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胡愈之，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1896年9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三）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父为清末秀才，赞翊维新，热心创办新学，民国后曾任县教育会长和首届县参议会议长。在父亲影响下，他自幼就读了谭嗣同的《仁学》等书，关心时事，认真阅读新书报。父亲和家庭的关怀使胡愈之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从而打下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1910年，胡愈之从县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越级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时鲁迅先生在校任学监，因而结下师生之谊。但下半年因患伤寒至1912年大病始愈，他不愿降级回绍兴府中学堂，改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为考清华和留学欧美做准备。半年后学校因学生太少而停办，这时家境衰落，父亲要他学好中文，准备就业，于是跟随绍兴名宿薛朗轩学习中文，薛老师为人和治学都给胡愈之很大影响。1914年10月，胡愈之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是年十八岁。
练习生的工作十分艰苦，编排校印各种杂务都得干，胡愈之正是从什么都干中熟悉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第二年，胡愈之专门从事《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东方杂志》还是一个资料性刊物，主要由编辑选译一些国外的政治、经济、学术、科技等资料，投稿很少。工作的需要，使胡愈之走上了刻苦自学的道路，他进夜校学习英语和世界语，并挤时间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读书。1915年开始，他就用英语和世界语翻译资料，到1920年仅在《东方杂志》就发表了他著译的文章三百余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科技等多方面，这表明他结合工作自学，学识有极大的提高。他在1920年3月发表的《相对性原理和四度空间》一文，证明他是最早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人之一。他的翻译能力，曾得到胡适的赞赏。20年代初，胡愈之已是一个出色的编辑、记者和著译者，成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主要编辑。
胡愈之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15年他在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就是宣传世界语的。他与许多国家世界语者建立了通讯联系，并担任了环球世界语会的上海代理员。他和上海的世界语者重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并任学会的领导，还与学会同人共同创办世界语函授学校和世界语刊物《绿光》。五四运动中，胡愈之作为商务编译所的职工代表，参加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五四前后，他还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和沈雁冰最早在商务提倡用白话文，促进商务革新。他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与郑振铎共同编辑《文学》旬刊，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他还与同乡一起创办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在家乡传播新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愈之和商务同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创办了《公理日报》，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他负责出版的《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有他的《五卅事件纪实》长文，指出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工人是起义的重要力量，胡愈之积极支持工人的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作为上海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但这时却发生了“四一二”政变，4月13日，胡愈之在宝山路上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残酷屠杀工人群众的暴行，义愤填膺，当晚就写了一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信，邀请郑振铎等几位好友共同签名，即送《商报》公开发表。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同志赞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胡愈之的抗议信引来了反动派对他的忌恨，为免遭迫害，他不得不于1928年初流亡法国，进巴黎大学学国际法，还进新闻专科学校学新闻。在学习的同时，他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做深入调查，并曾到英国、比利时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当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胡愈之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促使他潜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欧洲现实的考察和深入理论探索，胡愈之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930年底，由于法郎对中国银元比价上升，使留学经费难以为继，胡愈之决定从陆路经苏联回国，在苏联世界语学会的帮助下，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七天，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商店等，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显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更坚定了他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信心。1931年2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不久就写下了《莫斯科印象记》。此书冲破国民党政府封锁，真实地报道了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步与成就，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一年之内就再版了五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胡愈之立即著文提出了绝交宣战的抗日主张，他在《生活》周刊上的文章，有预见地指出：“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商务被毁于战火而停业，胡愈之进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在上海的远东分社，任该社中文部编辑和记者。8月商务复业，胡愈之以承包方式主编《东方杂志》，他在复刊词中指出：“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东方杂志》成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阵地，但却不见允于统治当局，仅半年胡愈之就被解雇而离开商务。
共同的抗日愿望，使胡愈之和邹韬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离开商务后，胡愈之就积极为《生活》周刊写稿，并帮助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1932年12月，由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对专制统治和营救爱国政治犯，胡愈之和邹韬奋一起参加了“同盟”的活动，均被推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反动派对“同盟”的活动恨之入骨，7月，特务在租界杀害了“同盟”领导人杨杏佛，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同盟”被迫停止活动，邹韬奋也出国暂避，胡愈之因有哈瓦斯通讯社的掩护，得以留在上海。在革命事业不断遭受挫折，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胡愈之经受了考验，1933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直接领导下，胡愈之全力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邹韬奋出国，胡愈之接替他担起了《生活》周刊编务和生活书店建设的工作。在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的情况下，他力图把生活书店建设成为坚强的革命文化堡垒，以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吧！》赞扬福建人民政府，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因此，《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但他立即又请杜重远出面，登记出版《新生》周刊，以替代《生活》周刊。他又策划联络创办了《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等多种进步刊物在生活书店出版，也使鲁迅等一大批作家和生活书店建立了联系。他积极充实生活书店的编辑力量，编辑出版社会科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生活书店迅速发展。
1935年，日寇向华北进逼，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借机挑衅，声言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要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令《新生》停刊，还判主编杜重远十四个月徒刑。胡愈之在“新生事件”中进行了积极斗争，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他在文化界积极串联，与沈钧儒、邹韬奋共同商讨成立救国会，他还通过杜重远共同做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反蒋抗日。年底，上海文化界、妇女界等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也取得成效。“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国新高潮，也使救国会组织迅速推向全国，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胡愈之没有公开担任救国会的职务，但却是实际上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0月19日，鲁迅逝世，由救国会组织治丧，胡愈之是治丧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葬礼的具体组织者，使葬礼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也表现了救国会的力量。1936年11月，南京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领袖，以镇压救国会的救国运动，这就是“七君子”事件。胡愈之是营救“七君子”的主要组织者。首先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抗议活动，利用一切可用的舆论工具，发表国内外声援“七君子”的函电，迫使当局不得不公开审判“七君子”。接着他又组织一批知名律师来为“七君子”辩护，在法庭内外都把反动派驳得理屈词穷。胡愈之还亲自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政府迫害爱国人士的丑恶面目。最后，胡愈之又请宋庆龄、何香凝牵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入狱运动。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释放了“七君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七七”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上海也组织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胡愈之被推为协会常务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协会主要领导由国民党市党部的人担任，以控制协会的活动，但也为共产党和左派人士公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造了条件。胡愈之参与创办了国共两党合办的《救亡日报》，他又以协会名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由他任主任，组织进步记者提供新闻，又通过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消息，编成新闻稿，向外国记者和华侨报刊发布，第一次为共产党八路军开辟了对外宣传的渠道。
胡愈之还把救国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织起来，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形式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工作，这个聚餐会在上海陷落后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通过他在租界开展了救济难民的工作，创办《集纳》、《译报》等报刊继续开展抗日宣传，还办了社会科学讲习所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也是通过聚餐会筹集了启动资金，胡愈之成立“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后来又在这基础上，出版了二十卷巨著《鲁迅全集》，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8年4月，胡愈之为筹集《鲁迅全集》出版经费而离开上海到武汉，周恩来同志要他留下参加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他任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工作很难展开，但胡愈之以上海国际宣传委员的经验，与范长江和青年记者学会研究策划，以合作社形式成立国际新闻社，这是继《新华日报》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又一重要新闻机构。武汉陷落，胡愈之离开军委会政治部，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工作。胡愈之作为救国会代表，和广西当局建立了良好关系，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委员和该会文化部副主任。他又把在桂林的救国会核心人物组织起来，搞了一个聚餐会，共同商讨发展桂林抗日文化工作。这时国际新闻社也搬到桂林，胡愈之作为领导人之一，积极出谋划策，使国际新闻社迅速发展，发出的新闻专论稿被全国各地报刊采用，香港分社还向海外华侨报刊供稿，编印了英文的《远东通讯》发往国外。胡愈之又代表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创办了文化供应社，担任编辑部主任，出版了《抗战建国辞典》，编了一套通俗百科知识的《国民必读》小型文库，文化供应社很快成了后方重要的抗日文化机构。胡愈之还为在桂林的生活书店和《救亡日报》做了许多工作。
因形势变化，1940年7月下旬，胡愈之离开桂林到香港，不久应《南洋商报》之聘，到新加坡任该报编辑主任。南洋侨胞是爱国的，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筹赈总会，为国内抗战筹集物资和人员作了很多贡献，《南洋商报》与陈嘉庚关系密切，胡愈之办报方针就是支持陈嘉庚和南侨筹赈总会，团结广大侨胞共同抗日。他到职后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指出：南洋和中国的敌人都是日本，广大南洋侨胞起来抗日，就是保卫中国，也是保卫南洋。胡愈之以爱国民主人士立场呼吁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澄清吏治，开放言论。胡愈之所撰多篇社论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使《南洋商报》销路大增，也推动了南洋华侨抗日民主运动发展，增进了胡愈之和陈嘉庚及广大侨胞的友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愈之邀集文化界人士成立了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办了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接着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胡愈之是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在抗敌动员总会组织下，成立了数千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武装保卫新加坡。但英国殖民当局没有抗日决心，很快就向日军投降，1942年2月，胡愈之和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
胡愈之辗转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叫巴雅公务的小镇，郁达夫等一些文化界人士也集中到这里，他们隐姓埋名住了下来，以酿酒和制肥皂来维持生活。胡愈之还把文化界的难友组成一个同仁社，共同学习印尼语言，了解印尼社会和历史，分析战争形势，互相鼓舞斗志。1944年2月，郁达夫真实身份被日寇发觉并受到监视，郁达夫叫胡愈之赶快离开，胡愈之由苏西转到苏东，在棉兰附近的完达山上住下，一直到日本投降，而郁达夫却在日本投降时被杀害了。
1945年9月底，胡愈之回到了新加坡，国内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他决定留在新加坡，开辟文化宣传阵地，团结南洋侨胞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靠侨胞帮助，他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先是代销国内的进步书刊，12月由他主编出版了《风下》周刊，刊物成为青年学习和认识世界最好的精神食粮。他还利用刊物办起了自学辅导社，帮助有志青年自学成才，编写自学课本，并请名家为学员批改作业，使参加自学辅导社的学员提高文化和政治素质，成为华侨青年中重要进步力量。在胡愈之努力经营下，新南洋出版社迅速发展，成为进步文化宣传阵地。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救国会是“民盟”成员组织，胡愈之作为救国会创建者和领导者，受“民盟”中央委托，在南洋建立和发展民盟组织。胡愈之和华侨知识界人士及爱国侨领都有密切联系，在他积极动员下，很快把华侨中进步爱国人士吸引过来。1947年9月底“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民盟”马来亚支部，胡愈之任支部委员，马来亚“民盟”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重要力量。
国内全面内战爆发，南洋的爱国民主势力和独裁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仅有的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已难适应革命宣传舆论的需要，胡愈之与爱国侨领磋商，决定创办一张大报，作为华侨爱国民主派的喉舌，以扩大革命宣传阵地。1946年11月，日出八大版的《南侨日报》诞生，胡愈之是董事和社长，负责言论方针和编辑事务，《南侨日报》颇有战斗力和吸引力，很快在南洋华侨中产生巨大影响，被读者誉为“民主堡垒”、“公众喉舌”。
1948年4月，胡愈之到香港向党组织和民盟中央报告工作，这时英殖民当局颁布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非法，也取消了“民盟”，胡愈之已不能回新加坡了。中国共产党“五一”发出了召开不包括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胡愈之奉命回党中央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8年8月，胡愈之与沈兹九离港北上，经韩国到大连，进入解放区，9月底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党要他继续做统战工作，并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做最初的筹备工作。胡愈之和已到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共同成立了“民盟”华北解放区第一小组，为迎接大批民主人士到来做准备。北平解放后，“民盟”总部迁至北平，成立“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胡愈之是“临工委”委员，受命筹办“民盟”机关报，1949年6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光明日报》出版，胡愈之为主编。胡愈之还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副主席、代主席，一直是“民盟”担负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胡愈之还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历届全国政协，任常委和五届政协副主席。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六届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还担任过出版总署署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政府领导工作。他也是外交学会、对外友协、世界语协会等人民团体的领导者，为人民外交和世界语运动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费孝通等著：《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2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上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上虞文史资料》第6辑《纪念胡愈之专辑》，1991年版。
胡愈之著：《胡愈之文集》第1—6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