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元以后，西京长安成为唐代一个首要的诗坛中心。首先，长安是唐代文人士子聚集的中心，也是诗人荟萃的中心。这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长安有数量众多的官员。据《新唐书·百官志》统计，唐中央机构的流内文官约有1500人，在西京的京兆府及长安、万年二县（西京所在）的流内官有58人。流外文官更远远超过此数，如尚书省流内官167人，流外官达1212人。此外，武职机构的人里也不乏文士，如诗人岑参曾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等等。第二，在长安国学就读的生徒甚多。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国子监六学生徒有2210名，弘文、崇文馆生有50名，加上广文馆（天宝九载置）生60名，崇玄学（开元二十九年置）生100名，共2420名。但安史之乱后学生数量减少。此外，京兆府学及长安、万年县学共有生徒180人。第三，每年有众多举子入京应试。唐代科举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行，主要有进士、明经两科。《通典》卷一八说：“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谓每年参加进士、明经两科考试的人达数千名。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一般要在长安居留五个月左右（举子例于每年十月集于京师，至第二年二月间方放榜），更有不少举子落第后留居长安修业习文，以期来年再试。又，制举虽非每年举行，但应者亦不在少数，《通典》卷一五说，开元以后应制举者，每次“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第四，每岁赴京参加吏部流内文官铨选的“选人”成千上万。这些“选人”共包括四类人，一是任职期满或因故停职的官员，二是常举及第后尚未授官的士人，三是门荫出身获得参选资格的人，四是流外出身获允参选入流的人。《通典》卷一七载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书称，“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唐时铨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通典》卷一五），则众多“选人”需滞留于长安的时间之长，更超过入京应试的举子。此外，长安还有不少各府州赴京出差办事的官员以及入京游览观光、寻求出仕门路的士人。随着唐代诗歌创作的普及，在上述各类文士中，当会有许多诗歌作者。宋苏辙就曾说：“唐朝文士例能诗。”（《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所以长安不仅是一个文人士子聚集的中心，也是一个诗人荟萃的中心。
众多诗人会聚于长安，自然要从事诗歌创作与诗艺交流活动。我们知道，唐诗中多赠答、唱和、送别、宴集、题咏胜境之什[6]，而长安正是有很多聚会、宴饮、饯送、登临游览等作诗场合的地方；又，诗人们既聚首京师，则新知故交间互示篇什、切磋诗艺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说，长安又是一个诗歌创作和诗艺交流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长安还是一个诗歌传播的中心。在京诗人们的互示互赠诗篇，应举进士的投行卷（考试前向公卿名流呈献自己的诗文）与纳省卷（考试前向试官递交自己的诗文），都使得诗歌得以“发表”和流传。长安麇集着大量公私歌妓乐工，她们将当时的诗歌配曲演唱，也促进了诗歌的传播。由于京官的出使和外放、生徒的修业期满、举子的还乡、“选人”的离京等原因，聚集于长安的文人士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既能将自己与他人的诗作带入京师传播，又能将自己在长安获得的诗歌及时地传向四方。唐人对诗人的作品是否传于京师很看重[7]，因为诗作一旦传于京师，也就能够较迅速地传向全国各地并获得声名。
东都洛阳是唐代又一个诗坛中心，当然其地位不如长安重要。洛阳成为另一个诗坛中心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洛阳也是一个官员甚多的地方。那里设有分司（分设在东都的中央机构）官、东都留守官属以及负责管理东都宫苑的官员，官吏的数量较长安以外的任何一个府州为多。又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屡幸洛阳，合计共居洛阳44年。当皇帝居洛阳时，大批官员自然会随从而至。第二，东都也设国子监六学、广文馆、崇玄学，各有生徒。第三，科举考试和吏部铨选有时在东都举行。第四，洛阳是唐代重要的交通枢纽，河南、河北、淮南、江南道诸州的文人士子入京，一般都要经过洛阳。由于具备上述条件，洛阳于是成为又一个诗人荟萃和诗歌传播的中心。
开元以后的诗人是否居于京、洛诗坛中心，会对其作品在当世诗坛的地位与影响产生作用。下面举若干比较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
李白是公认的诗国巨人，但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与影响却不如王维。宝应二年（763）正月，王维卒后约一年半，其弟王缙应诏搜集编录成《王右丞集》呈进，代宗作答诏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约作于德宗建中（780-783）年间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钱起”也说：“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都指出王维在盛唐诗坛获得了“天下文宗”的地位与世所稀有的高名。大历七年（772），独孤及作《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说：“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全唐文》卷四四七窦臮《述书赋》窦蒙（臮之兄）注也说：“二公（王维、王缙）名望，首冠一时。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都称王维为盛唐诗人的代表和当时最有名望的诗人，而未提及与王维同龄的李白。成书于天宝末年的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王维诗15首，评曰：“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对王维的评价明显高于李白。《英灵集》卷首的《序》说：“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亦列王维为盛唐诗人之首而不提李白。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当与王维长期居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而李白则不是这样有关。
开元三年（715），王维十五岁，即离家赴长安，谋求进取，在那里居留约五六年，于开元九年（721）应进士试及第。在登第前居长安的几年里，他常游历于宁王、岐王等豪贵之门，并以诗才获得声名（参见两《唐书·王维传》、唐薛用弱《集异记》）。当王维在长安已得诗名之时，李白尚僻居蜀中，到了开元十三年（725），始出蜀东游。又至天宝元年（742）秋，他被玄宗征召，才获机会进京[8]。而王维自登第后至天宝元年，则有近十年时间居于长安（参见拙作《王维年谱》）。李白入京后，大概由于受到贺知章、玉真公主的称誉、力荐，玄宗于是亲自召见他，给予特殊恩遇，“以七宝牀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来，李白的声誉自然轰动京师，诗名也因此而远播。但他居长安不到两年，即被“赐金放还”。天宝三载（744）春，李白离开长安，开始了新的漫游生活。从这时起直到宝应元年（762）辞世，诗人再未进过长安。自离京后，李白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时期。可以说，他后期（离京以后）诗歌的总体成就超过前期（离京以前）[9]。但后期李白离开长安这一诗坛中心，诗作不易迅速流布全国并产生广泛影响。这时候，虽有少数知交、崇拜者（如杜甫、李阳冰等）对他的诗歌给予极高评价，其诗却未必能获得当时诗坛的普遍认同。而王维自天宝元年至上元二年（761）辞世，一直居于长安（其间有一年多时间“陷贼”），故而其诗作得以迅速流布全国。大历元年杜甫作《解闷十二首》，其八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称当时王维诗在全国流传最为广泛，正因此，所以王维“天宝中，诗名冠代”（《旧唐书·王维传》）。
李白的诗文，最初有魏颢于上元二年以后编集的《李翰林集》，仅二卷；又宝应元年李白临终前授草稿于李阳冰，阳冰为编录成《草堂集》，凡十卷。贞元六年（790），李白卒后28年，刘全白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称李白“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元和十二年（817），李白卒后55年，范传正又编成李白文集二十卷。这些文集虽都未全备，但随着它们的编集行世，李白诗歌到贞元、元和时大抵已得到广泛流传（所谓“家家有之”）。这时候，李白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才高于王维。孟郊《戏赠无本二首》其一云：“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韩愈《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皇甫湜《题浯溪石》：“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这些诗都作于贞元、元和间，由它们不难看出，当时李、杜并称，都被尊崇，在诗界获得了至高地位。这时虽有元稹、白居易的抑李扬杜之论，但他们也并不否认李、杜并称以及李白在诗界的崇高地位，不过给予杜诗以高过李诗的评价罢了。
再以伟大诗人杜甫为例。论者多谓杜甫生前寂寞，诗名不显，这话说得是否准确，需作一番辨析。自天宝五载（746）后，杜甫寄居长安这一诗坛中心近十年，照理说他的诗作应该得以广泛流布，然而编于天宝末选入盛唐诗人24个且选录标准又掌握得比较好的《河岳英灵集》却不收杜诗。《英灵集》收诗止于天宝十二载（753），入选的作家，多数年长于杜甫，属前辈诗人，但是也有年少于杜甫的岑参得以入选，为什么独缺杜甫？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不妨将岑、杜两人作一番比较。岑参天宝三载登第前出入京、洛十年，自登第后至天宝十二载，除不到两年时间赴安西外，其余时间大都居于长安。长期处在诗坛中心，对岑参作品的流布与诗名的传扬自然有利。从两人的作品看，杜甫今存诗1400多首，作于天宝十二载以前的只有71首；岑参今存诗近400首，作于十二载以前的有115首[10]。就其中可选的佳篇而言，岑诗亦较杜诗为多。又《英灵集》卷上评岑诗：“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认为岑参十二载以前的诗歌，已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而杜甫十二载以前的诗歌，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则还没有完全形成[11]。因此可以说，杜甫在当时的诗名比不上岑参。之所以这样，还有另一个原因：岑参进士及第而杜甫两次应试皆落第。天宝时进士试诗赋已成定制，因此进士登第自然也就有助于诗名的传扬。故《英灵集》未收杜甫，当是由于他在当时的诗名尚未显[12]。
天宝十三四载，杜甫写了《前出塞九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尤其是《五百字》，沉郁顿挫的风格已充分显现。但是他的这些作品还来不及为人们所咀嚼玩味，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接着作为诗坛中心的长安沦陷，杜甫随着人民奔波逃难。在动乱中，他创作了一系列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杰作，如《月夜》、《春望》、《悲陈陶》、《哀江头》、《羌村三首》、《北征》等。但处于战乱中这些作品并不能迅速流传。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一月，杜甫携家至长安，任左拾遗。乾元元年（758）春，他与著名诗人王维、岑参、贾至等并为两省僚友，唱和甚盛。这时的杜甫，已写下众多名篇，又居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因而诗名大盛，非昔日可比。任华作于上元元年（760）杜甫“避地锦城（成都）”以后的《杂言寄杜甫》说：“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
中常醉卧。”即称扬了杜甫当时在长安的诗名。然而好景不长，他只在长安住了半年，就于乾元元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杜甫弃官携家往秦州，后又辗转入蜀，漂泊西南，直至大历五年（770）去世，再未回过长安。《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从至德到大历五年，是杜甫创作的高峰期，这期间他写了一千二百多首诗，其中有许多光照千古的篇章。从创作成就看，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但由于这个时期他远离长安诗坛中心，诗作得不到迅速流布，所以没能在诗坛获得他所应获得的地位。大历四年，已五十八岁的杜甫发出沉重的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第二年，他就寂寞地离开了人世。
大历时的诗坛，声名籍甚的是钱起、郎士元、皇甫冉等人。成书于建中年间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录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作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四首，分为两卷”（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而未收杜诗。此集选入皇甫冉诗十三首，居入选诸家之冠，并评曰：“补阙自擢桂礼闱，遂为高格。往以世遘艰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于词场为先辈，推钱、郎为伯仲。”“冉诗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外……可以雄视潘、张，平揖沈、谢。又《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自非天假，何以逮斯？”作于大历七年的独孤及《皇甫公集序》也评道：“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到，有非师资所奖。每舞雩咏归，或金谷文会，曲水修禊，南浦怆别，新声秀句，辄加于常时一等，才钟于情故也。”可见皇甫冉在大历时的诗名之盛。《间气集》选入钱起诗十二首（选诗数在诸家中居第二位），列为上卷第一人，并评曰：“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选入郎士元诗亦十二首（其余各家入选诗多者只有九首），列为下卷第一人，评曰：“员外河岳英奇，人伦秀异，自家刑国，遂拥大名。右丞以往，与钱（起）更长。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可见钱、郎为大历时诗名籍甚的人物。而察其得名的原因，则无不与他们当时都居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有关（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如钱起宝应二年（762）入朝为拾遗，大历元年（766）或二年因故罢官回蓝田旧居，大历四年（769）前后复入朝为员外郎（先后任祠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大历末或建中初迁郎中；郎士元广德二年（764）或永泰元年（765）入朝为拾遗，后迁员外郎，至大历末方出为郢州刺史；皇甫冉大历二年（767）入朝为左拾遗，后迁左补阙，大历五年冬奉使江表，省家至丹阳，第二年因病卒于丹阳。
杜甫卒后二三年（大历七八年），润州刺史樊晃搜采其遗诗，编成《杜工部小集》六卷，其《序》云：“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由这段文字可知，杜甫生前，其诗流布未广。所称六十卷的杜集，可能是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时整理成帙的，后来不知下落。樊晃所编《小集》，收诗数虽不到今存杜诗的五分之一，但对于杜诗的流布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元和七年（812），元稹称自己年轻时“得杜甫诗数百首”（《叙诗寄乐天书》）；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与元九书》），这些情况表明，贞元、元和时的杜集传本，收诗数已大大地超过了樊晃本。正因为这时杜诗的流布日广，杜甫才获得了在诗界与李白并称的崇高地位。
冯班《钝吟杂录》卷五说：“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对大历至兴元（784）时期的诗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王维，这同王维在盛唐时诗名最盛应有关系。但到了贞元、元和时，随着李、杜诗歌的流布日广，他们的诗名也愈盛，对当时诗歌的影响便超过了王维。
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一书中，曾做过复原诗史本来面貌的工作，揭示出贞元后期诗坛的盟主是权德舆（759-818），以他为代表的台阁诗风成为贞元后期诗坛的主导诗风。考权德舆自贞元八年（792）至元和八年（813），始终在朝廷为官，且地位日渐显赫，他之所以成为贞元后期诗坛盟主，与那时候他一直居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应有关系。
中唐诗人李益（748-829）在世时声名籍甚。但他的得大名于天下，大抵在元和年间，而不是在他诗歌创作的旺盛期。自大历末至贞元末，李益“五在兵间”，居边地二十余年，这个时候他佳制迭出，创作进入旺盛期。元和元年（806）前后，他入朝为都官郎中，此后二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皆居于长安，官位也累迁至秘书监。虽然这期间诗人已届暮年，创作日渐衰萎，但诗名却进而大显。杨巨源《送李舍人归兰陵里》：“清词举世皆藏箧，美酒当山为满樽。”王建《上李益庶子》：“紫烟楼阁碧纱亭，上界诗仙独自行。”这两首诗都作于元和中李益宫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时。元和十二年（817），令狐楚奉敕编《御览诗》，选入李益诗36首，为集中诸家之冠。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列中晚唐张籍、杨巨源、姚合、贾岛、朱庆余、方干、马戴等26人为其门下客，凡此皆可见他在当时诗界的声名之盛与影响之大。这种声名的取得，同他元和初入居长安这一诗坛中心后，以前创作的不少优秀诗歌（如边塞诗）得以广泛流播，不会没有关系。
胡震亨《唐音癸签·谈丛一》说：“唐诗人生素享名之盛，无如白香山。”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贬江州司马之前，诗作已广为流传，并因此获得大名。他元和十年作于江州的《与元九书》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按，指贬江州，途经襄阳）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白居易的诗作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同他贬江州前有较长时间居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应有关系（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考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803）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历任盩厔（属京兆府）尉、集贤院校理、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到贬江州时，合计居长安近十年（其中四年左右兼任翰林学士）。如果加上释褐前居长安的时间，则更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