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经验问题？

经验就常识意义上说，是人的经历所得。在认识论的范畴内，则是人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外界事物的感受。这种感受因为是感性的，所以相对于对事物深入的理性认识而言，就显得比较表面。但任何形式的理性认识，又不能不以这感性的经验为起点，所以经验对于人的认识来说，又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人的认识发生的先决条件。

提出中国经验问题，自然不是要告诉人们这些常识，而是另有原因。这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趋势所激起的文化反弹。今天的全球化，说到底，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在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不过较之以往，程度有所加深，范围有所扩大，速度更加迅猛罢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感和抵抗心理，生怕有一天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自己的文化也被这种趋势所同化。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全球化因而在有些学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看来，实质上也就是美国化。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却容易激活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中国自近代社会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在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的同时，又十分害怕失去文化的根本，所以特别注意处理“体”、“用”关系，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心理支配下的产物。后来虽然批评了张之洞的这个说法，但却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影响的警惕。尤其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一直在不间断地反对“全盘西化”或“欧化”。就是我们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向苏联学习以后，也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顺理成章地发展的结果。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和历史情结，所以当全球化的大潮汹涌袭来的时候，这种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和历史情结，就很容易以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经验这个社会学的概念进入文学领域，为某些文学界人士所激赏，乃至成为新世纪以来众多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奉行的一种文化理念，就是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而逐渐增长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其实是相为表里的，正因为在整个现代化包括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存在着一种先天的警惕，对西方文化影响存在着一种本能的反弹，所以，即使如当年正遭受西方的殖民和侵略，内心却依旧保留有一己的文化自尊，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但在近现代中国，因为积贫积弱，发展缓慢，这种自尊和自信终究难以建立起来，即便在某些时候稍有恢复，也难保持长久。甚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依旧自觉技不如人，依旧要唯西方种种是骛，较之以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说明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要真正确立自己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晚近十余年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一些东方族裔的学者，如赛义德（Edward W.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论著被译介到中国，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启示，加上此前如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冷战结束后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构想，以及某些欧美学者的后现代理论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才逐渐有了一种新的醒悟，开始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文化，长期以来所处的劣势地位，并非这些国家的文化本身就是劣质文化，而是某些西方人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中心想象和塑造的结果，其中就包含有西方文化的殖民和霸权。事实上，不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在历史上就曾有过西方难以企及的辉煌，就是到了西方开始发达的近现代社会，西方文化也在不断向东方汲取资源和营养，尤其是当西方文化遭遇危机的时候，更要求助于东方文化。既然如此，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对西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也不能仅止于被动应付，而是要跳出长期以来西方人想象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视野，以平等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东、西方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便在这个诸种民族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多极多元的世界上，与西方文化展开平等的对话。凝聚和重构中国经验，正是中国文化主体重建、形象重塑、价值重估的基础和起点，是这一文化自觉过程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紧密，是中国文学不断追求创新的现实需要。现代中国文学自告别古代传统以后，主要是向西方寻求思想和艺术资源，但文学发展的历史又表明，西方的思想、艺术资源，并不能解决，至少不能全部解决现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于是转而求助于已挥手作别的古代传统，尤其是民间传统，但因为现代中国文学毕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构起来的，古法、古意不但不能解决现代的问题，有时还常常与现代文学的追求相抵触。这样，在西方影响和古代传统这两维之间，就不能不引进新的一维，这一维即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求。用这样的一维来折冲、调节西方影响和古代传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杠杆。远的不说，就说晚近30年来的文学发展，当“文化大革命”及其前的一个封闭的“民族化”、“民间化”的追求走到极端的时候，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文学继五四之后，再度把目光转向西方，学习借鉴、跟踪模仿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文学，成为一种时潮。当种种向西方学习借鉴、跟踪模仿的文学试验，最终仍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的时候，“新写实”的提倡，又适时地把文学的目光引向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种基于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创作倾向，经由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推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进一步把目光转向底层，“底层写作”成为一时风气。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古代传统，还是西方影响，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行程：在20世纪80年代，是开放的西方影响冲击封闭的民族、民间传统，而后又以民族、民间传统反拨西方影响造成的极端倾向，如“寻根文学”对儒、佛（禅）、道的文化阐释，古代笔记被改造成“新笔记小说”，词典、编年、方志等古代文史典籍的体例为作家所化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更自觉地向民间“大踏步撤退”，化用民族、民间资源（包括方言、土语），逐渐取代向西方的学习、模仿，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倾向。凡此种种，这种折冲、调节西方影响和古代传统的现实需求，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中国文学的艺术经验。只有以这种独特的中国经验为基准，才能判定什么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所需要的，什么不是。也只有把文学创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才不会为流行的西方潮流所迷惑，也不会为沉重的古代传统所窒息，而是在中西、古今之间，斟酌取用，融合创化，以张扬和提升中国人特有的感性生命体验和生存体验。这正是中国文学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30年来偏于西方影响和偏于古代传统的极端之后，倡导中国经验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