wyatt,1503—1542）介绍到英国，其后德雷顿（Michael Drayton,1563—1631）、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等诗人都采用了十四行诗体创作，并都有所变异。到了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这里，诗行虽仍为抑扬五音步，但韵脚的排列在十四行间却为1212、3434、5656、77，形成了所谓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的诗式。至于文类、手法等其他艺术形式也会通过作品的流传而对他国文学产生影响。比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数千年后萌芽的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日本的和歌集《万叶集》。其中不仅有大量诗句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甚至一些字词的含义也直接借用了《诗经》的释义，尤其是其中有一类寄物陈思的“譬喻歌”，那种以实物传达诗人情感志向的写法正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借鉴。

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或文艺流派在外国的影响。这种影响研究既可以从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与文学的外在关系入手，也可以对文艺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的内在关系进行具体的考证。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比如《怪诞理论在中国》、《论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演变》、《精神分析与“五四”小说现代化》、《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流变》等。

以德国的弗洛伊德学说为例，最初它只是一种探讨人类本能与性冲动的心理学说，但很快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潜意识”、“无意识”、“力比多”、“白日梦”、“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精神分析等理论方法却直接促使了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并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心理批评学派，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英国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等人的小说创作中意识流等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而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则是西方象征派艺术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结果。象征派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艺流派，法国的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魏尔伦（Paul-Marie Verlaine, 1844—1896）、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德国的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美国的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庞德（Ezra Pound,1885—1973），意大利的蒙塔莱（Eugenio Montale, 1896—1981），西班牙的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989—1936），俄国的亚历山大·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组成了世界象征主义的交响乐，也因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群诗人。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所崇尚的“纯诗”理论，对王独清、穆木天、李金发、冯乃超、戴望舒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基于不同文学影响放送者及影响方式的划分使得流传学的研究类型变得纷繁复杂。同时，文学影响又往往不是单一呈现，而是交叉进行的，既有作家本人精神气质对他国文学接受者个别或整体的影响，也有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创作题材以及艺术手法等文本因素上对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流传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单一的研究类型常常无法对国际文学间复杂多样的影响关系作出客观全面的阐释，这也要求研究者必须对文学影响做细致详实的资料收集和求证考据工作。

（二）研究模式

直线型影响研究。“直线型影响研究”，顾名思义，是指一国文学放送者和另一国文学接受者处于单向和直接的影响关系中，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对一的两点一线型，也是流传学最为常见的研究模式。所谓“两点一线”，就是从一个起点指向一个终点的影响模式，由于放送者和接受者的形态和属性不同，起点和终点都可以分别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者是一国的整体文学。

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景观中，一国作家对同时代或后代他国作家产生影响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对中外作家之间影响与接受、继承与创新之文学关系的考证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复兴初期最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模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和研究领域的专家方平先生就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曹禺和莎士比亚》的论文，该文不仅探讨了欧洲戏剧泰斗莎士比亚对中国戏剧家曹禺的影响，还肯定了曹禺戏剧创作对莎士比亚戏剧艺术融会贯通的借鉴。为了说明莎士比亚戏剧对曹禺创作的影响，方文首先列举出曹禺剧作《原野》中“金子”向“仇虎”表白、“仇虎”杀“大星”后洗不干净手等三个情节与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麦克白》经典场景的相似，而后又论证了曹禺对莎士比亚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直接促使了他学习并借鉴莎士比亚戏剧中“用诗行来承载浓郁的戏剧情愫”的手法，以及这种艺术手法在曹禺戏剧《家》中的成功运用。

辐射型影响研究。所谓“辐射型”的影响研究模式，是指从“一点”即一个传送者出发，指向多个接受者，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思潮、一国文学在多个国家的影响和接受。最早运用“一对多”辐射型影响模式来研究国际文学关系的应该是法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戴克斯特（Dexter, 1865—1900），他在博士论文《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中详细论述了作家卢梭在欧洲其他国家文学中的流传和影响。在此之后，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中对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英、法两国的影响与接受情况所作的比较分析也是典型的辐射式影响研究。基亚认为，歌德首先是通过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奠定了其在英法两国的影响，《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法、英两种译本分别于1776年和1779年在法、英两国成功登陆并且大受欢迎，小说主人公“维特”也获得了“不可侵犯”的地位；而后诗剧《浮士德》再次冲击了英法两国的知识界，吸引了浪漫主义者对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叙事诗歌的关注，歌德又以“浮士德的作者”而在英法文坛声名远扬。同时，基亚也以大量的事实比较了歌德在英、法两国的不同命运和际遇：英国作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吸收了歌德的宁静，把《迈斯特》作为自己的伦理学支柱，法国帕纳斯派的崇拜者则把歌德尊为思想家和美的创造者。

前苏联“西部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艾特玛托夫（Aytmatov,1928—2008）曾以其中长篇小说中独具特色的民族风光和细腻多变的艺术手法而享誉世界文坛，他对我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在陕西、新疆等西部地区生活和创作的多位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张贤亮的小说《肖尔布拉克》中处处可见艾特玛托夫早期作品《我的包着红色头巾的小白杨》的影子。作家张承志也坦言：“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艾特玛托夫被陕西作家路遥视为“海洋”般的作家，路遥酷爱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并将其化为自己创作的甘霖：“譬如《人生》中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日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古老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足见艾特玛托夫对路遥创作影响之深。

聚焦型影响研究。“聚焦型”影响研究考察的是多个放送者对一个接受者的影响，是一种多对一的研究模式。俄苏近代作家对鲁迅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1809—1852）的《狂人日记》直接影响了鲁迅同名小说的创作，而爱情主题的小说《伤逝》又接受了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小说《决定》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的《穷人》中细腻的心理分析和残酷的灵魂审判受到了鲁迅的推崇，也启发了鲁迅的创作，他的小说《高老夫子》学习了陀氏“灵魂审判”的心理描写，触及人物心灵深处。安德烈耶夫（Andreev,1871—1919）小说《红笑》中象征手法和跳跃式联想的运用直接影响了鲁迅“使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长明灯》、《狂人日记》中残篇断简、神秘幽深的内心独白和病态心理都可见《红笑》的印迹。普希金（Pushkin,1799—1837）、莱蒙托夫（Lermontov,1814—1841）使他醉心于摩罗诗人，而高尔基（Gorky Maksim,1868—1936）和法捷耶夫（Fajeyev,1901—1956）又让他深受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因此，在鲁迅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国近现代多位作家对他的深刻影响。

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曾经专门设置了一个“外国作家在法国”的专题，分别对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法国的际遇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提到了这些外国作品在法国被介绍、研究、学习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戈宝权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先驱，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中俄文学关系，后又在70—80年代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欧、东南欧，探讨中国文学与西欧、东南欧文学的关系。1992年，戈宝权研究众多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集《中外文学姻缘》结集出版，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俄文字之交》第一组《俄国作家和中国》里，作者分别用10篇文章探讨了俄国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 1818—1883）、冈察洛夫（Goncharov Ivan Aleksandrovich,1812—1891）、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Maykovski,1893—1930）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这些都是聚焦式影响研究模式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成功运用。

交叉型影响研究。异质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总是呈现出单向的放送与接受的模式，作为起点的放送者有时又会是另一个放送者的接受者。这一方面反映了放送者本身的多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间接性文学影响的存在。例如，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很深，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又是借助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来实现的。厨川白村是弗洛伊德的接受者，却又是鲁迅的影响者。我们还可以运用交叉型的影响模式来研究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现代中国的际遇和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托尔斯泰一度被看做是俄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先驱们崇拜的对象。李大钊是第一批将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之一。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深受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1913年他翻译了日语版的《托尔斯泰之纲领》，初步介绍了托尔斯泰的言行录；1916年他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一文中称托尔斯泰是“举世敬仰之理想人物”；1917年他又写下了《日本之托尔斯泰热》，借对托尔斯泰研究在日本的流行来感叹中华民族的兴亡；在另一篇文章《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中，他更是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文学看做是俄国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李大钊为托尔斯泰和俄国革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启发了更多有志之士对托尔斯泰的关注，茅盾对托尔斯泰的接受就直接来自于李大钊的影响。李大钊对托尔斯泰的宣传和介绍给了茅盾极大的启发，也使茅盾种下了深深的托尔斯泰情结。《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名著是茅盾最爱读的书，他尤其钦佩托尔斯泰对宏大场面的驾驭和小说结构的精密设置。茅盾认为研究托尔斯泰要做足结构、人物和场面三种功夫，而这三点也是茅盾小说突出的艺术特色，托尔斯泰对茅盾影响之深可见一斑。茅盾还写下了《托尔斯泰与近日中国》、《文学里的托尔斯泰》、《俄国文学近谭》等理论文章，详细论述了托尔斯泰的时代、文学创作、文艺观念及其成就地位。与李大钊相比，茅盾对托尔斯泰的文学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只是停留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学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而是从文学功能的切入点找到了托尔斯泰文学成就的核心，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文学观念的建构，并最终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理念。所以托尔斯泰对李大钊和茅盾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而这种交叉间接的影响也足以显现托尔斯泰作为放送者的丰富性以及李大钊、茅盾二人在接受托尔斯泰影响上的差异性。

循环型影响研究。循环型影响研究是一种从起点到终点，最终又回到起点的研究模式，它反映了影响与接受的双向交流模式。这样一种动态循环的研究模式打破了单一和绝对的本质主义中心论，从而使文学影响的双方真正实现了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因此，这一类影响模式最能代表流传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是当今比较文学学界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下面我们以著名的歌剧《图兰朵》为例来演示一个跨越东西方的循环式影响研究模式。众所周知，在波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有很多中国民间故事的原型，其中有一则美丽高傲的中国公主为祖先报仇而设谜招亲的故事更是随着《一千零一夜》在欧洲的传播而成为欧洲名剧《图兰朵》的蓝本。1704年，法国东方学家加朗（Antoine GaLLand,1646—1715）将《一千零一夜》译成法文，此书一经出版便立即在法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热潮。一时间，模仿《一千零一夜》体例写成的各种东方故事集不断涌现，最为著名的是法国学者克洛瓦（Croix,1798—1863）翻译创作的《一千零一日》。图兰朵的故事也被保留下来，并给法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一千零一日》在欧洲的流行，图兰朵的故事进一步为人们所熟知。1762年，意大利剧作家卡罗·哥兹（Carlo Gozzi,1720—1806）将这个故事改编为五幕寓言剧《图兰朵》，图兰朵由此第一次登上戏剧舞台。哥兹的改编明显受到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他将图兰朵的故事设定在了中国的元朝，“卡拉夫”成了鞑靼王子，王子的父亲名为“帖木儿”，故事的发生地也被改在了“北京”。同时哥兹还为故事增加了三个重要的角色——平、庞、朋。1802年，德国大诗人席勒（Schiller,1759—1805）在哥兹剧本的基础上创作了诗剧《图兰朵》，并对剧中的很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一定程度的修改，也使图兰朵的故事变得更加贴近中国实情。1920年，意大利歌剧大师贾科莫·普契尼（Puccini Giacomao,1858—1924）在哥兹和席勒两个版本剧作的基础上开始与阿达米、西摩尼共同创作歌剧《图兰朵》。他四处搜集与中国有关的资料，以使歌剧《图兰朵》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最具中国风情之处莫过于七段中国传统曲调的使用，其中尤以民歌《茉莉花》最为著名。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经过多次改编创作的西方经典《图兰朵》在普契尼这里达到了顶峰。

令人惊喜的是，《图兰朵》的艺术之风竟然在新世纪里又重新吹回了中国，让我们看到了“图兰朵故事”从东方流传到西方继而又回归东方的强大艺术生命力。2007年，中国作曲家郝维亚对普契尼的《图兰朵》作了续写，他在尊重普契尼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糅入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元素。这部由中国人续写的中国公主的故事在2008年3月由“全班华裔班底”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并获得了极大的反响，被誉为“《图兰朵》在中国的新生”。

西洋歌剧《图兰朵》在中国的新生可以看做是东方与西方异质文化间循环影响的一个范例，下面我们再以文学作品《金云翘传》在中越文学间的流传来展示文学在同质文化中的循环影响。明末清初，文人“青心才人”在不同民间话本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章回体例的长篇小说《金云翘传》，讲述了一个下层贫苦妇女“翠翘”几经命运的波折和考验，最终和心上人“金重”终成眷属的故事。这部小说后来传到了与我国一衣带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许多越南作家对其进行了改编，其中最有名的是阮攸（Nguyden Du,1765—1820）改编的喃传长诗《肠断心声》，这部作品后来也以《金云翘传》为名在越南广泛传播，被奉为越南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阮攸最为出色的改编就在于他利用了越南民歌所特有的“六八体”形式，并增添了许多越南的谚语和俗语，让这篇喃传长诗带上了浓厚的越南民族特色和民间文学色彩。这就为《金云翘传》在越南民间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趣的是，在中国广西的少数民族京族中也流传着一个名为《金仲与阿翘》的民间故事。在这个民间故事中，人物被减少，情节得以集中，语言也更加口语化，被还原为王翠翘和金仲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在京族三岛的哈唱节上，哈哥与哈妹也会对唱有关《金云翘传》的民歌。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金云翘传》之所以发展成为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和叙事歌谣，正是因为越南阮攸的《断肠心声》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再影响。据史料考证，中国广西少数民族京族正是自明武宗正德六年开始从越南的涂山、清花、角白等地陆续迁来中国的三岛防城。由此，京族的祖先在从越南迁来中国的同时也将当时流传于越南的有关《金云翘传》的民歌和故事又带到了中国，世代定居之后京族人又用京语唱叙事歌，用汉族的粤语讲民间故事。《金云翘传》这部作品就这样在中国文学和越南文学间展开了循环式的影响传播。

三、流传学的发展与展望

流传学作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基本的研究范式之一，其发展与演变自然和影响研究息息相关。科学考据的实证主义是影响研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早期的流传学受其影响，也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限制于“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事实性关系：“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那些只是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只是对一个放送者和一个接受者之间的二元关系证实。”早期流传学对于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二元关系的简单限定，让流传学陷入了一种类似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外贸关系的单向性研究模式中，从而忽视了文学接受者一方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法国学派所尊崇的实证研究让流传学在“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同时显示出了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早期的流传学十分注重研究国家文学间的地域差异，但这时期所关注的国家文学的影响关系却总是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认同观念相连。英国历史学家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就曾在1935年对当时的印度总督说：“从没见过哪个东方学者否认好的欧洲图书馆里一个书架就能摆完整个印度和阿拉伯的文学；也从没有哪个东方学者敢坚持说阿拉伯和梵文的诗歌能与伟大的欧洲国家的作品相比。”可见当时欧洲学界弥漫着浓郁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在此影响之下，流传学早期的研究也多局限于欧洲作家、作品或文艺思潮等文学现象在其他国家地区的接受和影响，将欧洲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关系表现为一个从高处到低处的流传过程，研究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证明欧洲文学的优越性。

20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流传学在实证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得以进一步发展，兼容并蓄地吸收了比较文学其他流派，以及接受美学、文化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和元素，这让比较文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延伸。对于法国学派早期流传学的研究弊端，美国学者雷马克（Henry H.H.Remak,1916—2009）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有不少关于影响研究的论文过于注重追溯影响的来源，而未足够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保存下来的是些什么？去掉的又是些什么？原始材料为什么和怎样被吸收和同化？结果又如何？如果按这类问题去进行，影响研究就不仅能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能增进我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因此，流传学在不断的发展和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关注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研究对象双方存在的影响与接受的互动关系作出相应的解释。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下，流传学更需要用一种跨越异质文明，追求和而不同、平等对话的世界性眼光去看待国际文学关系，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心态则务必要从流传学的研究中摈弃。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流传学一方面更加注重与影响研究范式内部各方法之间的综合互补，另一方面也更广泛地借鉴和吸收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将外在“事实联系”的历史性与内在“因果关系”的审美性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