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悲剧的开始

大爹被抓，家中的厄运却还只是刚刚开始。家里出了个“反革命”，全家很快成为全村人的批斗对象。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可以说家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了牵连。

外公家原本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种粮、养蚕、养蜂，一切生活物资都靠自己生产。他们的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非常勤劳肯干，而且见多识广，很有商业头脑。除了务农之外，还做起了废旧回收、以物换物的小生意。后来辗转开始收购起棉花，开了一家“平安花庄”的商铺，正儿八经地做起了棉花生意。

太外公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的工作，体力负担相当繁重。虽说收入有了保障，但家里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好不容易赚到的一点钱都用来买田置地，慢慢田地多了，自己人种不来，便请了几位长工，而这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太外公一生老实本分，受到打击往往都选择委曲求全。外公至今还记得家中门上贴着的对联上写着：“不是孝悌友恭更有何事可乐，只此谦和融睦自然到处皆春。”太外公性子软弱，但在子女教育一事上却有少见的固执。在他的坚持下，家中兄妹九人都曾受过教育，虽然程度不一，但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太姥姥完全没受过文化教育，但对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熟记于心，而且身体力行。外公说她是位克勤克俭的贤妻良母。她有一双灵巧的手，烧茶做饭、纺纱织布、缫丝取蜜、绣花裁衣样样在行。全家人的吃喝穿戴她都料理得无微不至，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太姥姥的宽厚善良更是在关键时刻让她幸免于难。“土改”后期，村中的干部发动家里的长工批斗太姥姥，长工说：“她待我像待亲儿子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外公回忆道，小时母亲每天早晨做饭，总是炒两碗油饭，给家中务农的二哥和长工每人一碗，其他人只能喝粥，“母亲只说他们做的活辛苦些。父亲也都没有意见，谁还敢说话”。

请长工，再加上出租部分田地，这两样在土地改革时被称作“剥削”。最初，外公家根据“剥削”收入的核算结果仅被划分成富裕中农，可以逃过一劫。但大爹被抓后，乡民的情绪似乎被点燃，冲到家中绑走了太外公，将他吊起来直到他求饶，强迫他认下自己“反动富农”的身份。就这样，太外公和二爹，原本是地道勤恳的农民，却成了管制的对象、阶级敌人。他们每天不知何时就会被绑去批斗，挨打挨骂，受冻挨饿，家中更是被抄了无数次。所有值钱的物件都被搬走没收，搬不走的就地毁坏，就连家中的书籍都被烧为灰烬。唯一遗存下来的是一本字典，在之后困苦的日子里，它始终放在大爹的枕边，被翻到快要散架。

外公的三姐那时初中还未毕业，辍学后便参加了教育工作。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她满心以为可以提意见、改进工作，于是在别人的邀请下，在教师大会上为家里父亲被打为“反动富农”的事情鸣冤叫屈。外公回忆道，头一天大会主持人还给她斟茶倒水，鼓励她继续发言；第二天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向她袭来，说她为反动的剥削阶级翻案，最终给她安上了一个“极右”的罪名，开除了教师籍，罚回农村劳动改造。而就在改造的几年间，她的腿落下了终身病痛，现在已是半瘫痪在床。

至此，外公一家可以说是彻底戴上了“黑五类”的帽子。1959年的暑假期间，外公回到家中，听说小学时的一位同学因家庭成分的问题没有升学，在生产队放鸭子。有天晚上，村里干部们开完会，肚子饿了，就跑到他的鸭圈里偷了两只鸭子加餐。第二天，这些干部又装模作样地去检查生产，清点鸭子，发现少了两只，便说是外公的同学自己偷吃了，逼他加倍赔偿。外公得知这事后，愤懑不已，以笔名将这件事写成通讯，投稿给了当时的乡镇日报，狠狠地骂了这些干部。文章当然没有发表成功，被退回到了村里，因为找不到具体的收件人，被别人拆开了信封，还被同学认出了笔迹。于是外公不仅被要求做深刻检讨，在当时的暑期劳动鉴定中还被写道：“劳动表现不错，但做了反动富农的尾巴。”第二年，外公高考结束，一心想要上大学的他对自己的成绩满怀信心，却迎来了对他家庭出身的社会调查。当时他所在的黄冈中学是知名的学府，而他的成绩向来名列前茅，原以为大学保送都不是问题，最后却被告知自己的学籍档案上盖上了“不宜录取”的绿条章，彻底破了他的大学梦，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直到今天，外公对此仍旧耿耿于怀，没能上大学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而大爹的长子正光，不幸在极度困苦的境况下得了急性脑膜炎，紧接着，另外两个侄儿也相继染上这病。那时家中每天药气冲天，天井四角的蜜蜂也被熏跑了。家中的女人成天以泪洗面，最终还是挡不住大爹长子正光和三爹长子汇海相继夭折，家中悲惨凄凉的光景可想而知。丈夫被判死缓，儿子也没了，大爹的妻子在家人的劝说下远嫁他乡。

原本富足的家庭，随着大爹的被抓，一夕之间分崩离析，家中变得一贫如洗。批斗中的体罚和谩骂更是持续了多年，太外公也落下病根，一生困苦。外公还记得，在他快高中毕业那一年，父亲来到学校看望他，外公从学校打了两份饭菜，告诉父亲自己已在学校吃过，父亲一个人将两份饭菜全都吃光了，口里不断念叨：“今天总算吃了个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