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建的背景

第一节 传统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

一、中国传统“边疆研究”之回顾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研究的开拓时期。所谓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研究的开拓，并不是说我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对边疆民族史地没有研究，而是指在此之前，从先秦至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即没有应用现代人文自然科学体系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既积累了浩如烟海的边疆民族史志资料，同时亦有考证与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如满、蒙、藏、西夏、东巴、彝、傣、突厥、回鹘、契丹等民族的历史文献，这些都是边疆史地研究中弥足珍贵的资料，至今仍可利用。

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的记述、图记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先秦时华夏族将其周边地区文化落后些的诸部族，统称为“四夷”。而“四夷”史料，无不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之类的文献中。诸如先秦的《尚书》《诗经》《周礼》《论语》《孟子》《荀子》《国语》《山海经》等。秦汉以降，史家对边疆民族史地更加关注，出现专门记述“四夷”、边地的新体裁，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是其先锋。司马迁《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班固《汉书》的《西域传》创始性地将徼外舆地及方国事迹记入“列传”，开官修正史以“列传”表述“四夷”人文地理之先河。“四夷列传”这一体裁，被历代官修、私撰史书效仿与推崇。正史因之积累有丰富的边疆史地和民族志方面的资料。

梁启超称班固《汉书·地理志》是方志学的开山之作，开魏晋六朝修撰州郡地志之风，其后亦有记述边疆地志的专著出现。各地方志中积累有大量的边疆民族史地资料。如：东汉袁康《越绝书》、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康泰《扶南土俗传》、魏晋佚名《永昌郡传》、佚名《外国传》、晋释道安《西域志》、晋郭义恭《广志》、晋常璩《华阳国志》、南朝宋范晔《西域传》、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隋佚名《诸蕃风俗记》、佚名《突厥所出风俗事》、隋虞世基《区宇图志》、唐樊绰《蛮书》、唐贾耽《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唐李泰《括地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元李京《云南志略》。上述古籍中有部分已成佚书，但在正史“艺文志”和《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部分保存。《太平御览》保存了宋以前的许多文献资料，全书共引用了一千多种古书，是保存了五代以前文献最多的一部类书，仅“四夷部”即征引边疆史地各类地志数十种。

“经世致用”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经世致用”之风是构建传统学术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学术精髓与学术宗旨所在。“经世致用”观念在边疆史地考证历史上常常表现为，一旦边事告急或边陲为统治者所重视，议论边事或图记边陲便流行起来，这种以“致用”为目的的考证旨在为执政者决策提供参考。如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班固《西戎论》《窦将军北征颂》《封燕然山铭》，江统《徙戎论》，戴祚《西征记》《宋武北征记》，隋裴矩《西域图记·序》。《隋书·裴矩传》载，隋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派遣裴矩至张掖，负责诸胡商“与中国交市”。裴矩在张掖与西域诸胡商广泛交接，又考察西域诸国人文自然地理，还查阅大量的图书典籍，搜集到西域四十四国之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数据，并标绘地图，撰《西域图记》上奏朝廷，为隋统一天下献计献策。

清季是我国边疆地区陷入全面危机的历史时期，“经世致用”激发了清乾隆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至嘉道咸年间，遂成清季“最流行的学问”，涌现出一大批讲求潜心研究边疆的学者。重要者如钱大昕、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沈垚、魏源、姚莹、俞正燮、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盛极一时，边疆史地研究遂成为其时学术研究的“显学”。清季边疆史地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之作，较重要者如祁韵士《西陲总统要略》，徐松《西域水道记》，沈垚《新疆私议》，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姚莹《康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何秋涛《朔方备乘》，魏源《海国图志》，李文田《元史西北地名考》，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陶葆廉《辛卯侍行记》等。

虽然，西南边疆的研究在清末的边疆危机中曾成为一门“显学”，然而上古至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不脱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研究范围看，或关注边事或为开发边陲所需的局部区域。从研究领域看，研究大致局限在史地范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自然科学更是空白。从方法上看，沿袭传统士人撰述方法和体裁，以游记、杂录、地志居多。

二、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研究之回顾

可以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始于晚清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洞开，西人纷至沓来，渐而兴起对中国边疆考察、探险的热潮。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辱国丧权的条约，让西方人享有可以在通商口岸租买房屋、自由居住，以及到内地传教、游历的权利。就华西边疆而言，19世纪后半叶，中国边疆危机四伏，西南边疆与印度、缅甸、越南间的商贸交通地理，以及藏、彝、羌、苗、纳西等民族的神秘领地，成为西方冒险家争相探险的目标。赴西南地区探险、考察、旅行的西人络绎不绝，尤以英、法两国的探险家人数为多。他们纷纷撰写游记或考察报告或专著，向西方世界报导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文史地及民族情况，从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大幕。对于早期西人针对西南边疆探险的学术价值，民国学者徐益棠曾有过系统性的描述，徐氏说：

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就余所知，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庋藏之稿本及小册，数以百千计，即就安南河内之法国远东学院，已颇可观。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吾中华者，年有增加，归辄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亦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1906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蚕食我边疆之会也。

徐氏所论，将近世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置于世界列强竞争、中国边疆危机四伏的格局之下，将近代政治与学术的互动、近代西人热衷边疆研究的原因分析得清晰透彻。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的语境之下，中国文化在不断抛离传统、倾心西化之时，西方学术却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下积极向边地、未知领域探索扩张。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人对西南边疆的旅游探险、科学考察活动日趋频繁，这些探险、科考活动计有：

1860年，英国人布拉克斯顿（T.Blaekiston）考察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北、湖南各地，1862年《扬子江五月考察记》（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1862），详细记述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1861年至1863年间，英国驻缅甸代表威廉姆斯（C.Williams），两次前往缅北边城八莫及云南地区勘探，著《从缅甸到中国西部》（Through Burma to WesternChina:Being Notes of a Journey in 1863, 1868）。

1862年，法越签订《西贡条约》以后，法国设想利用湄公河航运，打通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国际贸易之道。1867年，法殖民当局派遣由杜达尔·特拉格来（D.de Lagree）、安邺（F.Garnier）率领“湄公河勘探队”从越南进入我国云南，进行滇越道路的勘测活动。勘探队访问了云南元江河谷、大理、昭通、大关，又北上四川凉山、会理、叙府等地，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文自然情况，后经长江航行至上海返回。勘测活动结束后，勘探队成员安邺和卡尔内（L.de Carné）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有《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Voyage d' Exploration en Indo-Chine Effectue Pendant les Annes 1866,1867et1869,1873）和《从印度支那到清帝国的旅行》（Voyage en Indo-Chine et dans l'Empire Chinois, 1872）。

1869年至1870年，法国驻蒙自领事官弥乐石（E.Rocher）经长江航行到云南，对宣威州、曲靖、昭通、云南府、澄江、新兴州（今玉溪市）、蒙自县等地考察，著有《云南省》（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1879），对南诏历史及少数民族习俗有详细介绍。

1868年、1875年，英属缅甸政府派遣斯莱登使团（Sladen Mission）和布朗使团（Brown Mission）勘查中缅商路。使团成员安德森（John Anderson）分别在1871年及1876年发表《滇西探险报告》（A Report on the Expedition to Western Yunnan Viâ Bhamô,1871）以及《从曼德勒到猛缅：1868年和1875年在中国西部的两次探险》（Mandalay to Momien:A Narrative of the Two Expeditions to Western China of 1868 and 1875,1876）。这是安德森对两次考察活动的实录，详细记录了使团组建的原由，概述了缅中交往史，重点调查了中缅边境各部族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情况。

托马斯·汤姆威尔·库珀（T.T.Cooper）于1869年至1870年间考察长江上游的川西和滇西北，其后发表《商业先驱者游记》（Travel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 Or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1871）。库珀的考察主要着眼于川藏、滇藏、滇缅的贸易，还记录了有关藏、傈僳、摩梭等土著人的风俗。19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从事勘探印度、缅甸与中国之间的陆上商路尤为积极，库珀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876年至1880年，英国外交官贝德禄（E.Colborne Baber）在四川、云南等地探险旅行，对途经之地的地形地貌、河流山川、农业生计、商业交通等方面的情形进行了考察，并对四川、云南、西藏的经济情况做了分析，1882年出版了题名为《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的调查报告（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the Western China,1882）。

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76年受英政府派遣来到中国进入驻华领事馆做翻译，1881年担任英国驻重庆领事。1882年至1884年，谢立山率探险队考察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多次在华西各地旅行，搜集了大量商业信息、人类学材料和博物学标本。1897年出版《华西三年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zechwan, Kuei-chow, and Yün-nan,1897），随后出版《四川的物产、实业和资源》（Szechwan, Its Products,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1922）等著作。

为英国发展中国西部贸易之需要，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83年前往华西考察，溯长江而上，到四川边地、云南等地活动，出版有《穿越云南：一次神奇之旅》（Across Yunnan:A Journey of Surprises, 1910）。书中对正在修建的滇越铁路做了重点介绍，对工程造价、线路情况、设计人员、劳工以及开筑中的困难等都有所说明，对了解滇越铁路的建设情况颇有参考价值。

1885年10月至1886年5月，英国驻重庆领事代办班德瑞（F.S.A.Bourne）按英国政府指示，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有关商业贸易环境与情况的考察，著有《中国西南的考察报告》（Report by Mr.F.S.A.Bourne of a Journey in South-Western China,1888）。

1889年，法国人邦瓦洛特（P.G.Bonvalot）进行从西伯利亚到暹罗的探险旅行，途经青藏高原，撰著《从巴黎到东京：穿越未知的西藏》（De Paris au Tonkin àtravers le Tibet inconnu,1891），该报告提交给巴黎地理学会。

1894年2月，英国爱丁堡医学博士莫理循（G.E.Morrison）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至重庆，经四川、云南抵达缅甸。次年，莫理循出版此次旅行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AnAustralianinChina, Beingthe NarrativeofaQuiet Journey Across China to British Burma,1895）。正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他受到《泰晤士报》的赏识，随后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政局的“中国的莫理循”。

1895年，法国亲王亨利·奥尔良（H.D'Orleans）率领一支探险队对云南湄公河流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穿越滇、藏、缅交界地带回到印度，发表《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Du Tonkin aux Indes,1898）。《云南游记》对云南二十四个部族历史、宗教、文化、建筑、生计、服饰等方面做了大量记述，保存有19世纪末云南少数民族大量的原始资料。他在赴金沙西岸大小凉山和楚雄、思茅、蒙自等处实地考察时，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回国，送给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1894年至1900年，英国人戴维斯（H.R.Davies）四次带领考察队对云南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民族分布、风俗习惯等情况作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与记录，写成《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1909）。该书较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末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概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我国近代西南民族、外交、经济、交通之必备资料。

此外，法国沙尔雅（Sariya）考察队曾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并从当地人手中收集彝文碑文和经书。保尔·博厄尔（P.Bolle）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将搜集的彝族语言词汇数据送交巴黎东方语言学会。英国人斯普莱（R.Sprye）、亚历山大·鲍尔斯（A.Bowers），法国人伊博斯（Ibos）、普亚（T.R.Pourrias）、拉古柏里（T.De Lacoupere）、德维亚（C.Dereria）等人，都曾进入华西进行商业或人类学方面的考察，并发表过相关的考察报告。

20世纪初，外国人考察华西边疆的势头达到高潮。1902年，英国腾越领事烈敦（G.J.L.Litton）, “往云南府，与滇督面商铁路、边界事宜”，借其从云南府返回腾越的机会，游历、调查了滇西北各地及四川小凉山地区，撰有《滇西北旅行》（Report by Acting Consul Litton on a Journey in North-West Yunnan）一册。这篇报告虽然只有二十三页，却对滇西北各地城镇规模、交通状况、人口密度、市场状况、农副产品、经济产业等情况作了详细描述。还对沿途所见的少数民族，如傈僳族、怒族、白族、彝族的分布状况一一加以介绍。1902年至1903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考察了中国西南诸省，云、贵、川边的诸部族是他调查的重点。鸟居龙藏撰有《“倮倮”的神话》（1905）、《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1926）。后者是其考察日记，日记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记录华西各族生活文化实态，是华西人类学研究的珍贵田野资料。1904年，英国植物学家乔治·弗雷斯特（G. Forrest）开始访问云南，直至1936年的三十二年中，他曾七次在云南、藏东等地探险和采集植物，经他发现并命名的植物不少，他还将一些稀有物种带回英国栽培，促进英国园艺业的发展。弗雷斯特发表《萨尔温江上游的旅行》（Journey on Upper Salween）、《弩弓之地》（The Land of the Crossbow），对居住在萨尔温江上游的傈僳人的宗教信仰、生计及生态环境有所记录。

1906年1月6日到7月15日，英国人庄士敦（R.F.Johnston）进行了一次自山东威海卫到曼谷的旅行，并将旅行所见以各地的文化、历史、哲学等为主题撰写成游记发表，即《从北京到曼德勒：一次从华北到缅甸的旅行，经四川、云南藏区》（又名《从北京到瓦城》）（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1908）。1906年至1909年，法国多隆（d'Ollone）探险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著《彝藏禁区行》（Les derniers barbares, Chine-Tibet-Mongolie,1911），记述1907年穿越大凉山禁区的过程。多隆探险队的胡勒莱尔（Fleurelle）一行，则进行云南东部彝族和贵州苗寨的探险。1907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讷（Edouadehvnne）赴云南各地彝族聚居区考察。1907年至1910年，法国吕真达（A.F.Le'gendre）考察队两次赴川滇彝区考察，著有《健昌“倮倮”》，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及其等级制。英国记者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曾于1909年至1910年2月两次深入到华西边疆地区进行调查，著有《步行中国游记》（Across China on Foot:Life in the Interior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911），记述了诺苏（彝族）、苗族和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情况。

英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从1911年开始探访云南，在澜沧江流域采集植物标本，随后又到滇西北和藏东等地区采集，探险与采集活动一直持续到20年代，著有《缅甸最远处》（In Farthest Burma, 1921）、《西藏之神秘水道记》（The Mystery River of Tibet,1923）、《浪漫的植物采集》（The Romance of Plant Hunting,1924）等，多以华西边疆人文地理为主题。1913年春，英国人安斯克夫（T.M.Ainscough）从成都出发，经灌县、打箭炉、宁远府、盐源、永北、腾越等地进行旅行考察，著有《边境笔记》（Notes from a Frontier,1915），记述了川、藏、滇边藏族和大小凉山“倮倮”社会情况，对四川的贸易和水陆交通及云南滇缅铁路等情况都有详细介绍。1916年8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学家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率领“亚洲动物学探查队”（Asiatic Zoological Expedition）由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开始了对中国西藏、华西、华北等地区的考察，发表《在中国宿营和追踪》（Camps and Trails in China,1918），考察活动持续到1932年。1922年，英国地质学家格雷格里（J.W.Gregory）从缅甸进入云南考察，发表考察报告《前往中国藏区的高山》（To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1923）。法国藏学家戴维尼夫人（Madame Alexandra David-Neel，一译亚力山德拉·戴维·尼尔），是研究西藏问题的国际权威。1923年从成都出发前去西藏，次年抵达拉萨，是第一位抵达拉萨的西方妇女。她先后七次出入康藏地区，实地研究藏族宗教文化，1927年出版《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

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传教士进入华西少数民族地区，不少人在传教中调查当地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土民情和社会情况，亦有研究华西社会、自然、历史、部族等方面的著述。1861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著有《中国的苗人或土著居民》，对苗族人种及风俗习惯都有详细介绍。1878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S.R.Clarke）携夫人入川传教，对苗、布依、彝、仡佬等族的宗教习俗进行记录与研究，著《在中国西南部落中》（1911）。1881年至1884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G.W.Clarke）前往大理传教，发表《云南省：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Province of Yun-nan:Past, Present and Future）、《云南六个古代王国的历史纲要》（AnOutline of the SixAncient Princes）等文，对云南经济贸易、矿业资源、邮政盐政、城市交通、民族习俗等众多内容作了真实记录。为法国多隆探险队作向导的德·格布瑞安（Guebriant）神父，著有《经过未知的中国——罗罗的国土》（1903），记述了所见大凉山彝族的情况。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A.Liétard）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对云南少数民族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分别著有《“倮倮”阿细人区域》（Le Districtdes Lolos A-chi）、《云南“倮倮”：中国南方的一个土著部族》（AuYun-nan, Les Lolop'o, Une tribu des aborigènes de la Chine méridionale,1913），概括反映了20世纪初川滇交界处彝族人的社会情况，涉及语言、习俗、宗教、生产生活、医药、社会等内容。

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塞缪尔·博格理（S.Pollard）,1905年至1915年在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著《苗族纪实》（The Story of the Miao,1919）记录了滇黔川边苗族人皈依基督教、营建石门坎教会的经过，以及苗族人的生存状况。博氏还著有《在未知的中国》（In Unknown China,1921），记述了华西地区的彝、汉、苗等民族历史、经济、交通、文化、习俗等详细资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萨维纳（F.M.Savina）著《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1924），记述了苗族语言、历史、生活、信仰等内容。他是最早对苗族社会文化生活进行田野考察的西方人。法国传教士马尔丹（Madrolle）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资料，成为西方研究彝族文化的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美国传教士洛克（J.F.Rock）长期在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集博物学标本和实地考察纳西族文化，在美国《地理杂志》发表纳西族文章，著《纳西—英语百科词典》（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1963）、《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1948）等，后者是洛克研究纳西族语言、文化、信仰及生存环境的代表作，对国内外人类学界影响很大。

其中，法国传教士保尔·维亚尔（Paul Vial）取得的成绩最显著。维亚尔，汉名邓明德。他1880年到云南盐津、漾濞、嵩明等地传教，1887年到路南彝区传教，同时研究彝族语言文化，直至三十年后病逝于路南。维亚尔出版《云南“倮倮”文字研究》（1890）、《法“倮”字典》（1909）等论著。《“倮倮”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1898），记述了路南撒尼人的社会、生活、宗教、生计、性情、婚姻、文学、服饰、丧葬习俗，是19世纪末彝族撒尼人珍贵的田野资料。鉴于维亚尔在彝族文化研究上的卓越贡献，法国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罗香林先生称之为西人研究“倮倮”问题之最早者。

此外，自19世纪后半期以后，在英、法、美等国及在华外侨创办的地理、时政、学术、宗教类杂志上，陆续刊登有西方人关于华西边疆调研报告和探险游记等，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要》（Proceedings ofRoyalGeographic Society）、《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皇家亚洲文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Asiatic Society ofGreat Britainand Ireland）、《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法国《地理学会公报》（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Geographie）、《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美国《地理评论》（The Geographical Review）、《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天主教团》、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华西地区创办的《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ChinaMissionary News）上，也有许多传教士留下的有价值的数据。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他们为西南民族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早期研究所形成的学术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至民国时期，来西南边疆调研的各类人员络绎不绝，留下的各类著述、报告数量甚众。这些来华的各类人员背景复杂、其所撰写的报告、著作涉及领域极为广泛，故而这批文献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学界现在还很难有精确的统计。杨梅、贺圣达根据其所掌握的六十多种资料，对这批文献及其著述人作了初步的分析与判断。他们发现，在六十多种比较重要的调研专著中，约有27%的著作是由西方各国政府官员或派驻当地官员留下的，这些著作的政治性和商业性较强；6%的著作是由西方各国商业人士留下的，他们对打开中国的后门——中国西南地区颇有兴趣，前来探路、搜集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纷至沓来；12%的著作是由西方传教士留下的，他们长期与当地民众生活在一起，将所见所闻和调查研究的结果著书立说，多以少数民族和当地的历史为写作对象；8%的著作是前来调研的学者留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民族人文资源，吸引了地质学家、动植物专家和民族研究者的到来，他们调研收集到的资料具有学科的针对性，而他们调研的成果具有科学者的视角；47%的著作是形形色色的探险家和旅行者留下的，他们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社会活动家，有的是专门从事探险的地理爱好者……留下的记录内容也无所不包。尽管这一统计的样本并不全面，统计结果也不尽准确，然而却大致勾勒了晚清民国时期西人对西南边疆探险、研究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