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历史与文献

作为近年来先秦史研究领域重要的出土文献，清华简毋庸置疑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的李均明在《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一文中，结合传世文献对《三寿》篇中关于“利”的七句话进行注释和解析，尤其是与该文本形成前后孔子、孟子、荀子的观点相比较，认为这种关于“利益”的观点和荀子之说更加接近，也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上看，《三寿》篇中关于“利”的观念更侧重于调整利益，该篇只是一个类似提纲的文本，并未详细展开，而其后的荀子则从人性角度阐发如何调整利益，可以说反映了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关注荀子思想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梁涛的《荀子“其善者伪”为“其善者”说》一文，该文在比较孟、荀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上，辨析荀子“性恶”说的内涵，进而认为“其善者伪也”的“伪”字应如郭店简作“”，因为此“”字与人的心相对应，表示故意而为之，而传世的“伪”字未能表达此义；随后探讨了荀子“心”的特点、其与孟子学说的不同以及“心”如何产生出善等重要问题，破除了人们对荀子学说的误读。

同样针对《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国人民大学曹峰的《读〈殷高宗问于三寿〉上半篇一些心得》一文对《三寿》上半篇个别字词的训诂及断句提出了不同于整理者的看法，如作者认为从“苟我与尔相念相谋”开始应当是彭祖所说之话，并非如整理小组的分段。该文还指出殷高宗与三寿的讨论层次应当是逐步深入的，“三寿”的三个人物即代表了讨论的三个不同境界；《三寿》篇的内容和《老子》《易经》的思想内容相近，天人感应味道也比较浓厚，这对理解全文基调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的赵平安同样关注清华简中所反映先秦诸子思想的复杂问题，在《“地真”、“女真”与“真人”》一文中对《汤在啻门》中的“地真”一词作了辨析，揭示了“真人”语义的演变，即从养生得道之人引申为圣人、至人或帝王，且借伊尹之口说出，体现了道家特色。

与前述训诂考证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杨振红在《清华简〈鸱鸮〉〈蟋蟀〉的解读及〈诗经〉相关问题探讨》一文中通过解读清华简的《鸱鸮》《蟋蟀》两篇，重新审视周初历史。该文首先根据《金縢》否认周公“居东”是因为“东征”，进而指出汉代四家诗关于《鸱鸮》篇的解读均未反映当时的实态，只有郑玄对《鸱鸮》篇的解读接近古意，一方面说明郑玄博通今古文，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今本《古文尚书》并非汉代传本。其次，该文还对比简本《蟋蟀》的“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与传本的“今我不乐”，认为简本与《左传》引《诗》的主旨相吻合，而至汉代简本不传，汉儒对其解说遂失去原意。

同样从古文献的性质出发，复旦大学郭永秉的《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一文将厚父的身份坐实，对之前的讨论文章逐条辨析，从几个主要的关键词句如“后王”“永叙在服”出发，认为厚父应当是夏代的大臣，而非夏人后裔，从而将该篇定性为《夏书》之一。

清华简之外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北京大学的董珊在《新见吴王馀眜剑铭考证》一文中对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剑铭作了释读，通过剑铭补充了馀眜在位期间不见诸传世文献的史实“伐麻”“御楚”“御越”，进而指出此剑与1997年鲁迅路出土的馀眜剑铭在史实方面并无重合之处，与传世文献的呼应亦有限。本文还反复强调需要谨慎对待出土文献，对其解读需要建立在理解文本及充分尊重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既不被传世文献所限制，又不轻易据出土文献擅改传世文献。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史党社的《新出文字资料与秦人早期历史》一文由考古材料出发，梳理了秦人早期历史研究的现状，通过分析早期秦人墓葬中体现出的商人乃至周人的风格，认为早期秦文化的来源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进而指出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早期秦文化“东来说”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又从清华简《系年》出发，指出《系年》中记载的早期秦人历史与考古所见的秦人活动轨迹两相抵牾，而上博简中有关早期秦人的记载似乎表明早期秦文化与犬戎族群有密切的联系。总之，该文认为早期秦文化有着复杂的来源，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并不能十分吻合，故而不宜对早期秦文化来源做定论，而应从事实出发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锐在《古史系统的新探索》一文中回顾了对商以前古史系统看法的变迁，目的在于反思顾颉刚以来对于上古史的疑古态度，试图回归商周，复原当时的古史系统，该文认为商周时期至少有四次对古史的“建构”，一为《洪范》所体现的商人系统；二为成王以后为了适应当时的分封而对古史系统所做的重构；三为东周时期的再次整理；因为是战国以后部分上古氏族后裔消亡，于是构建了以炎黄为中心的多元古史系统。

以上讨论反映了清华简仍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出土文献之一，但是清华简之外的议题也值得关注与进一步发掘。在方法上，文字训诂、篇章释读是研究先秦文献的重要手段，当研究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讨论文本差异、经典形成等论题时，不可避免要与传世文献发生联系，因此，对二者矛盾的处理尤其需要谨慎，语言现象与文本形成的情况都是必须加以考虑与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