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基本概念的界定
1.1.1 技术创新的内涵
熊彼特（J.A.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技术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的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被创造出来；实现任何一种工业中的新的组织，例如，生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自熊彼特之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厄特巴克（J.M.Utterback）在《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中认为：“与发明和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是技术上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缪尔塞（R.Mueser）对学者们在技术创新概念与定义上的主要观点和表述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指出“当一件新思想和非连续性的技术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到实际和应用程序时，就是技术创新”是普遍观点。在此基础上，缪尔塞做了如下定义：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这一定义表达了两方面的特殊含义：第一，技术创新活动的非常规性，包括新颖性和非连续性。第二，技术创新活动必须获得最后成功实现。也就是说，将技术发明所阐明的技术新思想转变成可以投入市场的产品和工艺，进而通过功能、结构、市场三方面的分析，将技术原理上的可行性转变为具有一定的能够占有市场的可行性，完成这个过程就是技术创新。
同时，部分经济组织和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了技术创新的内涵。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原有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技术变化，如果在市场上实现了创新，或者在生产工艺中应用了创新，那么技术创新就完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U.S.A.）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并组织对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的研究，迈尔斯（Mayers）和马奎斯（Marquis）作为主要的倡议者与参与者，在1969年的研究报告《成功的工业创新》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变革的集合，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从新思想、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解决各种问题，最终使一个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实际的成功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更宽的范围上界定了技术创新的概念，认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明确地将模仿和不需要引入新技术知识的改进作为最终层次上的两类创新而划入技术创新定义范围中。
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企业传统生产方式，也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科学界重新思考技术创新的内涵。《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科技创新》在对科技创新复杂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科技创新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的涌现现象，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革，催生了知识社会，使得传统的实验室边界逐步融化，推动了科技创新模式的变迁。在新形势下，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需要构建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驱动、以社会实践为舞台的共同创新、开放创新的应用创新平台，实现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并驾齐驱。
综合现有文献的有益观点，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及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两大环节。
1.1.2 产业演化的内涵
产业演化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而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将产业演化纳入经济演化研究中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演化经济学为产业演化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广阔的分析框架。
（一）马歇尔的产业演化思想
尽管马歇尔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了物理学的机械类比——“均衡”，然而自始至终，马歇尔都认为并指出，产业的均衡仅仅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产业发展的完整分析应该包括产业的创生、选择、均衡和失衡等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提到了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过程。马歇尔的产业演化研究的基石在于对企业组织多样性和异质性的重视。尽管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经济生物学的向往和对斯密理论的尊重。斯密理论对劳动分工与组织异质性曾有过精彩论述，马歇尔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歇尔认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在于报酬递增倾向与递减倾向的相互作用，报酬递增的来源是组织的演进，而组织的改进也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使用率。后来被广泛应用的内部和外部经济性在马歇尔的理论中是这样被规定的：内部经济性来源于产业内部的个别企业的资源及其经营管理效率，外部经济性则主要是指产业间的关系或产业总体发展带来的效率。同时指出，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内外部经济性的共同作用，这种洞见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产业的演化是产业所处环境和产业内部个体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此时马歇尔对产业发展的推断虽然稍显粗糙，却道出了产业动态发展的本质。
代表性企业是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然而其缔造者马歇尔的本意却并非抹杀企业组织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相反，马歇尔对企业组织的异质性是极为重视的。马歇尔认为，由于偶然或人为因素，任何产业内部都会存在一些好企业和差企业。为了更好地解释产业层面的供给均衡与企业层面的非均衡问题，马歇尔创造了代表性企业的概念。代表性企业能够获得一定总量的内部经济性与外部经济性，具有固定规模和正常利润。代表性企业的概念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渡，却被后来者当做核心观点而一再引申和深化。
（二）熊彼特的产业演化思想
熊彼特对经济演化思想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对创新的透彻分析，更重要的是将产业的演化问题纳入经济演化的研究中来，并着重阐述了创新与产业演化的相互关系。熊彼特认为，创新与产业演化是相互作用、互为反馈的。产业演化影响创新的形成，创新的产生和扩散促进了产业演化。
创新与产业演化之间的互动反馈关系在若干年后才重新被经济学者们重视起来，这些研究继承了熊彼特思想的精髓，重点强调创新在产业演化中的核心作用，同时采用动态的视角和方法分析经济过程。部分研究将历史学派的观点纳入分析当中，通过对不同产业技术和地区的产业演化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之间，创新与产业演化的相互作用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普遍存在差异的，技术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区域因素将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
另有部分研究从创新和产业动态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对熊彼特的观点进行了深化。许多研究将企业进入、创新与成长的关系、企业规模分布的稳定性程度、企业绩效差异化的持续性程度等作为产业演化的因素表征，并强调产业集中度、企业年龄分布和创新特征在不同的产业中存在显著的差异。技术变革与产业动态发展的互动关系从创新理论发展的开端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随后的理论发展中，实证数据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技术变革影响产业动态，而产业动态又会影响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具有时滞性的，同时会对经济系统的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技术变革对产业演化的影响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对竞争者来说，水平影响即技术变革带来的竞争优势的变化更为重要，垂直影响则主要指技术变革给客户和供应商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产业演化的特征被总结为：产业演化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和制度环境，是企业与个体学习过程的结果，也是具有异质性的行动者在网络中通过互动生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将产生技术创新（产品和生产工艺）和制度演进（行动者、关系、制度和知识）。
从熊彼特的开创性研究以及随后进行的带有实证数据支持的深入研究中，可以看出创新与产业演化的多维度联系。创新促使产业特征不断地演化，包括知识、学习、行动者的特征和能力、产品类型和制度等。同时，产业内市场结构以及个体之间互动网络的变迁也会影响创新和产业绩效。
（三）演化经济学的产业演化研究
演化经济学主要围绕对正统经济学企业理论相关内容的批判发展而来。完全理性观点是演化经济学首先推翻的假设。西蒙（Simon）对有限理性概念的论述影响了演化经济学者，这一概念也成为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任何个体和组织都不可能做到对如此复杂而又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的所有可能性的完全认知，哈耶克（Hayek）的进化理性主义也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为人类的无知留有空间。基于这种认识，就不难得出完全理性与完备信息不可得的结论。即使为了研究之便，这种假设也是错误的，将会导致与现实大相径庭的结论。而利润最大化原则也更加虚无缥缈。一方面，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使得企业组织无法确定最大化利润的具体数据；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组织现存战略尚能满足对适度利润目标的追求，企业通常将不会选择进行改变。
演化经济学将生物学隐喻纳入其理论体系中，将生物学研究中的基因复制与遗传机制转化为差异、选择和复制三大机制，认为其决定了经济演化的进程。差异指企业组织在结构及战略上的不同。演化经济学者提出企业组织的差异性主要来源于内在的知识基础。企业组织的知识一般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通用知识，另一个是专用知识。通用知识通过一般性的书本学习或行业沟通等渠道即可获得；专用知识则是不能以成文的规范形式加以传授，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专用知识由于主要来源于企业组织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是企业组织独有的，而成为企业组织异质性的来源。这种异质性是企业组织相对稳定的特征，也是企业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选择机制顺利运行的基础。
选择即为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也就是环境对个体优胜劣汰的选择作用。进化生物学认为，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是达成生存目标的前提条件。演化经济学者指出，作为经济演进个体的企业组织同样适用这个结论。选择机制在组织演进中是基于企业盈利能力发生的：能够实现利润者生存下来，而遭遇亏损者将逐渐消失。企业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可以划分为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主动适应是通过主动学习和创新在组织演进中引入正反馈机制，带来短期内激进式组织形态变化；被动适应强调环境中惰性因素的制约，通过特定的负反馈机制决定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渐进式变革。选择机制的基础是企业组织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资源与核心能力较强的能够跟上环境变化的企业，得以成长，而较弱的、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较差的企业组织则将被逐步淘汰。
复制的概念则来源于进化生物学中的基因传承。演化经济学者将基因的概念引入经济演化研究，而企业的“基因”就是组织惯例。由于企业组织的行为大多数是可预测和重复的，所以这种行为模式也就是惯例。组织惯例决定着企业的行为，同时也具有可遗传性。企业组织通过对成功惯例的复制得以延续，在许多情况下极大地缩短了企业组织适应环境的时间。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惯例的存在将使得企业组织适应环境的过程受到一定限制，甚至造成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成为不可能，使企业组织陷入“适应陷阱”。
如果在演化经济学框架下对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总结，就会发现这样的联系：企业组织的差异性来源于不同的组织惯例，环境将选择能够适应的企业组织，使之生存下来，而这些企业组织的惯例也因此而被保留，也就是被复制。由此描述的产业演化仍旧是一个静态的被选择过程，然而企业组织是存在改变现状从而获得持续生存的动机和可能的。因而，需要引入拉马克主义的变异产生机制，即只要环境压力足够大，企业就会主动介入一个搜寻过程，寻找能提高自身同环境适应程度的渠道。不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企业会比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更有搜寻的动力。而只有在选择的结果被环境肯定而获得合法性后，才能够形成新的惯例，从而引入反馈效应的影响。
应该说，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仅为产业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而且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新颖的分析视角，大大拉开了产业演化研究的帷幕。