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基础研究
第五章 “茶道”考
第一节 茶文化用语的现状
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唯一名之为“道”文化的国度。但就是在茶文化的故乡——中国，一提到“茶道”，人们大多还以为是在讲日本的茶之汤。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的众多日本文化研究专家们，也都一致认为“茶道”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它创始于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集大成于千利休。
这种“茶道”发展史共识的根据，来源于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在该书开篇部分有如下这样一段话：
宗易（千利休）说：珠光有两个弟子，叫宗陈和宗悟，绍鸥就是师从这二人修行茶之汤的。宗易的师傅也不仅是绍鸥一个人。能阿弥的随从中有个叫右京的人，壮年时，跟随能阿弥习茶，但后来退隐到堺居住，名号空海。在同一个地方有个叫道陈的隐者，二人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交流，空海就把茶道详细地传授给了道陈，而道陈和绍鸥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就茶进行研修切磋。宗易当时名叫与四郎，从17岁时就格外喜好茶，起初跟随道陈习茶，后经道陈引荐成为绍鸥的弟子。台子、书院茶等大多都是跟随道陈学的；关于小间茶室的茶法，都是宗易本人的创意，经与绍鸥商议后定下来的。这个集云庵的开基岐翁，最初跟随一休和尚参禅，中间有段时间两人关系恶化被赶出门，后在众人的劝慰说和下二人关系得到修复，截至中期一直号称集云庵，后来一休命其改名，才更名为南坊，其后此庵既称集云庵，又称南坊，亦称岐翁。庵主与绍鸥关系好，他们经常一起畅谈茶话，愚僧（南方宗启）乃第二代庵主，称南方之坊，专门习茶之隐者也，大笑大笑。[1]
这段话记述了日本茶道的两条发展脉络：一个是以侍奉幕府将军的能阿弥为首的贵族茶，其传承系谱是能阿弥→右京（空海）→道陈→千利休；一个是以珠光为首的草庵茶，其传承系谱是珠光→宗陈和宗悟→绍鸥→千利休。这两条发展脉络都在千利休这里汇合，因此，才有了千利休乃日本茶道集大成者之说，而恰是被奉为集大成者的千利休将村田珠光奉为侘茶创始人，所以后世习茶者们也便因袭此说，不求甚解的学人们也跟着以讹传讹，于是才形成了这种所谓的“茶道”发展史共识。
但是，这种所谓的“茶道”发展史共识并不可信。首先，被视为日本茶道圣典的《南方录》是17世纪后期才问世的书，其中很多内容明显非千利休时代的记述，而无法判断真伪的许多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是千利休所为，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其次，关于所谓的“茶道”开山鼻祖村田珠光，其身世也一直是个谜，至今仍然无法用史料来确证这个人物的存在。[2]而且，就连“茶道”一词开始见诸日本的相关文献，也是17世纪中后期的事，此前及其后乃至今天，人们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更习惯使用的是“茶之汤”或“侘茶”这种称呼，而非“茶道”。
虽然很多学者都人云亦云地称“茶道”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但是，其独特之处何在，却又语焉不详。韩国茶道研究家金明培，不仅坚决反对把茶道视为日本独特的文化，而且还同时指出“也不能因茶叶、茶种、饮茶的风俗皆源自中国，就断定茶道的成立也是中国为先”。[3]
那么，这位金先生认为茶道初创于何时何地呢？他认为，因为新罗时代的花郎曾制作了吃茶用的樱花筒，加之韩国有“全罗南道罗州郡茶道面”这一地名，所以可以断言是新罗时代的韩国率先创立了茶道。[4]金先生欲维护韩国民族文化的心情可嘉可解，但其如此论断还是难免有些牵强了。且不说一个小小的饮茶器皿的真伪，所谓的“茶道面”，其实也不过是1914年进行行政区域重组时，将原来的“茶庄面”与“道川面”合并时诞生的新行政区划名称而已，它与我们要讨论的“茶道”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金先生的做法，极易使人联想起近年来韩国一部分人抢注中国文化的行径。从2005年的端午节申遗，到2008年的针灸标准之争，在过去几年间，韩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展开了文化争夺，如自诩为印刷术起源国、人参宗主国、豆浆发明国等，甚至连孔子都被宣称是韩国国籍了。
与敢于放言的部分韩国人相比，中国学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心情上虽然毫不逊色，但在表达上还是谨慎多了。在茶文化的故乡——中国，虽然古代茶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大多是吉光片羽散见于浩瀚的典籍之中。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对茶文化资料的挖掘、整理及研究都还很薄弱，以至于在《新华辞典》、《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中均无“茶道”这一词条。一些茶业界的有识之士，虽然也都异口同声地主张，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所以茶道的创立也必是中国为先，但却不敢断定“茶道”本为何国语言。1977年，台湾一些爱好茶文化的人，担心对中国茶文化使用“茶道”一词会被人说成是追随日本，便独创了一个新词——茶艺，来称谓中国的茶文化，并主张“茶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精神境界方面均不亚于“茶道”。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受港台茶文化的影响，大陆也掀起了茶文化热。于是，“茶艺”一词也便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产茶盛地自不必提，很多非产茶地的大小城市中亦均可见形形色色的“茶艺馆”。但是，随着对茶文化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学人们发现，“茶道”一词早在唐代就已经散见于各类文献了，于是才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茶道”这个词撰文著书，论述中国茶文化。
茶道如月，人心如江，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茶道初创何时，内涵何意，曾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界定“茶道”确非易事，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茶道”与“茶礼”、“茶之汤”、“茶艺”这些用语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异同？为了今后在谈及茶道文化时，对这些问题不再如庸医把脉，虽心中了了却指下难明，所以本书开篇有必要先清心静意，以史为鉴，对“茶道”一词的出典及其意义变迁、传播情况等进行简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