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晚年的所有政治论证都是为下面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作辩护：（1）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运动;（2）革命，这种革命不应该像宗派主义乌托邦所认为的那样被简单视为一劳永逸的权力转移，而应被视为一种关键的时刻，开启了复杂但不可轻易预测的过渡时期;（3）随后对政权体系——国家的革命和过渡形式——的必要维持。因此，马克思特别反对拒绝这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

因此，寻找马克思对诸如“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这样后来的争论的预见，或者根据后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来解读马克思的著作，都是徒劳的。马克思的著作曾被如此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部分，但这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后期阶段。对马克思来说，问题既不是工人的政党是改良主义的还是革命的，也不是这些术语究竟具有什么含义。马克思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状况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政治意识——构想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形成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行动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冲突。对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各种阻碍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不成熟性，例如使无产阶级政党处在各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激进主义影响之下，或者试图使无产阶级政党支持各种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特殊公式。无政府主义把马克思等同于国际或其他的工人运动中的“左翼”或者“右翼”、“温和派”或者“激进派”。因此，关于马克思在某个时候不再是革命者并且变成了渐进主义者的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荒谬的。

实际的权力转移和随后的社会改造将会采取何种形式?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发展程度，这种发展既反映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达到的阶段，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本身通过实践而学习和成熟的过程。这自然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既然马克思没有公开建议要等到无产阶级成为绝大多数和阶级两极分化达到高级阶段之时，那么他肯定认为阶级斗争在革命之后仍将继续存在，尽管是以最理性和人道的方式。在革命后的不确定时期，无产阶级因而必须充当阶级联盟的核心和领导者，它的优势在于：由于它的历史地位，它“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即使它仍然是少数派。毋需赘言，马克思认为，唯有“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他的实际分析即巴黎公社——在观念上注定像工人领导下的“不依靠他人劳动而生的社会各阶级”^[16]的人民阵线那样运作。然而，这些都是具体评价的问题。它们仅仅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的不是历史力量的自发作用，而是在历史提供的可能范围内的政治行动。在他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上，他们总是用他们所想到的行动来分析各种形势。于是，我们必须思考对这些形势变化的评价。

我们可以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的三个发展阶段：（1）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2）接下来的25年，在此阶段，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似乎不可能马上提上议事日程;（3）恩格斯的晚年，在此阶段，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崛起似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创了过渡的新角度。我们在下文将会分别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略的国际方面。

“1848年”视角既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假设上，也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设上。前者是旧政权的危机将会带来普遍的社会革命，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使这样一种革命可能带来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无论如何定义，现实的工人阶级此时除了在英国之外显然是人口中的少数，而与恩格斯的预测相反，英国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此外，工人阶级既不成熟，也很少组织起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德国资产阶级可能证明它不愿意发动自己的革命，因而处于萌芽阶段的、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将会接过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17]要么（就像法国那样）由雅各宾派开创的资产阶级革命激进化将会继续下去。

第一种可能性显然已被证明是极不现实的。第二种可能性即使在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后似乎仍然是可能的。只是作为从左派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联盟的从属但却重要的成员，无产阶级参加了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随时都会出现激进化的可能性，例如，当温和派断定革命已经走得足够远的时候，激进派想要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化只会巩固资产阶级温和派的胜利。在资本主义时代，例如，在1848—1849年的法国，在如今联合起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与围绕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其他各阶级阵线之间，阶级对抗的潜在尖锐化第一次使如下一点成为可能：资产阶级的失败会使“因失败而变得聪明的无产阶级成为决定性因素”。由于路易·波拿巴的成功，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顾失去了许多意义。当然，许多——结果是太多——的东西取决于革命的政治行动的具体动力，因为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极其不充分的发展。

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把下一场革命激进化。在那场革命中，一旦自由派资产阶转变为“秩序党”，更激进的“民主党”很可能成为胜利者。这就是1850年成为共产主义同盟首要口号的“不断革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短暂联合的基础。在民主派中，“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是最激进的，也最依赖无产阶级的支持。它既必定会首先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又必定是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阶层。然而，无产阶级仍然是极少数，因而需要盟友，即使在它试图取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革命联盟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1848—1849年，像大多数左派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农村的革命或激进潜力，对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恩格斯的推动下，马克思才开始设想，至少在德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由此所设想的革命发展是复杂的而且或许是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也不可能预测革命的哪一个阶段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基本的模式显然是大体上从最初的自由阶段经过激进—民主阶段而快速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阶段。

直到1857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带来任何国家的革命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然希望——事实上期望——新的和修正版的1848年革命。在此后的大约20年里，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即将到来和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尽管恩格斯比马克思更长期地坚持其青年的乐观态度。当然，他们对巴黎公社没有太高的期望，而且此后都一直谨慎地避免对此提出乐观的看法。另一方面，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各国产生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予厚望的这些工人运动在力量、阶级意识和组织上都日益发展。我们不应当认为，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权力转移意义上的现实革命，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发展的漫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上，接下来会开始漫长的后革命过渡时期。现实的权力转移延迟到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晚期阶段，这无疑会影响到随后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但是，尽管这可能让渴望行动的革命者失望，却也几乎不会改变所预测的过程的本质特征。即便如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战略而言，这一时期的实质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计划某种最终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认为权力会马上或可能成功地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尤其是在1890年之后的发展，第一次使在已经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这一进展发生在马克思逝世后，因而我们不知道他会如何面对这一状况，尽管有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比恩格斯采取的方式更灵活和更不那么“正统”。然而，这是一个思辨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本人等到德国无产阶级的不断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政党成为一个巨大的诱惑之前，马克思已经逝世。有某种证据表明，正是倍倍尔说服恩格斯相信，绕开“中间的激进—资产阶级阶段”的直接的权力过渡现在已经成为可能，而以前这个阶段在那些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被视为必然的阶段。无论如何，工人阶级从此以后似乎不再是少数，幸运的话会成为广泛革命联盟的领导者，组织成为大众“政党”，并围绕这一政党聚集来自其他阶层的盟友。这里提出了新的状况与英国的状况之间的差异。在英国，无产阶级在一个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大多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性和普遍性”，但由于马克思没有特地研究的原因，它没有发展出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政治上的阶级运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致力于这种通过社会主义大众政党可以实现“大多数人的革命”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一时期具体情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