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与基本假设

2.1.1 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大量运用生物隐喻与生物进化论思想后，演化经济学逐渐完善了以惯例、新奇与搜寻、选择过程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基础。

（一）惯例

在演化经济学中，企业被看做有机体，能够在竞争中运用自身知识做得比竞争者更好的企业将被看做“适者”，而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给企业带来竞争性适应能力的是其拥有的组织和技术，这些特征支撑着产品设计和生产方法。正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和组织结构等作为历史的载体，通过模仿而传递，凡勃伦观察到制度与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发挥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与知识分散性明确提出了“惯例”的概念，指出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信息和技能的功能。同时，将惯例设想为一种“组织基因”，每个企业的惯例可以看做企业知识与经验的载体，惯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构成了企业间不同的特征。费尔德曼（Feldman）则认为惯例是研究组织和经济变迁的中心分析单元，惯例与组织结构、技术创新、社会化及决策制定存在一定关系。

（二）新奇与搜寻

惯例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日常性习惯化行为。而新奇主要强调种类和多样性，诸如遗传基因的变异并导致行为的变化。经济系统内的新奇事先是不可预测的，在经济系统内不断产生，不仅是经济系统演化的核心，也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区别。纳尔逊和温特指出，变异是对惯例的破坏，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搜寻”与评价现有惯例有关，搜寻过程可以看做企业发生变异的过程。搜寻产生的变异或新奇是多样化的前提条件，是联系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与选择过程的桥梁。

魏特认为，如果“未知的范围”所包含的认识论约束得到承认，演化理论就能划分为事前显露分析和事后显露分析，界线是新奇内容的显露。事前显露分析解释新奇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事后显露考虑的是当新奇的内容被知晓后如何去阐释新奇扩散的原因、时间和方式。新奇创造取决于两个因素：个体认知模式的不同和社会制度是否鼓励创新，前者来自个体偏好或知识的主观性质，后者则是“流行的思想习惯”。

（三）选择过程

对于社会经济系统来说，新奇或变异产生后，其他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市场选择。在阿尔钦（Alchian）看来，选择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纳尔逊和温特意识到选择机制不能忽视主体能动性因素，指出主体满意、惯例刚性等因素对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弗罗门（Jack J.Vromen）则主张在“外在市场的选择”和“主体自己的选择”间作出区分，认为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是并列共存的选择机制，而且选择性学习既是变异机制也是选择机制。

哈耶克指出，选择是多层次的，包括个体生理性意义上的遗传选择、智力和知识演进过程的选择、在直觉和推理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演化。通过选择过程，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目前所处的状态，也可以预测经济系统未来可能的演进方向。费舍尔（Fisher）提出了模仿者方程，其目的是反映并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进行模型化表述。模仿者方程运用分布中的群体动差来解释演化的变迁，该方法逐渐成为之后研究选择过程的主要工具。

2.1.2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条件与经济现实不一致的缺陷，演化经济理论对其进行了大量批判，形成了更具现实性并符合演化逻辑的基本假设。

（一）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及满意假设

经济主体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由阿罗（Arrow）提出，他认为有限理性即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而此种理性又是有限的”。20世纪40年代，西蒙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解释了其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二是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按照西蒙的理论，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其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因此，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最优”标准，而只是“满意”标准。满意假设是演化经济学对新奇出现进行解释的逻辑起点。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就成为人们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的推动力量，最终收敛于当前可行的选择，搜寻动机消失。

（二）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假设

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简化和确定性的世界观，演化经济学把经济世界看做复杂的层级系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不确定性并不是指世界完全杂乱无章，而是指未知的新奇不断突现。演化经济学区分了经济世界中不同变量的变化速率：某些事物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比如制度、习惯和惯例；某些事物的变化是相对较快的，比如价格、市场等。同时，演化经济学把多样性看做分析的基本起点，认为经济体系中多样性的生成是经济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梅特卡夫从宏观角度将演化的逻辑过程表述为多样性的再创生、多样性的减少（选择和路径依赖过程）和减少了的多样性（出现稳定结构）三个阶段。在安德森、纳尔逊和魏特看来，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事象和创造性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也正是系统的多样性推动了演化进程。

（三）时间的不可逆性

演化意味着系统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时间不可逆反映了演化理论的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多西（Dosi）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行为者的当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熵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弱化或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早期演化经济学家曾论及不可逆现象，阿瑟关于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研究即是典型的例子。正是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微小的历史事件才能通过正反馈效应导致某种可能并非最优技术的“锁定”，诺斯后来把这种思想推广为对制度变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