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典文献导论

第一节 丰富多彩的各族古典文献

一、文献综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内容丰富的历史。早在四千年前的夏代社会就已跨进了文明的历史；两千年前的中国就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里的“文献”，据朱熹的解释，包括历朝的文件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继杜佑之后，写成一部“典章经制”专著，曾以“文献”二字自名其著作为《文献通考》。他在此书自序中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里明显地表明此书取材来源有二，一是书本记载，一是人们口传议论。并在行文中加以区别，凡是顶格写的，都是书本的记载；凡是低一格写的，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二者相交为用，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献通考》。后来，“文献”的概念有了变化，单指历史文件而言。而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含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自我国于1873年在汉口创刊《昭文日报》，开始近代铅字印刷，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于古典文献的范畴以内。古典文献包括文学文献、史学文献、哲学宗教文献、民族文献、政法文献、方志文献、科技文献以及其他特种文献等。本书内容范围以文史文献为主，兼及其他方面。

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全部史实和经验，并为后世获得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提供条件。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人类精神的宝库，是中华民族祖先文明发展史的物质见证。

中国古典文献，号称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绚丽多彩，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文献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谱牒以及宗教经典等。

二、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献，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的内容。中国古典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焉耆—龟兹文、八思巴文、彝文、纳西文、老傣文、于阗文、察合台文、古藏文、契丹文、蒙古文、西夏文、女真文、满文等，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藏文文献：藏文属于古老拼音文字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7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字体创制的。此后用之记载有关藏族的历史文献，包括经卷、文学、史传、天文历术、藏医以及因名学等。9世纪的古藏文历史文献，已于敦煌石室发现，约五千余卷，原件于1908年被劫运海外，分藏于英、法等国。文献记述主要内容：①吐蕃大事纪年：起于641年，终于764年。逐年纪事，举凡会盟、征战、猎狩、封赐、继立、婚姻、通聘、赋敛等大事；②吐蕃赞普传记长编及大论位序表。多为古老传说、逸闻掌故，弥足珍贵；③吐蕃各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

史藏文文献多属写本，我们见到最早的藏文刻本是明永乐九年（1411）刻本，文献价值极高。传世藏文文献，数量很多，目前尚难作出确切统计。清代成书的智贡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的《安多政教史》中，即列举藏文史传文献达六百余种。藏族长篇多卷本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约三十卷，一千余万字。全传以英雄格萨尔的事迹贯穿，构成一部完整宏伟的文学作品。史传提供了有关古代藏族社会、历史、语言、民俗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是研究古代藏族的重要参考文献。

据了解，目前西藏地区保存有大量藏文文献，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就有三百万件之多，还有堆放在布达拉宫二十八间房子里的两万多部经书。这些浩如烟海的藏文资料，是研究西藏历史、宗教、科学和文化的大宝库。从一部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看，其中有反映旧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文献；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西藏三大领主叛国投敌、分裂祖国的罪行记录；有西藏人民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史料；还有对研究喇嘛教有珍贵价值的大藏经和手抄贝叶经等图书，以及新近发现的西藏历史上的地震资料三十多条。这些文献大部分是古藏文，翻译整理难度较大，有的从未整理。1978年以来，已成立自治区历史文献资料整理领导小组，抽调和聘请懂得古藏文的人员参加这项工作，争取早日把积存的各种藏文资料整理出来，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焉耆—龟兹文献：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用的是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斜体，所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Centum语组。有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使用于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乙方言则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因此，过去又有人分别称之为“甲种吐火罗语”、“乙种吐火罗语”。

已发现的焉耆—龟兹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宗教文献以佛教文献为主，目前已刊布或已编目者有《法句经》《佛所行赞》《一百五十赞颂》《福力太子因缘经》《十二因缘经》《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托胎经》《饿鬼经》等。文学作品内容也很广泛，有剧本、诗歌、故事等。其中，《弥勒会见记剧本》长达二十七幕，用焉耆文写成。每章（幕）前都标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后来被译成了回鹘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古代剧本。此外，还有字书、公文、账册、医术、占卜、历史语言等，对研究新疆地区历史颇多参考价值。

焉耆—龟兹文献，绝大部分被各国探险考古人员运往国外，分藏于柏林、巴黎、列宁格勒、伦敦、新德里、东京等地。早在1921年德国的泽格与泽格林刊布有《吐火罗语残卷A》两卷本，1953年根据托马斯遗稿整理出版有《吐火罗语残卷B》，是研究甲、乙方言的宝贵原始资料。我国学者冯承钧的《吐火罗语考》、季羡林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焉耆—龟兹文献研究贡献很大。

回鹘文献：新疆维吾尔族，在历史上称为回纥或回鹘。他们创制的回鹘文渊源粟特文，是古代维族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以前使用最广的一种文字。它在历史上曾为不同信仰的维族所使用，也用于一般世俗文献，如信札、契据等，元代时并用于木刻书中，一直使用到14、15世纪。而在甘肃酒泉附近发现的木刻本回鹘文《金光明经》则刻于17世纪（康熙二十六年）。除回鹘文外，维族自7到15世纪还用突厥文、摩尼文、婆罗米文以及粟特文、藏文、叙利亚文等不同古文字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有关社会历史、经济、文学、医学、天文学、语言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从10世纪下半期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出于宗教偏见，各种属于非伊斯兰的古代新疆维族文献曾遭致大规模的毁坏，所以现存的维族各种文献已为数不多了。

维族各种古文字文献，大体有历史文献，如《雀林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屈律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居庸关造塔功德碑》以及《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等铭文；有各种文契，如买卖奴隶、土地，借贷与遗产分配等；文学作品有民歌、挽歌、赞美歌、宗教诗歌等；宗教文献有佛教经典、摩尼教教义、忏悔词等。此外还有字书、历法、医学、占卜、文书、信札等。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对研究维族历史文化却十分重要。

西夏文献：据《辽史》记载，西夏赵德明时“制蕃书十二卷，又制文字，若符篆”。重熙五年（1036），赵元吴继承父位，命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其规范化，“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作为国书，“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流传大量经卷文书。（《宋史·夏国传》）至正五年（1345），元朝建造的居庸关六体文碑中有西夏文，长期无人辨认研究。1895年法国人德维利亚（Mr.Deveria）才肯定之为“西夏国书”。1898年德氏又认定《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亦为“西夏国书”。1908年俄国人柯兹洛夫（Π.K.Koзлoв）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址，盗掘一座古墓，劫走数以千计的各种文物资料。其中有《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俄国人开始以此研究西夏文献。我国学者在研究西夏文献方面也取得不少成绩，1919年罗福成研究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西夏文献研究论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载有《西夏文专号》。

西夏文字形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曾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两百余年。当时西夏与各王朝、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用此文字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等著作曾广为流传，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藏、回鹘文典籍和佛经。西夏文献国内收藏除大量佛经外，还有珍贵的文书资料，如《瓜州审判记录》。此外，还有大量的碑文、石刻、题记以及印、牌、钱币等。英国、日本、苏联收藏的西夏文献也相当可观。柯兹洛夫在黑水城所获的一批西夏文献，现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3年，苏联出版了这批文献的考订书目《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录文献四百零五种，其中佛经三百四十五种，世俗著作六十种。这批世俗文献的主要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番汉合时掌中珠》和《音同》已于20年代公布于世。至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又陆续刊布了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文海》《文海杂类》《孙子》《天盛年改定新法》以及《天盛二十二年（1170）卖地文契》《乾定二年（1224）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官阶封号表》等。

契丹文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创行有契丹文字，据《书史全要》记载：“辽太祖（872—926）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契丹文字分大、小两种，大字成于太祖神册五年（920），主其事者为突吕不和鲁不古；小字为太祖弟迭剌所造，据说是受回鹘文的影响，在改进大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比大字“数少而该贯”，称“小简字”，约成于925年前后。两种文字并用于辽、金时代，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下令停用，其后渐废，在东北地区行使二百七十余年。据《辽史》记载，曾用契丹字翻译了不少汉文书籍，但这些书籍皆已失传。已发现的契丹文献资料，主要有墓志、摩崖与洞穴墨书以及镜、钱、印章等。举其要者有辽太祖祖陵残碑、辽兴宗及仁懿皇后、道宗及宣懿皇后四哀册、故太师铭石记、肖孝宗墓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许王墓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等，正在辨认、考释研究整理中，尚未见专著出版。

蒙文文献：蒙古文字是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据1979年《全国蒙古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在国内六十家图书馆中，收藏解放前国内出版或抄写的蒙文图书资料约一千五百余种，总计七千余册。内容包括哲学、宗教迷信、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医学、金石拓片以及期刊杂志等十五类，材料十分丰富，为研究蒙族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可靠的根据。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是13世纪20年代的石碑铭文。在蒙古文献中，《蒙古秘史》值得特别介绍。此书成于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用畏吾儿字母写成的《蒙古秘史》撰者不明，已佚。该书主要内容记载成吉思汗至窝阔台汗时代社会历史情况，起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前的远祖孛儿帖赤那，止于窝阔台汗十二年，前后约计五百余年。一方面阐述了蒙古社会氏族结构及其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对蒙古国家制度形成作了生动描述，成为一部珍贵史书，同时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明洪武时期（1368—1398），编修《华夷译语》时，为解决语言隔阂问题，曾经组织人力翻译“秘史”，有蒙文的汉字读音，旁注汉文训释，别具特点。永乐年间（1403—1424）收载于《永乐大典》，名为《元朝秘史》，作十五卷，凡二百八十二节。此后该书逐渐流传于世，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在收藏蒙文文献集中的蒙古历史研究所中，有一部《阿剌坦汗传》（明代俺答汗），是传世仅有的抄写孤本，极为珍贵，对研究明代蒙古族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我国对现存蒙文文献已开始进行系统整理，据报载，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丛书《蒙古文献丛书》已开始编辑，这套丛书是八省区蒙古语文领导小组委托内蒙古师范学院负责编辑的。该丛书将对自古代至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凡用蒙古语文写作的有关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历史文献著作，都进行搜集、校勘、编辑出版。这对保护蒙古族的文化遗产，开展有关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科学研究工作，促进蒙古族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女真文献：金代女真人参照汉文字创制的一种民族古文字，分大字、小字两种。女真文字颁行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创新字为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颁行。金朝灭亡后，女真字在东北地区还有少数人使用，明中叶渐废，行使四百余年。现今流传下来的女真文献只有一种，即明代所编《华夷译语》中所收的《女真馆来文》、《女真馆杂字》与一些石刻，如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的“大金得胜陀颂”（位于吉林省扶余县石碑崴子）和永乐十一年（1413）黑龙江特林地方的“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碑等。

满文文献：满族文字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额尔德尼、噶盖奉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命，在蒙古文字字母基础上创制的。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达海改进这种文字之前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用此文字撰写的文献典籍，通行仅三十余年，绝少流传于世，现仅存《满文老档》等早期珍贵文献。

《满文老档》载事起于太祖起兵，止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用明代旧公文纸和高丽笺书写，老满文、新满文兼而有之。“老档原本”三十七册。“草本”依原本整理，成于乾隆六年（1741）。“正本”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老档”文献价值极高，是研究满族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最早的汉译本是金梁译本，共一百六十八条，五万余字，仅及原文二十分之一。翻译质量较差，错误不少。此外还有日本藤冈胜二译本以及辽宁大学历史系新译本，均可供参考。

达海改进后的新满文，在字母旁增加点或圈，又增加一些拼写汉语语音的新字母新形式，因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自此满文形体始定，通行两百余年，再无改变。清代定满语为国语，故满文又称清文。清代前期，与外国行文或重要文书，均用满文，为代表国家的文书。咸、同以后，满文应用已不如前，直至晚清，虽然满族已大部分采用汉文，但满文作为官方正式文字之一，仍在使用。清朝灭亡后，才逐渐废弃。

清朝曾用满文书写大量公文，编写历史，并翻译许多汉文典籍，也用满文进行了有关哲学、历史、语言、文艺等方面的创作。因之，清代文献，保存于满文图书档案中者为数很多。早在30年代，曾有人将当时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两家的满文藏书合编一目，收录满文图书达四百一十九种。197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作，将北京地区十三个单位的满文藏书合编一部《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收录满文图书文献八百一十四种；另编《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收载文献六百四十二种。这些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民族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文文献：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彝族文字在汉文文献中称作“爨文”，何时创制尚无定论。据《大定府志》记载：“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彝族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书籍有曰理命，言性理者；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辅苏，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主，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由此可见，当时彝族文献已大量存在，内容包括有历史、哲学、文艺以及天文等。明清以来的彝文碑碣、谱牒和社会契约文书等，流传至今者甚多。因此，不少汉族学者开始注意收集整理彝文文献工作。如抗战时期丁文江在贵州大方县收集的，由彝族罗文笔翻译出版的《爨文丛刻》甲编，凡九种三百四十九页，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有《说文》《帝王世纪》《献酒经》《解冤经》《天路指明》《权神经》等彝文经典。此外，尚有《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占吉凶书》等，尚无译文。1941年，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区所见的彝文抄本和刻本文献，计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多种。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曾向民间收集到二百八十余部彝文古籍，并组织彝文翻译组，进行翻译。于1955年至1966年间，经罗国义、王兴友等人释译了《西南彝志》《六祖纪略》《笃慕史记》《泸祖论》《洪水泛滥史》《水西制度》《水西传》《阿哲乌撒兵马记》《吴三桂入黔记》等二十五种。其中《西南彝志》二十六卷，三十七万多字，被誉称为“彝族历史巨著”。本书记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看法，描述了彝族及有关部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具体地表述了中国西南彝族各主要家支世系及其相互关系，文献价值极高。1977年，因“文革”中断的翻译组又恢复了工作，相继翻译了《宇宙人文论》《奴仆工匠记》等书。近几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从民间收集到彝文古籍三百多部，其中有明朝万历年间的彝文医药典籍，已翻译出版，十分珍贵。此外，散在地方的彝文文献仍不在少数，目前无法统计。如贵州毕节地区发现收藏彝文古籍二百五十七册，约四百一十万字，多数尚未译成汉文，需要进一步研究整理。

傣文文献：傣族历史悠久，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自西而南靠边境的弧形地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傣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傣族在历史上使用过五种不同形式的文字，即用新平傣文、傣绷文、傣哪文、金平傣文和傣仂文记录了大量文献。在五种傣族文献中，以傣仂文最为丰富，其次是傣哪文，傣绷文献国内不多，金平傣文未见于著录，新平傣文只有基督教经书。

在官府保存或民间流传的傣文典籍均用当地制作的构树纸或棉纸书写，内容十分广泛，有当地历史、政府文书、宗教经典、农田水利、天文历算、占卜问卦、道德教育、故事唱词以及文学语言等各方面内容，是研究傣族社会历史的宝贵材料。其中重要历史著作《泐史》，是现存西双版纳最古老的编年史，此书记载始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具有较高文献价值。《腕纳巴微特》是傣文著名医典文献，《三棵金竹》、《千瓣莲花》是用傣文写成的文学巨著。

傣族文献中数量最大的是佛教经典，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文贝叶经，享名于世。贝叶经的制造与刻写方法为，先将贝多树的叶子剪下后，七八叶或十来叶叠在一起用两块平板夹住，压上石块，再用圆竹棍在上面滚压平滑为止。然后剪成长度约一尺半到两尺，宽度约二寸半的书写材料。写经时将贝叶放在木架上，用铁笔刻写，又涂以干炭粉，擦上油，每十来叶即叠成一册，再压平、穿孔、穿以麻绳，以便传诵和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