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性的身体

中国古代文学也不乏性爱叙述，可是他们大都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被斥为诲淫诲盗之作。一直到近现代文学时期，性爱叙述才进入严肃文学，成为文学叙述的重要主题。这种变化与现代社会对性爱的理解和认知有关。福柯认为性是一种被人们建构起来的话语，现代性征候之一就是性爱话语被公开讨论与表达。在西方到了19世纪，性行为作为个体自我的象征，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告诉我你的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这是典型的19世纪的话语。……人们仍然认为，并且被鼓励来认为，性的欲望揭示了他们深层的本质。性不再是秘密，但仍是一种征候，一种对我们的个人性的最大的秘密的表白。”[1]然而，这种认知在进入现代中国伊始就与正处于民族国家危机的社会大背景相互纠缠在一起。在现代中国严肃文学中性爱叙述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国家民族建构与想象之中，社会政治自始至终都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性爱叙述。其实，不论是自我张扬、个人觉醒的五四时期，革命激情荡漾的大革命时期，还是整肃革命纪律规范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纯粹个人化的性爱叙述几乎是不存在的。不同的时代都依据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对性爱的巨大能量和潜在危险进行开发利用和控制评估。在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学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处于一个颠覆与破坏时期，性爱包孕的极大革命能量被开发，在这个时期爱情被“看成了一种情感驱力，内化了社会改革的动劲”，爱欲被“视为一种生命能量，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2]五四时期出现了大批表现个人爱情与封建家庭冲突的小说，而在大革命时期则出现了“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写作热潮。“性所隐含的心理压力掀开了卫道士设置的重重路障，这种反抗姿态的确类似革命；无论是践踏秩序、蔑视权威还是放纵自由、为所欲为，革命的狂欢与性的狂欢具有某种气势上的美学对称。这导致了二者的相互象征。”[3]到了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开始显现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严密过程。种种享乐欲望所包含的冲击力已经在摧毁传统体制之中消耗殆尽，革命设想的实现不得不依赖革命者艰苦卓绝的努力”。[4]因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为性爱叙述设立新的规范，人们依据新的革命需求对性爱做出了管理与分配，性爱叙述出现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