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唐宋变革”是指由唐入宋时中国社会在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科举制度、商品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组织和外交政策等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其中一些“巨大的变革”经历若干时间的发展，最后固定下来，致使唐和宋具有不同的时代性质和文化风格。有关“唐宋变革”问题虽然早已有人提出，但自20世纪初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进行具体论证后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近百年来，人们从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社会史和学术史等方面对“唐宋变革”的动因、路径、结果进行旷日持久的研究与讨论，提出了许多精彩纷呈的观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承认唐宋之际的历史进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对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唐宋变革论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提出的对中国“中古”向“近世”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巨变”的原因与结果的概括与总结，那么，值得研究的是，这种转型是否及如何体现在中国传统宗教——道教——的历史进程中？

唐代是道教走向繁荣的时期，虽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度位于儒佛道三教之首，并通过官方或民间途径逐渐向周边国家传播。在王公贵族、嫔妃公主、朝野名流学者信道入教成为社会风尚时，道教的教义理论和艺术形式也得到全面提升，长生成仙信仰的流行和宫观建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斋醮仪式的规范化和经戒法箓传授的制度化。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势强大和文化繁荣，道教发展也至于极盛，但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在藩镇割据、战乱动荡和经济下滑中由盛转衰，接下来又是唐末黄巢起义、唐朝灭亡、五代纷争、北宋建立、靖康之变、南宋建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到开封再到临安。宗教的传播离不开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地域文化，随着唐宋王朝更替、政治中心迁移，道教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走出怎样的发展道路？道教传播中心的地域转换是否成为推动唐宋道教转型的重要因素？促进唐宋道教转型的动因机制何在？道派的演变如何展示了唐宋道教的转型？从信仰、思想与修道实践上看，唐代道教与宋代道教之间究竟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道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这将成为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近百年来，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有关唐宋历史的解释框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也给我们的唐宋道教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发和思考。当年，内藤湖南（1866—1934）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唐宋之际的历史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分野作了说明：“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这一历史分期说是以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体为核心来展开论述。从政治上看，唐代贵族政治的式微到宋代君主独裁的出现，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从科举制上看，唐代科举意在测验人的品质和文艺水平，到宋代科举成为产生官吏的主要途径；从农民的地位上看，唐初人民虽直属于国家管理，但其身份犹如贵族的佃农，中唐实行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土地私有化使人民可以摆脱贵族的束缚，到宋代时人民虽仍由国家直辖，但中间没有了贵族，租佃制取代农奴制，农民可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从经济上看，唐代虽然铸造了开元通宝等钱币，但实物经济还是十分流行，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可见，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的交替之际；从学术上看，在唐中叶以前，经学注重家法师承，著述大多以义疏为主，原则是疏不破注，到了唐中叶，疑古之风盛行，对经典重新注疏时，注重经义而不重训诂，这种建立一家之言的做法到宋代极度发达，学者自称从遗经中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全部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成为一时风尚。另外，兵制、法制、官制和艺术等领域也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各种变化中，土地私有化和用货币进行自由贸易一向被认为是“唐宋变革”的重要标志。内藤湖南根据经济、政治和学术的波动来观察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上古（ancient）－中古（medieval）－近世（modern）”的“三段说”的中国历史分期法：上古到东汉中期为“上古”时代，以东汉中期到西晋为第一个“过渡期”；从东晋南北朝到唐代中期为“中世”时代，以唐中期到五代末为第二个“过渡期”；从宋元开始至明清为“近世”。

内藤湖南用政治、经济和学术之总和的广义文化定义作为“唐宋变革”的标尺，以说明唐宋之间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唐宋时代”这个惯用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期”，这就是“五代十国”。内藤湖南用“三段”、“两过渡”的说法来描述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动态进程，尤其是将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作为中国近世的动因，将宋代作为“近世的起点”的看法，有助于人们从纷如乱麻的史实中把握要领，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方法和思路，近百年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也为我们的唐宋道教研究架构了一种历史参照。然而，运用“唐宋变革”理论来分析道教如何在唐宋时期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而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实现转型发展，尚有待于进一步展开，这既牵涉到对唐宋道教历史走向的基本把握，也对今天正在开展的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藤湖南虽然提出中国历史从“中古”过渡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但并没有正式提出“唐宋变革”这个概念。后来其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才将“从中古变为近世”的观点发扬光大，并用“唐宋变革”称之。起初，宫崎市定并不完全赞成内藤湖南的观点，但后来在自己的宋史研究中，逐渐认同了唐代和宋代是存在着鲜明差异的不同历史时期，并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将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相比照，以社会经济史和民族变迁史为径路，用“民族－国家”视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来阐释宋代所具有的“近世”特征，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由中古向近世的转化，发生在公元十世纪的唐宋之间：“宋承五代，政治的统一同时也是经济上国内市场的再统一。……五代各国的国都虽然失去作为政治中心都市的意义，却作为商业都市继续存在，特别是唐代以来运河沿线出现的商业都市，更进一步发展，用蓄积财富的方法，促使近世的文化发达。这种事态，必然导致宋代社会不得不倾向于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个所谓的“唐宋变革”是人类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也揭开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变和大转型的序幕。

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宫崎市定通过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进行重新评价，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商品经济在唐代出现并逐步发达对宋代经济的影响、焦炭冶铁为制造业提供了能源和技术；还以为，大运河和海洋交通开拓了横断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将中国与世界环绕起来，“中国由此不再是东西交通终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的一环”。文化上的自由使学者们具有了不同往日的学术视野等。20世纪70年代宫崎市定又著《从部曲发展到佃户——唐宋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通过研究在庄园中服徭役的“部曲”如何得到解放而成为身份相对自由的“佃户”，提出促成“唐宋变革”的关键是生产关系的变更带来的社会变化。他认为，这些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转变从中唐至宋初就已出现，不仅早于欧洲类似的发展三至四个世纪，而且从其在中国及东亚的影响看，它们发生后，再经历若干时间的发展，最后固定下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种“唐宋变革”论成为日本京都史学派的一个代表性观点：“中国的近世始自宋代，不是始自西方的到来，亦即中国含有土生土长的近代化种子，但因各种缘故，已先在日本开枝散叶。”此观点在二十世纪出现时虽隐含着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政治目的，但其中所提出的“中国含有土生土长的近代化种子”的观点，将“唐宋变革”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却是治唐宋史者必须注意的问题。

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研究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都通过六条主线来展示唐宋时代发生的因贵族政治衰退、商业经济发展和平民文化兴起而导致的根本性转变：政治体制；统治阶级的构成，权力的取得和分配；社会组织和阶级的形成和流动；经济的自由化、商业化，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文化特性和价值观念；国际关系等。这六条主线所构成的“唐宋变革”的主要面向也概括了唐宋道教所立足的社会环境以及进行转型的动因机制。

后来，欧美学者将这一唐宋变革论称为“内藤假说”，并认为其表面上讨论的是中古和近世的分期问题，其实却内涵着两个理论预设：其一是把历史发展理解为朝向“现代性”演进的不同阶段；其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历史就按照与西方历史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具有历史普遍性。暂且不论这种用历史目的论来评价“内藤假说”的看法是否合理，但这一假说本身却以丰富的资料和独特的思路，克服了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问题，展示了中国的唐宋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中的先进性，有助于人们从纷如乱麻的史实中把握要领。

“唐宋变革”作为有关唐宋历史一种解释框架，给予后来学者以多方面的启发和思考，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如台湾学者柳立言所说：“当京都学者在八十多年前提出唐宋变革的问题时，他们对‘变革’、‘唐宋变革’和‘唐宋变革期’等主要用语都有相当清楚的意旨：‘变革’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唐宋变革’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的一个变革，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就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起点在八世纪的中唐，终点在十世纪的宋初，它一方面结束了一个旧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唐与宋分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时期。“所谓‘变革’，不是说一般性的变化，而是指‘转型之变’（Transformation-Change）、‘根本之变’。”在笔者看来，唐与宋之间的朝代更替不仅表现在国号由唐变宋，皇室由李姓变为赵氏，首都由长安改为开封再而临安，更反映了中国文化发生了由贵族向平民、由西北向东南、由门阀政治向科举政治、由出将入相向重文轻武、由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等重大转变，造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从一个形态转变为另一个形态的“根本的改变”或“巨大的变化”。对此，既可用“革命”来加以界说，也可用“转型”来加以概括。

在唐宋之间，哪些是同质性的因袭和延续，哪些是异质性的突破或断裂等问题，这成为二十世纪日本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但无论是“唐宋变革”、“唐宋之变”，还是后来的“唐宋转型”，词语表达虽然不同，但其中都蕴含着“变化”的意思。这种通过新文化形态取代旧文化形态之“巨大的变革”所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各项重大演变”，它们推动着中国社会率先由“中古”向“近世”迈进的，自然又不能与一般的变化相提并论，既可用“革命”来加以界说，也可用“转型”来加以概括。即使是变革之后趋于平稳的宋代社会，因保留着变革之后的新特征而与前代有着“质”的不同。时至今日，如何证明“唐宋变革”这一假说已不再是学者们的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如何以这一假说为突破口，通过探究“唐宋变革”来深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历史演进轨迹和内在脉络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源自于“唐宋变革”而出现的唐宋转型说，因包含着对事物变化的动因机制、结构形态、文化模式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的认识，也可帮助我们突破传统道教研究中的藩篱，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精深的理论，为唐宋道教的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进路、历史论域和开放视野。

第一，宫崎市定从庄园中服徭役的“部曲”如何得到解放而成为身份相对自由的“佃户”，提出促成“唐宋变革”的关键是生产关系的变更带来的社会变化；科举制度消除了贵族世袭制，为选拔人才开放了通道。这些观点可促使我们去研究唐宋道教的弘道主体——道士身份的变化，尤其是这些变化对促进唐宋道教的转型有何影响？

第二，宫崎市定提出，“中国含有土生土长的近代化种子”，以强调“唐宋变革”后的中国文化在当时世界文化中的先进性。尤其是宋朝作为近世的开端，其显著的标志是推动了地方社会的政治自治、文化自觉和经济发展。后来，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其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遵循京都史学派的“唐宋变革”论，提出了“东方化的西方”这一不同凡响的观点，把古代东方民族推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前列，打破在西方崛起论中占主流的“西方中心论”。中国在“唐宋变革”后率先进入近代社会，取得的多方面成果惠及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那么，这种因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而孕育的“近代化种子”对推动唐宋道教转型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第三，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 Bol）所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使用了“转型”一词，通过“描述在唐宋思想生活中价值基础的转变”来探讨宋代理学或道学兴起的重要原因，以为“唐宋的思想、文化转型有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第二，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文化上的自由使宋代文人具有了不同往日的学术独立性。国家权力、地方利益和民众需求之间的互动，将地方精英的思想取向与生活态度凸显出来，宋代文人从心性论出发高扬人的主体性，对道教仙学理论与修道实践又有何影响？

“唐宋变革”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成为日本京都史学派的有关中国史的分期问题的代表性观点，但受到东京学派，又称“东京文献学派”的批评。前田直典（1915—1949）率先发表《东亚古代的终结》对内藤学说进行了判析，从社会社会经济史提出唐末是古代社会的终结。西嶋定生（1919—1998）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提出著名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理论时，也批评了内藤湖南那种单线型的历史发展模式。他们的观点又被以堀敏一、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发扬。东京学派认为，唐代并非是“中世”的终结而是“古代”的终结，宋代并非是“近世”的开端而是“中世”的开端，因此，“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1945年前是唐宋并称，而今天则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这已经成为通识”。这也提醒我们，如果过于拘泥于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的时间段，过于拘泥于他们的研究论域、思维框架和具体观点，容易导致将复杂的唐宋道教作简单化处理。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要简单地以“唐宋变革”为尺子进行直线式的裁剪，而应根据唐宋道教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如果说“唐宋变革”是指由唐入宋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使形成的一些“巨大的变革”经历若干时间的发展，最后才固定下来。那么，“唐宋变革”中出现的人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波及到中国道教的发展。虽然在北宋时期，帝王还通过“天书下降”、由朝廷出资在各地修建天庆观等做法来发挥道教的“神道设教”的作用，但随着新道派在大江南北传播，以士绅为主导、崇拜地方神明的道观或香会兴起，使宋代道教具有了不同于唐代道教的新特征，并促使道教转向地方社会发展，与民间文化的关系越来越近。然而，推动唐宋道教转型的动因机制何在？从信仰、思想与实践上看，唐代道教与宋代道教之间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道教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唐宋道教的转型是否与“唐宋变革”同步？由此展示了有关唐宋道教转型的复杂性，使之至今还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唐宋变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唐宋时期主要包括四个历史阶段：唐朝、五代十国、北宋和南宋。从唐朝建立到南宋灭亡（618—1279）这个跨越了662年的时间段中，王朝的更替导致了政治中心的地域转换，而且也推动了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科举制度、商品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组织和外交政策等一系列变化。狭义则指中唐至北宋初年大约两百多年的唐宋变革期，其中“安史之乱”这一导致唐朝由盛而衰的事件占有起点性的位置。如果说，社会历史的转变还是一种外在的显性表征，那么，中唐之后思想界基于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解释中出现的不重训诂而注重经文的微言大义的怀疑精神和创造精神，以及追求自性清静的心灵觉悟所导致思想观念和价值基础的转变，则潜在地成为唐宋道教转型的内驱力。

从中国道教史上看，唐宋道教是发展到鼎盛转而衰微的时期，也是道教在面临着各种挑战的境遇而进行自我改革的时期。然而，在这个跨越数百年历史发展中，道教以什么样的思想为引领？大约在何时、什么状态下出现了哪些异质性的突破而导致转型？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众说纷纭。

有的认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唐代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王朝建立后，国家对于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控制也不断强化，既利用道教祈福禳灾法术来安邦定国，也利用道教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国理身之道，还利用道教的神仙方术以保自己荣华富贵、长生不死。古老道教中那些巫术传统、反叛意识被逐渐改造，更多地迎合着王公贵族及士大夫的思想趣味和精神爱好，成为上层社会和主流思想所接纳的思想资源。道教的组织、仪式、思想和道术，最终屈服于国家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唐王朝运用国家权力对道教进行管理，包括对道教宫观的建立和道士人数的控制，对祭奉老子为核心的道教节日的规模、范围和行事的规定，对道教经典注释和推广等等，使道教不仅成为“合法性宗教”，而且成为贵盛一时的“皇族宗教”。这种做法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进行大规模的崇奉道教时达到了高潮，但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既使唐朝历史分为前后两期，也成为唐朝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与此时代背景相联系，那些推动唐宋道教转型的因素也开始悄然萌芽。

有的认为，五代是道教神仙思想发生演变的时期。日本学者漥德忠（1913—2010）认为：“五代时期无论从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方面来看，均属由唐到宋的过渡时期，从道教史上看亦可这么说。”五代时，国家分裂，民族纷争，战争频起，流民出现，社会动荡，许多原本奉行儒学的士大夫因保全性命以度乱世而进入道教，一些有思想的道士通过革新道教教义，或通过修习方术，和通过斋醮科仪来弘道，促进道教思想和修道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导致了唐宋之际道教神仙思想的演变，“五代前后道教的神仙思想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事实上就是对前代神仙思想的否定，当然这一否定过程是逐渐的、缓慢的，渐次发展于唐末到宋初这段历史时期”。唐末五代道士身份的改变，导致了道教与儒家思想的深层融合，通过讲述人人皆可修道成仙的故事，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活个性的神仙形象，通过增加神仙的道德化、人性化色彩，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促进了道教仙学的转型。

还有的认为，唐宋道教转型的萌芽虽在唐代已生发，但具体表现应当是在北宋与南宋之间，这是政局演变和精英思想观念变化的结果。1974年，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1919—1993）出版了《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以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引入“唐宋变革”的理论，第一次将北宋与南宋分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中国两宋之间出现了转型，导致南宋开始在社会、思想等方面逐步转向内在。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是围绕着士绅群体而展开的。美国汉学家郝若贝、韩明士都持此观点，在海外汉学界拥有广泛影响。他们认为：“北宋至南宋之间中国精英的关注点与自我观念经历了一个大转变：大体而言，其兴趣从国家转向地方领域。这个变革不仅标志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韩明士还以宋元时期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探讨道教神灵模式如何从官僚模式转为庶民模式。随着士族精英的地方化，道教在北宋和南宋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北宋道教主要是继续隋唐以来以符箓道法为主体的旧传统。南宋以后，随着精英地方化的发展趋势，以内丹炼养为主体的平民化新道派相继产生，传统符箓道教或逐渐衰落，或通过吸收新道法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若参照有关“唐宋变革”起讫时间上限与下限的讨论，来看待这些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唐宋道教的转型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转型”是指道教在从唐朝建立到南宋灭亡这一长达六百多年的唐宋时期中，因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尤其是知识思想的解释权从唐代贵族过渡到北宋的官僚精英、再过渡到南宋的地方精英，而导致了道教的神灵信仰、教义理论、修道实践、传播方式等方面出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可称为唐宋道教转型的变革期。狭义的“转型”是指唐末五代宋初时的一些学者型道士通过对道教思想的再诠释而推进教义理论与修仙实践的内在化转向，又称为唐宋道教转型的关键期。关键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末五代“道门领袖”杜光庭。

杜光庭（850—933）在精通道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道德经》作了极为详尽的注释，上承唐代道教注重心性论、重玄学之遗风，建构了博大精深的道教哲学理论体系，下开以清静之心修道成仙之先河，接续着钟吕内丹道，开启了宋代道教仙学发展的新理路。杜光庭既是唐代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继陆修静、张万福之后道教斋醮科仪的集大成者。作为唐宋道教跨时代发展的关键性人物，杜光庭一生撰集修订的斋醮科仪仅《道藏》中就保留了十多种，近两百卷。金允中的《上清灵宝大法》卷四十记载：“广成先生编集斋科之时，身居翰苑，任兼执正，朝廷典籍，省府图书，两街道官，二京秘藏，悉可指索，皆得搜扬。所以著书立言，各有经据，天下后世，无不遵行。”杜光庭还会通上清经箓与正一法箓，将道教斋醮科仪的程式——表奏、词章、疏启、颂赞、咒语、发愿文等——规范化、艺术化，使修道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开启了中古经教道教向近世法箓道教的转型之路，是其后宋元道教新发展的重要开拓者。

杜光庭思想在唐宋道教的转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他也仅是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已，在他之前，有一群唐代道士，尤其是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王玄览等，提出了丰富多彩的道教思想并贯彻于修道实践中。在他同时或稍后，谭峭《化书》提出了世界根源于“虚”，最终复归于“虚”的修道成仙的思想，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钟吕内丹道阐述了对道教仙学的新认识与新解读，陈抟的《无极图》提出了“顺以生人，逆以成仙”的还丹理论和“玄牝之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无极”等五个修炼阶段及仙道境界，奠定了内丹学的基本框架。在他之后，有北宋道士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提出“人人本有长生药”，倡导“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的修炼理论。唐末宋初，外丹迅速地衰落下去，内丹逐渐成熟与完善起来，推动了宋代以后道教仙学发展的新走向。

宋代道教在延续唐代道教理论精致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例如，随着唐末五代内丹心性学的兴起，追求自性清静的心灵觉悟，修炼人体中的精气神复归于大道，宋代道教仙学思想和修道实践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在北宋帝王的支持下，道教神灵谱系中既出现了一批“护国安民”的英雄神，也因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出现一批行业神。北宋时，以道法为中心新符箓派将内丹与符箓、斋醮与法术相结合，提倡道体法用说，在使“雷法”成为集各种道术之大成者的同时，也推动了融合新旧符箓诸派的正一道在南方的兴起，促进中古经教道教转向近世法箓道教。南宋金元时，北方出现的全真道在三教融合的思潮下，接续着钟吕内丹道的传统倡导“性命双修”，以“真功真行”相号召，以“全真而仙”为宗教理想，促进了道教仙学从追求长生不死转向了复归于人的生命本真。全真道与正一道并列为中国道教的两大道派，共同走上了民众化、民俗化和道术化的道路，喻示着唐宋道教转型的完成，并对元明清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本书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近百年来国际汉学界有关“唐宋变革”论的研究成果，将道教的发展置于唐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将狭义的“转型”研究与广义的唐宋道教全方位的历史变化联系起来，于“延续”与“变革”的互动中，来比较唐代道教与宋代道教之异同，对唐宋道教转型的来龙去脉作出学理上的分析，以期更好地说明唐宋道教既与中国历史同步发展的普遍性，也有以“道”为基本信仰来展现自己的个性特征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唐宋道教将中古道教发展推向巅峰，又开拓元明清道教发展的新路向，其转型对中国道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使得唐宋道教的转型研究有了一个当代的视角。

唐宋道教的转型是动态而复杂的，其诠释模式也不能是单一的，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所说：“科学的目的是：为一切使我们感到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我们在借鉴“唐宋变革”的研究框架时，还需要结合着历史文献、道教经典和考古发现等，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信仰、思想和实践等多层面对唐宋道教转型的动因机制、基本特点、历史过程和正负效应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诠释。这对于了解道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二十一世纪的思想文化的多元整合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发展前景，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之根与精神之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