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名物、数术与学术史研究

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相比，最明显的一个优势，便是其中含有大量生动的关于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记载，这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材料。马怡《说书槴》认为书槴是简牍时代用来籍承与收装书籍的用具，多用木材制成，由于使用的范围和时间有限，故而在史籍中的记载不多见。结合简书的形制和后世帛书挂壁存放方式，认为山东临沂白庄东汉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间的竖向悬挂物可能是一空书槴。蔡万进《也谈出土文献》系统梳理了出土文献概念的最终形成与科学界定，指出出土文献作为文献的一种具有一般文献的属性，同时又丰富发展了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而出土文献作为史料，对于整个历史学科又具有证史、补史、纠史、撰史等方面的功用和价值。张忠炜《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从学界对随葬书籍的认识出发，回顾了出土文献性质的“镇墓说”和“明器说”。在“名”和“实”两个层面上否定了出土简帛文献明器性质的认识，提出今所见墓葬出土律令文献是战国晚期随葬“镇墓兽”风气骤止后兴起的一种新的镇墓形式，应当是特定时代特定区域下镇墓器的一种。指出出土简牍文献研究应进一步关注简牍墓葬位置、文本抄录和出土文献史料批判等问题。赵宠亮《西汉〈杨亮买山石刻〉的发现与研究》辨析了相关研究论著有关《杨亮买山石刻》发现和流传记述的分歧，在此基础上认为该石刻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重庆府巴县官廨之东，道光十一年被钱安父携至湖州，后归平湖吴重光，咸丰十年石毁。刘瑞《汉代“超长纪年”问题研究》梳理了现有的汉简、钱范中超出史籍所载长度年号的研究情况，总结了学界对超长纪年产生原因的意见，并依据在西安新出土汉代“地节五年”钱范、汉未央宫骨签中的“地节五年”“五凤五年”等超长纪年资料，从逻辑上否定了超长纪年为改元通知未达而产生的可能。森谷一树《日本西北边境出土简牍研究的新动态》介绍近一两年在日本发表的有关居延、敦煌汉简的最新研究成果。文章扼要回顾了日本西北出土简牍研究的历史，介绍了自1990年新简公布以来日本学界的研究旨趣和取得的进展，指出在简牍资料大量公布的时代，日本学界呈现专注于简牍文字信息归纳和简牍文字以外信息解读的两个研究方向。赵容俊《秦汉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确立的考察》探讨了秦汉时期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确立的情形。文章认为秦汉的医学虽专门化，但未摆脱巫医杂糅的形态，医疗知识古朴幼稚。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文献材料，经脉学说、脏腑学说、本草之学、针灸疗法、养生之论五方面作为中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邬文玲《读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部分释文提出新见，认为原简当断为“丹所以得复生者，吾（俉/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意即丹所以复生因为遇到犀武的舍人，犀武审判丹之案，其掌管死生判决的舍人认为丹罪不当死。张倩茹《“上朔不会众，沽舍不触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视野中的上朔》考察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上朔”的异同，认为两者在确定依据、相邻依据、运行模式及与临近日期关系等方面存在不同，但是上朔日的干支、运行顺序及凶日性质反映了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的继承关系，这种上朔观念不应当孤立对待而应看作不同时代的总和。冯玉《岁首七日俗信源起新考》总结了当代对岁首七日俗信阐释的三种观点，结合放马滩秦简乙种《矦（候）岁篇》认为岁首七日俗信至晚源起于秦时的占卜，用以预测新年人畜的康健与兴旺，与创世传说没有关系。

在出土文献面世之前，仅借助传世文献的研究，我们很难对古代社会民俗、名物制度以及普通民众的信仰有一个清晰直观并且全面的了解。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应用，给这方面的历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马怡先生借助画像石来推测汉代书槴的形制与用法，以及张忠炜先生对墓葬简牍功用的考察，便是借助出土文献材料探讨名物制度的范例。邬文玲先生通过点读秦简中的《志怪故事》，则为我们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死观提供了一种新资料。刘瑞先生以及张倩茹同学关注的社会纪年与择日问题，也是欲了解古代中国社会生活所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同时要了解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我们不能只把视野局限在国内的研究，森谷一树先生介绍日本学界简牍学研究的新动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学术资讯。

出土文献研究工作自20世纪以来已达一个世纪之多，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技术仍在继续，所以学界出土文献研究相关工作仍是任重而道远。本次会议汇集了国内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众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一起深入探讨了出土文献领域各方向的最新成果与发现，为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与视角，同时也有助于鼓励后进青年学者继续加入出土文献研究这一工作中来。本次会议获得了圆满成功，相信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会对学界研究大有裨益。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