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生就业难衡量指标
基于有效统计数据进行数理分析和计量检验是从学术和政策评价角度得出客观可信结论的重要手段，是客观描述高校扩招后中国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真实现况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尽管关于大学生一次就业率的相关统计研究文献很多，但是基于统计数据所作的进一步数理分析和计量检验研究却并不多。包含了一切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只能描述直观感受，远不足以提供科学分析和评价的依据。高校扩招十余年后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发生的变化和调整至今仍是个黑箱，仍旧是直观经验多于检验研究，主观论断多于客观描述。数理和计量研究匮乏的原因并非在于相关研究方法不重要，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统计口径大体一致的反映年度变化的数据库的支撑。近几年，美国卡莱罗纳人口中心搜集的中国健康营养家庭调查人口数据（CHNS）向国内免费开放，国内其他相关基础性问卷调查也在不断展开和积累，这些基于微观人口教育、收入及其他自然情况的调查统计为进一步的数理和计量检验研究提供了基础。
对于就业状况是好还是坏、是难还是易，至少可以找到四个在文献中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指标：工资、就业率和失业率、失业时间长短（工作搜寻匹配所需时间）以及过度教育是否存在。前三个是典型的经济学概念，后一个则是借鉴了教育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而提出的概念。现分别加以阐述。
一 工资
工资是对劳动者就业状况进行考察时无法回避的重要考察指标。通常使用的指标包括起薪、平均实际工资的绝对值。但这两项指标均有其不足之处。
一是平均工资指标只能反映总量的概念，无法反映个体差异。某一年的平均工资升高，无法有说服力地说明当年的就业水平好于初始年份，这就如同永远无法将同时装有顶级苹果和烂苹果的果篮和装有普通苹果的果篮相比较，尽管平均而言，二者并无差别。与总量和平均相比，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年度变化。
二是大学生就业起薪有可能会使人们高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严重程度。起薪衡量的是市场的静态初始水平。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大学生就业起薪与非大学生劳动力相比并无优势，甚至会低于非大学生劳动力，但其动态调整和增长速度很快，会在某一个拐点超过非大学生劳动力。因此，大学毕业生起薪无法客观地反映高等教育的真实收益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真实状况。
三是起薪和平均实际工资的绝对变化只能片面地反映大学生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局部而非全部。单纯地考察大学生劳动力收入的增加，不与其他劳动力进行比较，有可能低估和掩盖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严重程度。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来看，很容易观察到绝对收入的持续增长，从而得出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乐观结果。为此有必要以非大学生劳动力为参照来客观地考察收入的增长速度，例如，用教育收益率来考察相对工资的变化趋势，如果相对工资下降，则表明大学生劳动力与非大学生劳动力相比，工资增长速度缓慢，教育收益率下降。
二 就业率和失业率
就业率和失业率是考察就业状况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就业率和失业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在新古典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上，本来是不会存在失业的，只要价格是灵活的，那么最终失业率恒为零。但现实经济并不完全满足新古典假设。因为工资总是有限弹性的，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完全缺乏弹性，因此失业总是存在的。价格调整越灵活，失业越少，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就会变好一些；价格调整越不灵活，失业越高，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就会变差一些。最常用的参考统计指标是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统计。但是与平均工资一样，无论统计方法如何科学，初次就业仍然无法反映个体差异。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概率在扩招后的几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后面的研究将使用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四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库以及Logit模型对扩招后大学生就业的难易程度变化进行检验。
三 失业时间长短
虽然最终工资可能相同，最后的市场就业数量也没有差异，但也无法就此判断就业状况，除非可以肯定，在相同条件下，劳动者进行工作搜寻所用的时间没有显著的巨大差异。因为即使最终可以就业，工作搜寻时间的延长也会使得求职者主观上感受找到合适的工作更加困难。但在这方面，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更长的工作搜寻可能是社会为更好的工作匹配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是个效率解。这一理论最明显的应用就是失业保险。对于大学生工作搜寻时间变化的考察尽管重要，但目前仍然缺少可以使用的数据。而且即使得出了有价值的统计结果，也无法像上两个数据那样明确地作出有关就业状况的判断，毕竟区分哪些是基于岗位匹配效率的搜寻时间、哪些是无效率的时间基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对此将不作计量考察。
四 过度教育是否存在
过度教育的概念来自教育经济学研究文献。其理论依据是，尽管在一定的工资水平劳动者可以实现就业，但与以往相比，获得更高职位的比例更少。就职者技能（学历）水平高于岗位所要求的技能（学历）水平。究其原因，求职者可能迫于就业状况变坏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次级的岗位。
如在第一章所述，对于过度教育的讨论一度曾十分热烈，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遇到几个无法突破的难点而难以持续发展形成系统的理论。第一个问题是：与大工业时代相比，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如何衡量岗位标准？在大工业时代，由于存在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因此岗位的标准易于衡量。但在信息化时代，新的岗位层出不穷，旧的岗位不断消失，即使是相同的岗位，其工作内容也因所从事的行业和企业规模不同而差异显著。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衡量劳动者的就业期望，是依靠问卷填写的心理意愿还是统计实际的就业选择？心理意愿当然普遍是越高越好，所以经济学中有一个公理性的假设，即只用实际选择来确定偏好。但即使这样，问题还是存在，因为求职者的选择有可能是无奈下的非自由选择。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是样本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用经济学的标准语言来讲是约束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两种结果都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
综上所述，后文分析将重点衡量大学毕业生的相对工资和就业难易程度，分别使用教育收益率和就业概率作为检验指标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加以系统分析，探讨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劳动力相对工资和就业调整现状。
[1] 原始背景材料摘自《理性客观看待大学扩招》，原文载于2008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学术界对扩招的背景和起因没有太多争议，围绕高校扩招展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能否将这些背景条件作为高等教育扩招的充分条件，而这并非本书所要涉及的问题。因此，这部分论述不涉及争议性观点，只是将文献中记录的有关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客观地整理和呈现出来。在众多文献中，另一篇题为《论教育决策与制度创新——以’99高校扩招政策为案例的研究》的文章被引用得最多，该文作者为康宁，工作单位为教育部办公厅，其原文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2] 数据转引自《理性客观看待大学扩招》，《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0日。
[3] 还应再减去留学生和其他不愿就业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但数据不可得。
[4] 转引自谢作诗、杨克瑞《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北京教育》2007年第9期。
[5] 《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公示》，原载于《江淮晨报》2006年7月17日，转引自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06-07-17/02169477629s.shtml）。
[6] 数据转引自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09应届生就业状况调查》（http://www.chinasurvey.com.cn/social/02-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