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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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命实体与创造进化

柏格森主张,真正的实体是生命实体。生命实体不断进行创造,是一种冲力、一种倾向、一种发展、一种成长。生命实体的基本特征是绵延,是在自身变化中维持自身。一方面它在不断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它又在改变中维持自身的统一。一方面它在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融入当前的性状中去。它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突破性中的连续性。生命实体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它们在总体上是统一的,是一种永恒的变化和生长的过程。我们人自己也是永恒生命过程中的一种绵延;我们通过体认自己意识的绵延,能直觉永恒生命的实体。

按照柏格森的看法,传统哲学把变化视为不真实的,把永恒不变的东西视为实体。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路是,凡是发生的,就是要消亡的;凡是要消亡的,就不能被视为实体;只有不生不灭的东西才是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实体。因此,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把理念视为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把不动的推动者视为实体,乃至在近代的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中仍然把不死的灵魂视为或设定为意识活动的实体。传统哲学虽有各式各样有关实体的学说,但它们论述实体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它们要么把实体当作不变的本源,把我们变化着的世界当作来自这一不变本源的结果;要么把实体当作不变的基本因子或要素,把变化的世界当作这些基本因子或要素在结构上的重新组合;要么把实体当作现象背后的物自体。所有这些有关实体的学说都不从当下来把握实体,都没有看到实体就是绵延,都没有正视永恒的变化和变化中的永恒,都没有认识到实体就是生命的过程和生命的冲动,而我们自己特殊的生命绵延就包含在这种永恒的生命之流中。我们可以从自己当下意识的绵延中体认到生命实体及其绵延中的永恒性。因此,柏格森呼吁换一种方向看待实体和永恒性。他写道:“如果我们朝向另一个方向前进,那就会达到这样一种绵延,它越来越使自己紧张、收缩、强化,它的极端是永恒性。这已不是概念的永恒性(概念的永恒性是一种死板的永恒性),而是一种生命的永恒性。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从而也是运动着的永恒性,我们自己的特殊的绵延将包含在这种永恒性中,就像振动包含在光中一样;这种永恒性是一切绵延的集聚,就像物质性是它的扩散的集聚一样。”16

柏格森认为,近代传统哲学的主要缺陷是按照机械论的眼观看世界,把世界看成是由一些不变的、空间中发生位移的元素构成的,世界仿佛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世界的变化被当作像小孩玩积木一样固定的东西的拼凑、拆散和重新组合。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只能解释钟表之类的机械,不能解释生命的有机体。它不能解释如何从无生命的东西中产生有生命的东西,不能解释生命的进化和创造。这种观点是由以牛顿力学为范式的近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而现在,由于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生物进化和心理意识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柏格森企图依托他那个时代的生命科学来建立他的“创造进化论”,以反对机械论的宇宙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是通过改造和综合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来完成的。19世纪中叶,达尔文(1809—1882)通过环球考察搜集到的大量生物学资料表明,物种是可变的,生物之间存在生存竞争,适应环境者生存下来,不适者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以“物竞天择”的方式进化,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在达尔文之前,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已经提出了进化论的设想,但他认为进化的动力主要不在于自然选择,而在于生物自己的“努力”;生物有能力通过使用或放弃使用其器官而产生变化,有能力将如此获得的变异传给其后代,如长颈鹿努力吃树上高处的叶子而使得自己的脖子变长,并遗传给后代。这两个理论都遇到一些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自然选择,虽然能够说明生命适应环境的一层,如高寒地带的牛长毛、北极熊脂肪厚等,但难以说明为何适应环境的就是进化的。进化意味着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然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低等的、简单的生物更能适应环境,而那些大的、处于生物链高端的生物最先绝灭。拉马克的进化论强调生物自身的努力,但缺乏遗传学上的明显证据。我们虽然能够看到,生物加强其某一器官的锻炼可以使该器官得到加强,如锻炼手臂可以使得该部位的肌肉粗壮强健,但我们找不到能遗传给下一代的可靠证据。新达尔文主义者发现,遗传的突变主要发生在胚芽或胚胎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发生在遗传基因中,可以通过杂交等方式达到。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物种的变化仅仅看作遗传基因的重新组合排列,那么依然谈不上进化,因为物种变化的一切可能性本已包含在原先已有的遗传基因中;这如同扭转魔方,有种种变形,但不能说有进化。柏格森主张,为说明生物本身的进化,必须承认生物进化的内因,而这内因就是“生命的原始冲动”。柏格森写道:

我们经过多少有几分迂回的道路,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思想上,即生命的原始冲动(original impetus),通过连接代际间隔的成熟有机体从前一代胚芽传给下一代胚芽。这种冲动沿着进化的路线持续,被这些路线分开,它就是变异的根本原因,至少是那些被有规则地传递的变异的根本原因,是那些积累和创造新物种的变异的根本原因。总之,从物种开始从共同的祖先分化起,它们就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差异。然而,在某些确定的点上,它们又可能出现共同的演变;实际上,倘若接受“共同冲动”的假定,它们就必须如此。17

柏格森主张,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是生物自身本来就具有的“生命的原始冲动”,这一内因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会发生进化路线上的变化和生物种类及形态上的变化。他认为,每一物种,甚至每一个体的生命冲动,从本源上说都来自这个普遍的生命冲动,但它们保留和演化出各自的生命冲动的特殊形态,它们全都具有为其自身利益而运用这种能量的趋向,其中包括适应环境。因此,各个物种及其个体在为维持其自身生存而奋斗时,便有可能与其他生命形态发生冲突,这便是生存竞争。由于这种原始冲动是一种共同的冲动,生物之间的冲突是在原则上和谐之下的不和谐。生命的原始冲动把生命之流推得越高,生命的不同趋向就越会显得在互相竞争中互补。总之,“生命的原始冲动”的内因是根本性的,生物适应外在环境及其分化和竞争是生物进化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写道:“我们丝毫不怀疑:对环境的适应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十分明显,倘若一个物种不去顺应强加给它的生存条件,那它便会消失。但是,承认外界环境是进化必须慎重考虑的力量,与宣布外界环境是进化的直接原因,这完全是两回事。后一种就是机械论的理论。这一理论绝对排除了关于‘原始冲动’的假说;而所谓原始冲动,就是一种使生命得以发展的内在冲动,其形式越来越复杂,其最终目标越来越高。”18

由此可见,所谓“创造进化论”,就其构思的要义而论,无非是柏格森所假定的“生命的原始冲动”加上达尔文等的进化论学说。生命被假定为始于“原始冲动”;生命的进化被当作一种永不停歇的创造过程,是一种在绵延中的不断创新。柏格森还试图以“原始冲动”和“绵延”的观点来说明整个宇宙的发展变化。但他不能否认宇宙中还存在非生命的物理运动,对此他需要联系生命运动加以说明。他写道:“的确,从宇宙本身就可以区分出两种对立的运动;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两种运动就是‘下降’和‘上升’。前一种运动只是打开一个现成的卷。大体上说,这种运动几乎有可能在瞬间之内完成,犹如松开的弹簧。但是,上升运动则关系到成熟和创造的内在运作,其本质是延续的,它将自身的节奏加诸下降运动,而下降运动与上升运动是不可分割的。”19

如果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在说明生物进化时还有一定的“科学性”,还是在检讨当时流行的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当他企图以生命冲动为本体说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时,就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了,而是一种完全以“比喻”来代替论说的形而上学的遐想。柏格森主张,对宇宙间的一切,生命冲动是真正实在的、内在的、贯穿于全过程的基本动能。无论是有生命的东西还是无生命的东西,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派生的。现实世界事物的千差万别,只不过表明生命冲动派生万物方式的千差万别。如果说机械论的宇宙观遇到的问题是难以用机械论解释生命现象,那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宇宙观遇到的问题则正好倒过来:如何用生命力去解说物理现象。在此,柏格森实际所做的不是严格的论证,而只是一些比喻。他认为,在所有这些派生方式中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或基本倾向:一种是生命冲动的原本运动,即它的向上喷发,它产生一切生命形式;一种是生命冲动的原本运动的逆转,即向下坠落,它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这两种倾向互相对立、互相抑制。生命冲动的向上运动总是企图克服下坠的倾向,克服物质事物的阻碍,而生命冲动的向下坠落也必然牵制其向上的喷发。他把生命的生长和进化比喻为一颗炮弹的发射及其引爆的弹片飞向不同方向,而把无生命的东西比喻为弹片受到阻力失去动能后的落地。他把生命力比喻为蒸汽机中因加热而获得动能的蒸汽,而把无生命的东西比喻为从气缸中喷出的汽凝结为水珠的下落。活的生物在生长,死的生物则化为土与水。

如果说柏格森的这种生命冲动创造一切的观点与上帝创造世界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否定了传统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中的“预定论”。按照这种预定论,上帝被认为在世界之外按照预定的目的和设计创造世界;在这种预定论的创造中,世界其实并无“进化”可言,因为包括生物在内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根据一定的角色和关系而被排定:它假定青草是为了让牛吃掉,羊是为了让狼吃掉。这在柏格森看来极其荒谬。与这种预定论的创世说相反,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中,生命冲动的创造是在世界之内的创造,是一种永无终结的创造,是一种靠自身的动能在适应环境的竞争和互补中的进化,是一个永远前进中的过程。柏格森的这种“创造进化论”也被某些非正统的天主教神学家采纳,如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的“进化论神学”;在此,他承认宇宙的进化中包含人的进化,如他在中国考察期间为发现北京猿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将上帝视为宇宙进化的原动力,并认为宇宙的进化将展现上帝的先在性与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