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将其应用到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领域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2.3.1 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

对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的分析是演化经济学应用的一个重要成果。作为率先提出经济变革持续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创新看做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非连续的不确定性过程。借用生物学术语，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做 “产业突变”。此后，学者们将生物系统和技术系统进行类比，对技术创新的起源和过程进行了阐述。纳尔逊和温特认为创新动力来源于解决问题的努力，“以现有惯例作为目标而开始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反而可能导致创新”，魏特也认为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产生创新，其动力既可能源于企业内部不正常情况的出现，也可能源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于环境压力推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多西的“环境选择模型”证明技术创新动力来自环境选择，只有适应环境的技术才能避免被淘汰。纳尔逊运用进化论思想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创新是一个学习、搜寻和社会选择的过程，当作为企业知识和经验载体的惯例运行无法达到满意效果时，产生对现有惯例调整的搜寻活动（如研究开发），经过市场的自然选择，新惯例或惯例的新组合得以保留。此外，龙西尼（Leoncini）对长期性技术变迁的性质进行了考察；保罗·大卫（Paul David）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研究中，用技术的相关性、投资的准不可逆性和正的外部性或规模报酬递增三种机制解释了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现象。

对于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的互动关系，演化经济学形成了“选择—竞争—适应”的分析框架。阿瑟认为技术创新导致收益递增的内在机制，使得技术在产业演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技术与产业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多元化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市场竞争加以协调，伴随着选择机制，有的技术被淘汰，有的技术生存下来并成为主导技术，形成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帕维特提出创新模式的产业依赖理论模型，通过实证表明不同产业之间的创新实践存在着广泛差别，特定产业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创新行为，而创新行为对产业环境也具有塑造和反馈作用。达斯古普塔（Dasgupta）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了市场结构的内生性问题，认为不仅市场结构影响创新行为，创新行为也影响着市场结构的形成与演变。

2.3.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制度变迁及其演化的研究部分沿袭了凡勃伦—康芒斯传统，把制度看做一个复杂的和路径依赖的动态系统，从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辩证发展的和历史的视角分析制度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识到早期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无法适应制度演化分析的问题，通过修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不确定性、锁定、低效率选择和路径依赖等问题。诺斯指出，由于经济活动中当事人对世界的认知不完全，加之决策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想获得对未来发展情况的明确认识，不能仅依靠现有信息和知识进行决策，而必须通过对人们心智模式的了解弱化不确定性，以稳定预期、协调社会行动和提高人类认识环境的能力。诺斯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认为制度不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的最优化选择过程，而至少部分（非正式规则）是演进的结果，制度演化的评价效率只能是适应性的，其优劣取决于当事人通过各种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来发现知识的能力。同时，诺斯强调个人学习和社会学习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进而指出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认知根源，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的过渡，最后到达经济层面。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演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秩序不是来自某些人的理性设计，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内生于社会制度系统之内、自然形成的社会扩展秩序，是人类社会制度向前演化的关键，其寓意是：试图有意识地对演化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设计，将极有可能带来更差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肖特（Schotter）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中，形成具有转折意义的制度博弈工具，并且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进行了形式化论证，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对策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对策非合作均衡，而不是一次性博弈的结果。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通过建立主观博弈模型说明其演化思想，形成了一种内生性对策均衡的制度观，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伴随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对制度共同认知的变化，经济状态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移过程。青木昌彦在对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分析中指出，各种制度之间是互相关联和互补的，不仅存在共时关联性，还存在历时关联性，制度的演进机制是重复嵌入和相互捆绑的，广泛存在着蝴蝶效应和棘轮效应。

2.3.3 经济增长的演化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演化经济学则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演化增长理论把微观过程与宏观现象结合起来：在微观基础方面，采用个体群方法和异质性假设，关注非最优化的选择结果；在宏观增长方面，演化增长模型以模仿者方程模拟选择过程，选择过程导致经济结构的变迁，而经济结构变迁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纳尔逊和温特阐述了以技术进步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演化过程，为说明这一过程，纳尔逊和温特构建了两种技术与一种可变投入下增长的演化分析模型，主要用于说明某种新技术在一个行业内取代旧技术的过程及其对行业生产率等变量的影响。继而，纳尔逊和温特又将模型推广到多种技术与可变投入下增长的演化分析模型，认为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技术对低生产率技术的替代存在两种机制：一是使用高生产率技术的企业自身得到较快的发展；二是该种技术被其他企业竞相模仿和采用。在纳尔逊和温特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梅特卡夫和吉本斯（Gibbons）的演化增长模型关注新技术的扩散，对新技术引入中的随机因素进行了限制。多西和斯尔韦伯格（Silverberg）认为企业改进技术的方式不是通过独立的搜寻活动，而是通过与操作相关的学习。

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展了强调制度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指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导致其缺乏解释力的关键。诺斯把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综合考虑，认为当经济进入一种好的市场机制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形成有力的反馈机制，强化了原始轨迹，促使经济走向持续繁荣；如果进入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也会形成路径依赖，陷入长期混乱与萧条。纳尔逊利用惯例概念将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统一起来，提出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纳尔逊指出，惯例是一种程序，生产中每一种分工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技术可称为物质技术，而劳动分工和分工之间的协调即制度可称为社会技术，社会技术的概念涵盖企业组织的制度、市场制度和公共选择及行动。物质技术的进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社会技术主要通过推动物质技术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