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尺度
郭莲
[内容摘要] 鉴于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密联系，近40年来，国外一些学者试图寻找出一种可以用来衡量不同文化间价值观差异的普适尺度，从而进一步探研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一种新的范式——一种聚焦于文化价值观的理论——正在逐渐填补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依附论垮掉以后所留下的解释真空。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文化因素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问题。
[关键词] 文化；价值观；比较尺度
英语中大写的“大文化”或“正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简单地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价值观如同许多社会科学概念一样，有许多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价值观的定义是：主体对客观事物按其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或重要性进行评价和选择的标准。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导向或调节作用，使之指向一定的目标或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美国学者罗基切（M.Rokeach）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的一套持久的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的一套持久的信念，它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文化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西方国家早期的价值观研究多为人类学家所从事，但他们的研究常常混入了兴趣、态度、观念等内容，不能算作单纯的价值观研究。1945年以来，一些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编制比较标准化的问卷或量表，以调查的方式来研究不同民族、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这些学者通常是在比较价值观的几个组成要素、成分或方面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价值观的分类研究方法能从总体上概括性地勾画出价值观差异的轮廓，非常有助于对抽象的价值观问题进行具体的有实际意义的比较与分析。在西方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最为流行，也最具有权威性。
奥尔波特（G.Allport）等人编制的“价值研究”量表，被用来测量六种基本价值观的相对力量。该测验是根据美国组织行为学家斯普朗格尔（E.Spranger）区分的六种理想价值型编制的。它们分别是：理性价值观（重经验、理性）、政治性价值观（重权力和影响）、经济性价值观（重实用、功利）、审美性价值观（重形式、和谐）、社会性价值观（重利他和情爱）及宗教性价值观（重宇宙奥秘）。[1]斯普朗格尔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朝着这六种价值观方向发展的。
克拉克洪（D.Kluckhohn）等人也以六个方面的问题概括了人类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差异，它们分别是：（1）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本性是善或是恶或是既善又恶？（2）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是与自然和谐共处，或屈服于自然，还是征服和控制自然？（3）人类关系的类型是什么？是直线型、相互依赖型或是个人型？即社会成员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应当以个人的方式行事，还是在行事前考虑集体的利益呢？（4）人类活动的类型是什么？是成就型、承认现状型或是既承认现状又承认变化型？（5）人类生活的时间焦点是什么？是倾向于现在、过去或是未来？（6）人类社会的空间概念是什么？时间被认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在前者的社会里，会议在私下举行、人们在身体上没有太亲密的接触等；后者主张大家都参加会议和参与决策、允许公开表露情感等。
价值观的另一种分类法是罗基奇分类法。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罗基奇用数十年时间的研究创建起来，于1973年提出的价值观系统。他的价值系统理论认为，各种价值观是按一定的逻辑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按一定的结构层次或价值系统而存在，价值系统是沿着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的连续体而形成的层次序列。他提出了两类价值系统：（1）终极性价值系统（terminal values），用以表示存在的理想化终极状态或结果，包含的内容有：舒适的生活、振奋的生活、成就感、和平的世界、平等、家庭保障、自由、幸福、内心平静、成熟的爱、国家安全、享乐、灵魂得到拯救、自尊、社会承认、真正的友谊和智慧等；（2）工具性价值系统（instrumental values），是达到理想化终极状态所采用的行为方式或手段，包含的内容有：有抱负、心胸宽广、有才能、快乐、整洁、勇敢、助人、诚实、富于想象、独立、有理智、有逻辑性、钟情、顺从、有教养、负责任、自控和仁慈等。罗基奇的价值调查表包含了18项终极性价值和18项工具性价值，每一种价值后都有一段简短的描述。罗基奇量表的优点在于，它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下编制而成的，其中包括的价值项目较多且简单明了，便于被试掌握，施测也容易。并且，这种研究方法是把各种价值观放在整个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更加体现了价值观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第四种研究方法是由荷兰著名心理学家霍夫斯特德（G.Hofstede）创建的。霍氏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对美国IBM跨国公司的50种职业、66种国籍的雇员所回答的11.6万份的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它们分别是：（1）对权力差距的态度，这是指地位低的人们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状况的接受程度，比较而言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2）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是衡量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是松散还是紧密的尺度；（3）避免不确定性，这是指一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或要避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陌生的、未经历过的、危险的事物或环境；（4）男性—女性，这是指在某种文化中占优势的社会模式，是男人占主导地位，还是女人占主导地位。[2]
尽管霍氏价值观分类法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也遭受到“种族中心主义”的批评。一些学者用中国儒家文化价值观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霍氏分类法中的三个维度兼容，所以认为这三个维度可以作为普遍适用的衡量各文化异同的尺度；而“避免不确定性”却不是普适的尺度，因为儒家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尊卑有序、节约、毅力、知耻、礼尚往来、慎重、要面子、尊重传统）与霍氏的这一尺度无法兼容。[3]霍氏接受了上述批评意见，并从中归结出他的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期观—短期观（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 orientation），也被称作“儒家变量”维度（Confucian Dynamism）。他承认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某些看法上有着典型的不同。[4]
有意思的是，霍氏与迈克尔·邦德（M.Bond）就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的“儒家变量”与“亚洲四小龙”的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崛起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通过对其在22个国家所作的价值观调查得出的数据与世界银行关于人均生产年增长率的资料进行对比，惊奇地发现在“儒家变量”维度上得分高的国家（如“亚洲四小龙”），也是在1965—1988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反之亦然。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一种与经济现象相关的文化联系。[5]尽管当时这一发现在西方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危机的出现，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到底是否像这些学者们描述的那么重要。
劳伦斯·哈里森（L.Harrison）认为，人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进步幅度令人失望，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国政府和发展机构未能考虑到文化是可以阻滞或促进进步的力量。[6]诚然，对文化问题的处理无论是在政治、学术和情感上都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学术上，因为它涉及衡量标准的尺度及定义等问题，而且文化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变量可以是互为因果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在一点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应当制定一项综合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规划，以便将文化价值观的变革纳入各国的发展政策和规划中。而且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成果应成为争取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便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
尽管西方学者已构建出各种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尺度体系，但笔者却认为这些尺度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构建的，其中的一些变量并不适合西方国家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国情。当前对于我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构建一个我们自己的衡量价值观的尺度体系，并使之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就成为我们亟待研究的课题。如果我们能依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积极探讨我们中华文化中所蕴藏的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正面因素，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将会更加有力地促进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
[1] 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Geert 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Beverly Mills：SAGE Publications，Inc.，1984.
[3]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18，No.2，1987.
[4] Geert Hofs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London：McGraw-Hill，1991.
[5] Hofstede，G.& Bond，H，“The Confucius Connection：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Organizational Dynamics，Vol.16，1988.
[6]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