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之关系

（一）被遮蔽的立场和被独化的方法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丧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文道交响，恪守的只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信条，在场的是被科学主义“真理”格式化了的以实用管理为主轴的社会学文学观，或以人本主义为前提的人性论文学观。再深一点讲，在场的是心物偏一的物化文学观，遮蔽的是能化解各种主义的出神入化的文学思想。真正的文学立场和方法是各种思想张力场的翕动，然而20世纪弘扬的则是实用的现成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笼罩学界的是工具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于是，讲立场的地方遮蔽了立场，如急功近利的效用立场，遮蔽了文学的本真立场。讲方法的地方钳制了方法，如西方的辩证法垄断和窒息了一切方法。讲立场和方法关系的地方误导了关系，如拿来主义，该主义仍然沉浸在欲望的欲望中，并没有达到涵摄而又超越目的论的高度。对立场、方法以及二者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导致了反思、提炼、改造、升华过程的付之阙如。

（二）立场的缺席和方法的盲点

文学立场即出神入化的翕动性的张力场。而现实功利的研究视角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于是，真正的文学立场始而被遮蔽，继而被遗忘，在场的只剩下现成性的机制论前提，久而久之，真立场的缺席逐渐变成畏提立场，变成了视角之外无立场的百年一个小场。与之相关，立场与方法一概被视为对立统一的关系，立场方法一元论，即一种视角论独占鳌头。在此大背景下，人们畏提母体性方法的变革，即便各种小方法的变通，抑或子方法的调整，也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被提上议事日程。也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末叶的几次关于方法论的热议，始终未能超出一元三观（独物之一元论统摄下的科学主义文学观、社会学文学观和人性论文学观）的范畴。各种文学史、文论史以及许多成龙配套的课题研究，大都是现成的一元三观论的略加变换的视角游戏。现实性、操作性、功利性、管理性和人本性过分地放大了自己的辐射圈，或然性、空灵性、超越性、原道性和缘域性则过多地失去了应有的生长点。重新厘定两方面的关系，要求我们深层次地追问原道与缘域的和合本根。没有本根处的圆观宏照，只能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个性话语与共性话语、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等问题上争高论低。海纳百川，方能不失细流，融汇众流。与道俱化，自可笼罩群言，涵养歧言。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需要海量胸襟和寰宇气象，需要关涉但又超越了小道理的大道理。

（三）立场方法的追问和人文命运的亲和

我们追问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须在文学的本根处着眼，即从文学与大道同启蔽、与命运相错杂的契合点上追索。长期以来，学界所用“文学研究立场”一词，基本上是一个被名词化了的字眼。名词化就是概念化，因为规定即否定，命名即遮蔽，概念即限制。动词名化实际上遗漏掉了许多内容，失去了文学与大道同呼吸、与命运相磨合的根本特点，泯灭了立场与方法合而为和的动化风范。从文学与古道根源相通而言，“立场”一词的本质就是诗学的，即缘域启蔽和化感通变的。古代人更看重的是立字的动感，如“兴于诗，立于礼”，“三十而立”，一个立字包含了立场的真谛—安身立命，包含了立场和方法的天然耦合，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阴阳交错，也包含了目的与过程的动静消息，说到底，其中披露出的是人文命运的亲和特征。西文的立场也有定格定位的由动入静的过程，Position（立场，处境）源于poser（设定）、se poser（自我设定）和être posé或posée（被设定）。西方的有识之士无不关心由静返动和以动化静的环节，马克思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论、海德格尔的被抛入在场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循环，都是克服静态防范僵化以把握人文命运的立意。不难看出，立场乃是人文命运的现身说法，是人文命运与掌握人文命运（即立场与方法）的一身二任。文学作为与大道同生共长的一种特殊存在，自然而然要求一种亲和人文命运的立场。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不少著名思想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