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的游学

一　罗马不列颠时代

英国人富有游学的传统，他们对游学的热情可以追溯到罗马不列颠时代。自公元前55年和54年尤利乌斯·恺撒和他的军团作为首批罗马人在布立吞登陆以来，在随后的四个世纪中，罗马的军团和官员前赴后继地来到不列颠行省，并按照罗马的时尚建立城市、修筑道路、建造别墅，而不知名的传教士则带来了基督教和其他东方的宗教。作为相反的潮流，战争中被俘的不列颠士兵、臣服的土王、仰慕罗马文化的土著贵族也相继来到罗马。

寓居罗马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提到这样的布立吞人：“布立吞的男人高于凯尔特人，虽然他们身体笨拙，但头发却没有那么黄……在罗马，我本人看到的所有小伙子都要比该城最高的人高出半英尺。”[3]不列颠人在罗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班牙诗人马修在《短诗集》中曾这样描述公元1世纪的英国旅行者克劳狄娅：“克劳狄娅虽出身布立吞且薄施粉黛，她的性情却完完全全是罗马式的，对意大利老妇人而言，她美艳绝伦，她的罗马、希腊女主人则把她当作自己的一员。”[4]

与此同时，英国早期的圣徒也相继前往罗马，去寻求基督教教义的真谛。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贝拉基。大约在公元380年，贝拉基离开不列颠前往欧洲大陆。在罗马，他学到了怀疑原罪的异教思想。

二　中世纪时期

在中世纪，尽管横渡英吉利海峡而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往往会遇到重重危险并历尽千辛万苦，但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英国男女奔赴国外，前往欧洲大陆游历。英国人喜爱旅行的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至于一名编年史家对英国人之热爱旅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散布于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旅行成为他们的一种文化”[5]。此种描述虽不无夸张，但也足见英国人对旅行的热情。在中世纪时期，除了通常出于外交、军事和商业等目的而进行的旅行之外，英国人还常常因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求而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其中，朝圣者、骑士和学者便是他们的主要代表。

朝圣是英国人出于精神方面的需求而前往欧洲大陆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如巴勒斯坦）进行的旅行。英国人很早就对朝圣充满热情。据说，在公元6世纪的某一天，当教皇格雷高利一世在罗马的集市上见到一些头长金发的盎格鲁男童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他们不是盎格鲁人（野蛮人），而是天使”（No Angli，sed Angeli），并宣告要将他们教化为基督徒。[6]在随后的数个世纪，在基督教教义的感召下，无数信徒开始了他们的天路历程，踏上“朝圣之路”。比德在《英格兰民族教会史》一书中也写道：到7世纪晚期，“许多英国人竞相前往国外的圣地朝圣。其中有贵族，也有普通人；有教士，也有俗人；有男，也有女”[7]。这些朝圣者横渡英吉利海峡，穿行于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及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跋涉于通往罗马的漫漫道路之上。到中世纪后期，随着英国人对人类事务好奇感的空前增长，朝圣也越发地流行起来。尽管朝圣之旅费用高昂且充满危险，但在整个中世纪，它却始终吸引着包括贵族和贫民在内的大量善男信女。

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最受欢迎的朝圣地有三个，它们分别是耶路撒冷、罗马及西班牙的康波斯特拉。圣地耶路撒冷是朝圣者最希望前往的地方，但战争、旅行的费用及途中的艰险常常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罗马和康波斯特拉的圣詹姆士神殿吸引的朝圣者则更多。从14世纪至16世纪初，在普通年份前往罗马旅行的英国朝圣者的人数大约在75—200人之间，而在大赦年前去的英国朝圣者的数量则多达800人左右。[8]由于时间和金钱的限制，许多朝圣者常常会选择较罗马更近的地方。到15世纪，圣詹姆士神殿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在1434年，仅仅是亨利六世一人就向前往该神殿的朝圣者发放了2433个许可证。对于一个16世纪前人口不超过300万的国家来说，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当时在国外朝圣的英国人确实不在少数。正是由于前往海外朝圣的英国人人数众多，为朝圣者提供交通运输也成为一项让人艳羡的商业行当。[9]

尽管有学者认为将朝圣纳入游学传统多少有些牵强，但鉴于在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对朝圣的热情及其社会参与的广泛性，我们可以认为，朝圣之旅的确对广大的朝圣者具有教育的功效，它不仅满足了朝圣者谋取精神升华的需求，也让他们增长了对更广阔世界的知识，增进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骑士为获取实战经验而前往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参加比武大会的旅行是中世纪英国人游学的另外一种形式。中世纪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培养骑士。在骑士的培养过程中，游学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了获得在本土不能得到的马上比武经验，英国骑士常常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在中世纪，骑士用以报效封建领主和国王的是他们的军事技能。作为模拟打斗，马上比武大会是骑士军事技能理想的训练和测试场所。与此同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英国权力当局常常周期性地禁止在境内举行马上比武大会，为了获得实战经验，骑士们就不得不前往国外。威斯敏斯特的马修注意到，新受封的英国骑士通常都会到欧洲大陆游历，并借助军事技艺来展示自身的勇武。曾经有一次，亨利三世封授的80名绅士全都前往国外参加了比武大会。法国比武大会的壮观和激动人心及其提供的检验军事技能的机会吸引着英国骑士，因为，正如F.沃尔·康利什评论的那样，“英国的骑士制度较欧洲大陆更理智。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意志的男爵们不断地卷入私人战争之中，因此有更多机会获得军事方面的荣誉”。[10]等待继承土地或已经安排好胜任的家仆打点庄园的青年贵族百无聊赖、躁动不安，他们纷纷出外旅行以寻求刺激。没有土地的骑士则希望借助于参加比武大会而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后来，比武大会逐渐失去了严肃的打斗色彩，不再真刀真枪地对阵，更多地成为一种社会消遣。不过，它们确实让英国贵族有机会以此为借口到国外旅行，去体验法国宫廷多姿多彩且激动人心的生活。[11]

学者和学生为学术造诣而进行的欧洲之旅，是中世纪时期英国人游学的又一种形式。在这一时期，学者和学生也相继加入了朝圣者、骑士、使节、商贾以及普通士兵的行列，前往欧洲大陆学习、游历。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意大利，英伦学者并不少见。像圣维利巴尔德，中世纪最为博学的古典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阿拉伯研究的先驱，巴斯的阿德拉德，林肯的约翰，罗杰王的秘书塞尔比的罗伯特，托马斯·贝克特的传记作家、牛津大学校长罗伯特·克里克莱德，诺里奇主教牛津的约翰，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杰弗里·乔叟（1343—1400）等，便因文化、宗教、外交、军事或商业等方面的原因而频繁前往欧洲大陆及更为遥远的地区旅行。[12]

从12世纪到14世纪后期，企图在教会或政府谋取职位的人主要前往巴黎和博诺尼亚的大学学习。当时，巴黎大学以传授文科诸艺和神学而出名，博诺尼亚大学则是欧洲教会法和民法研究的中心。希望获取医学学位的年轻人则通常前往萨勒诺，那里有中世纪欧洲首屈一指的医学校。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大量会聚在巴黎大学和博诺尼亚大学之中，促使两所大学都出现了“同乡会”。[13]欧洲主要的大学在12、13世纪便蓬勃发展起来，它们的声望招徕了许多英国学生。当然，英国学者在欧洲大陆的目的地不仅限于法国和意大利。在12世纪，有相当数量的英国学者前往西班牙，去寻求那里的阿拉伯科学。[14]在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初，受牛津和剑桥声望的日渐增长、巴黎大学的成员就教皇的分立而产生的分歧、欧洲战争特别是英法战争的日渐残忍和波及区域的扩展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年轻的学者更多地选择留在国内，欧洲主要大学外国学生的数量开始减少。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巴黎的英国—德意志同乡会，在1383年，它仅仅剩下寥寥数名学生。[15]

在14世纪至16世纪期间，尽管在国外游历学生的数量在下降，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英国人入读欧陆的大学，特别是意大利的大学。在复兴古典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大学和专门学校保住并增加了自己的声望。博诺尼亚大学吸引了无数的英国学生。该大学的记录表明，大约有50名英国人在那里获得了教会法或民法博士学位；无疑，还有许多在那里学习过的英国人并没有获得学位。[16]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初，有20多名英国人曾在费拉拉学习，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分别获得了民法、教会法、艺术或神学学位。[17]15世纪期间，帕多瓦的大学在民法学研究方面声望直追博诺尼亚，而且，它在医学和神学的研究方面也日渐获得声望。现存的记录表明，在15世纪，有18名英国人在那里取得了学位。博诺尼亚、费拉拉及帕多瓦这三所意大利大学的学位，为英国学者的教育增添了光泽，并成为他们得到外交或行政任命的敲门砖。尽管为教育之目的而前往欧洲大陆游历的英国人数量尚不多，但他们却是中世纪欧洲知识网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迁徙、流动成为英伦诸岛与欧洲大陆进行文化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